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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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家有只粗瓷大碗，棕红色，瓷面像粗糙的砂纸，边沿磕碰出大小不均的锯齿。碗的一侧有一道长长的疤痕，纹路曲折，一直延伸到碗底，姥姥请人打了几个银色的锔子。还别说，这么稍一装饰，它显得古朴了许多，虽然陈旧，却总被擦得锃亮。但大家还是不愿用它，因为喝粥的时候刺嘴唇，故而后来专用做盛酱了。
姥姥家人多，三个舅舅，一个小姨，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亏得姥姥厨艺精湛，总能把农家极平常的粗茶淡饭做出诸多花样来。
姥姥是个小脚的小老太太，一天到晚颤巍巍地忙里忙外，一刻也不得闲。她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的束在脑后，经年累月地罩在一个黑色的发网内。缀着补丁的青布小褂总是干干净净，腰间系上一方花布包袱，脚步蹒跚，手却是极为利索。
那只粗瓷碗常在锅里熥着，碗里盛的是酱，姥姥做的黄酱。饭还没熟，一股热气便从木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混合着黄酱那抹浓郁的咸香，弥散在充溢暖意的厨房，勾得人肚里的馋虫直闹腾。
姥姥做酱时，必要用她那个小石磨。石磨不大，恰好够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握住。她推磨时身子微微前倾，灰白的发髻随着动作轻轻晃动。黄豆在她手下慢慢化为浆汁，那过程极慢，慢得我以为时间都停住了。姥姥却说，好酱急不得，得让豆子慢慢想通。
酱出锅时，上面浮着一层油花，金黄透亮。竹篮里的小葱还滴着水珠，青白分明。姥姥总笑着说："小葱蘸酱，越吃越胖。"我那时瘦得像根豆芽菜，她便变着法儿哄我多吃些。如今我当真胖了，那酱碗却早已随姥姥入了土。前些日子我写了首歌，调子一起，眼前便浮现出姥姥弓着背推磨的身影，和那碗油汪汪的黄酱，鼻子里仿佛又钻入那股咸香的气息，酸酸的，眼睛也跟着一阵痒痒涩涩，模糊起来。
母亲的馒头蒸得极好，完全继承了姥姥的手艺。母亲常骄傲的向我们传授姥姥的教诲“面要醒三更，人要熬五更”。可后来姥姥走了以后，她才刚一张口，声音就哽住了。不过母亲的手艺已然是炉火纯青了，你看，那一个个胖墩墩白净净的馒头，在她红肿的手指下变得圆润光滑，均匀整齐。掀开锅盖的刹那，白雾裹着麦香扑面而来，定睛细看，呵，原本就白胖的馒头，又丰腴了三分。馒头要趁热吃，又松又软，又香又甜，撕开时能看见里面丝丝缕缕的纹理，像是藏着无数个小蜂窝。
蒜油要现捣。石臼里的大蒜被碾得汁水四溅，辛辣的气味直冲鼻腔。倒上酱油和醋，最后点几滴香油——那可是旧时难得一用的金贵之物。馒头蘸着蒜油，一口下去，先是麦甜的绵软，后是蒜香的冲劲，最后是香油那点若有似无的缠绵。这滋味比后来吃过的山珍海味更叫人惦记。
麦收时节，咸鸭蛋终于露面。天还没亮透，露水还挂在麦穗上，我们就踩着星光下地了。镰刀划过麦秆的沙沙声，和着远处隐约的鸡鸣，奏响了麦收时节这一天的协奏曲。待到日头爬到头顶，背上的汗已把衣裳渍出白碱。
晚上收工回来，远远就看见灶屋的灯光。忙碌了一天的母亲的身影又在窗纸上晃动着，锅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桌上那摞烙饼还冒着热气，咸鸭蛋们排着队，青白的蛋壳上都写着不同的数字——那时母亲记录它们被淹入缸中的日期。最奢侈的是切开瞬间——橙红的蛋黄油一下子涌出来，在盘底积成个小湖泊。蛋清咸得恰到好处，蛋黄沙沙的，带着浓郁的香气。蛋清和蛋黄搅碎了均匀地铺在饼上，卷起来，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的一份厚实；实实在在的一口咬下去，那时美滋滋地一种满足。你细品，麦香、蛋香、油脂香在嘴里次第炸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刺激着你的味蕾，此刻，这一天的疲惫顿时化为乌有。
如今超市货架上摆着各种酱料，冰箱里塞满各种速食。可那些装进精美包装里的味道，总比不上粗瓷碗里那层浮油来得真切。也许珍贵的从来不是食物本身，而是那些就着酱碗、围着灶台、在油烟里说笑的晨昏。姥姥推磨的沙沙声，母亲掀开锅盖时腾起的白雾，麦收夜里那盏等着归人的灯——这些细碎的片段，竟在时光里腌出了胜过任何美味的醇香。
咸鸭蛋会吃完，酱碗会空，蒸笼里的热气终会散尽，唯有那些被食物串联起来的温情时光，像一粒粒金黄的麦种，永远沉甸甸地埋在心底，再回首时，早已是青葱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