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色

一抹橘色点燃了黎明的曙光。

是母亲。

她头戴橘色帽子，身穿橘色马甲，面皮晒得黝黑发亮，正挥舞着大扫帚，在黎明的大街上扫下一片金光。

母亲最初加入村里的物业公司时，已经六十多了。城里这个年岁的老太太，怕是正优哉游哉地跳着广场舞，即便村里的同龄老人,也该是孙儿绕膝，享受天伦之乐了。干了一辈子农活，落下一身的疾病，难道还没干够吗？我们兄弟都有些不解。“干着呗，闲着也是闲着。”母亲的笑灿烂如孩童，可语气却很坚定，我们方知她对于此事，竟有莫大的兴趣。

“这点儿活根本不累，跟玩儿似的。”说起自己的工作，母亲滔滔不绝：“咱村从东头到西头，哪儿不是熟人？谁见了不是婶子长、大娘短的打招呼？又是搬凳子，又是端水，热情的很！不耽误干活，也不耽误聊天，哪儿找这好事去？”我知道她说得轻松，可那黝黑的脸膛却骗不了人，头上那褪去光泽的白发，更是刺得我的眼睛一阵酸涩，不由得再三跟她确认是否吃得消。“一天也就干上两个小时，太累的活儿也不能让我们这帮老太太干不是？我这背啊，一闲下来就疼，一干活，它就好了。你说奇怪不？”母亲说话时，橘色马甲上的闪光条不停晃动，闪耀着绚烂的光华，就如同此时母亲身上迸发出的活力。

有一次碰到了后街的杨大嫂，她笑呵呵地对我说：“你们老太太啊，干得可真带劲儿！我见她一边捡拾垃圾一边往路边树上瞅。问她瞅啥，她说瞅钱。哈哈，原来是找蝉蜕呢，老太太随身带着塑料袋子，这一夏天可没少捡了蝉蜕。”回到家一问母亲，她果然带着几分自豪说：“你猜我这一个月卖蝉蜕换了多少钱？800元。”

“妈，您钱够用吗？”

“够啊。”听到我的问话，母亲微微一愣，随即省悟：“嗐！我不是不够花，是不愿意闲着。这老胳膊老腿的，一闲下来呀，这病肯定也就来了。我们能自己挣点，又能锻炼身体，这不一举二得吗？”

母亲的话让我一阵惭愧，同时心头又是一阵酸涩。父母都是农民，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元的养老金，一辈子围着我们兄弟几人打转，临退休也没落下几个养老钱。可二老退休数年来，愣是没要过我们一分钱，却还总在我们回家的时候，又是米又是面，又是菜又是油的接济我们。娘啊，您让我们情何以堪！

数月之后再回去，我发现屋里的沙发不见了。那还是我结婚时买的沙发，十几年下来早已破旧不堪。皮子已经脱落，架子也散了，估计里面的弹簧已是锈迹斑斑、东倒西歪了。坐上去须小心翼翼，还得双腿用力撑着自己，生怕稍不留意，就会连人带沙发一起坍塌。我们早提议把它换掉，可母亲就是不同意，“换它干嘛？反正平时也没人坐，留着是个念想。”

这回好了，母亲自己给换了。

那是一套漂亮的实木家具，沙发、茶几、餐桌一应俱全，红亮的油漆纤尘不染，把这老屋装点得重换生机。“旧时栏楯，亦遂增胜。”也就是这般光景吧。

“做了份兼职。”看着这套家具，母亲的笑脸像绽开了幸福的花儿，眼角的皱纹里都带着几分得意。“跟几个同伴，给人家管理菜地。物业经理说了，就要三个人人。我年龄最大，却是最先留下的，那些年轻点的却都给刷下来了。”母亲说话时的那份骄傲，像极了小时候得了奖状的我。

我轻抚着那套桌椅，忽然觉得它异常珍贵。那上面浸润着母亲的汗水，镌刻着她不愿言说的自尊。以前舅舅曾说：“中国的老人们啊，懂事得让人心疼。”是啊！我们的父母啊，总在心中默默盘算，如何不成为我们的负担，不成为我们的牵累。他们给予我们的是如此之多，而向我们索取的却又如此之少。面对他们，我们又有何资格抱怨“内卷”，有何面目敢说“躺平”？

他们在用一生予以我们教诲。

夕阳下，母亲在大街上挥舞着大扫帚收拾一地的金光，“唰！唰！”那一声声的扫帚声，如清唱般，演绎着母亲心底的“懂事”与倔强。那声音，是一首橘色的歌儿，将永在我酸涩与甜蜜的心里轻吟浅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