我曾当记者的日子

进入长沙铁道学院后，我有两年的院报记者协会工作经历，不过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很多事情和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进入记者协会，也是缘分所致。我们新生入驻的宿舍是4舍，我住三楼320房，楼上4楼423（具体记不清楚）住着一位李姓师兄，内蒙人，是当时记者协会的部长，我们聊过几次天，最后经他的推荐进了记协，既是记者，也是记协的副部长，负责报刊发行，属于跑腿的人。

进入记协的另一个原因，与我个性有关。当时，我是特别自信的人，中学虽然学的理科，但作文一直很好，补习班的语文老师经常会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来念，百分作文也是常见的，所以我有底气，觉得自己行，能够胜任记者和记协的工作。其次，我是一个干事情认真的人，诚实，不会投机取巧，能值得信赖吧，加上口才比较好，能涛涛不绝地讲话，具备一个记者的基本条件。

院报的社长是张惊涛老师，是我的常德老乡，戴着一副眼镜，圆脸，短发，一看就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性知识分子。张老师为人平和，亲切，好打交道，但我与她打交道并不多。她的女儿也是记协的一员，是一位标准的美女加才女，长得像张老师，我印象深刻。

记协有几位师兄非常帅气，用风度翩翩来形容还不足以表达，谈吐幽默风趣。我同系的李师兄是一个顶瓜瓜的大才子，写了不少好文章，很得张惊涛的欣赏，印象中张老师曾建议他走记者这条路，但后来怎么样，我并不知道，我们失去了联系。一位穿风衣的大帅哥，应该是当时记协的扛把子，估计是快毕业了，很少在记协的会议中露面，但我听其他的人说过他，他应该是活动能力很强的人。

记协的师姐有四五位吧，除了张老师的女儿之外，还有外语系的李师姐（名字忘了）和与我同系的王师姐，新生中和我一同进记协的有一位王师妹，来自云南，后来因为成绩不好，被老师劝离了记协。同系的王师姐，我们交往较多，她毕业之后，我们还有书信往来，但后来她离开了铁路，我们便没有了联系。王师姐会唱黄梅戏，多才多艺，给我的帮助很大。

我在记协干了两年，大三因实习任务重，便离开了记协。其实在大二的时候也就没有怎么参加活动了，因为学业任务重，而张老师的要求是很严的，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她是不允许在记协工作的，所以，记协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考试挂了科，马上就会响起张老师的警报。

在记协有没有写出什么好文章，我真的忘得干干净净了，但估计应该是没有的，不然怎么会不记得呢？相反，我在文学社《大学潮》上还是写了几篇自以为是的佳作，其中一篇用二百多个"心”词语写就的《群心灿烂，相映成趣》的文章展现了我别具一格的文才。当然，在内心上，我是觉得自己很难在文学上有一条好路可走，在记协和写作方面投入并不太多，也就不可能有较好的成绩和耀眼的成就。

院报记协的工作当然是很锻炼人的，对提高文学水平、新闻敏锐性、办事交往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进入记者协会，也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在一定程度上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而不致于书生意气太重。

在长沙铁道学院记者协会，认识了一群富有活力、文才飞扬的师兄弟，是幸运的，同时也知道了从事文字工作的不容易，知道挑灯夜战、忍耐孤独与寂寞的辛苦，从而让自己及早地做出了选择。

我并没有在文学道路上深耕前行，而当一种业余爱好也是近几年的事情，文字给予我愉悦，我才坚持下来，尤其是近来一些理性的思考，让我的生活变得轻松。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爱好一件事，应该让自己愉悦，而不是难受。写文章，应该让自己快乐，也要让读者有收获，这样才有意义。

我在长院当记者的日子，最重要的应该是明白了守住根本的意义，即学生就应该以学业为重，绝对不能忘了根本，去走一条南辕北辙的路。有人为了并不擅长的文学，把自己弄得像孔乙己一样，是不值得的。人，首先是可以生存下去，其次才是去追求，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即便是现在，我也是这样的，一定要学好业务，胜任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