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

几天前，村里的一个人去世了。他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写个祭文。我答应下来，因为这个人是我心目中非常崇敬的一个人，他很长时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当过村干部，以自己的特长为村里人办过许多好事，和村里人关系非常密切。我回忆着他的一生，觉得他的身上，有着过去那个年代鲜明的烙印；他的品质，是过去年代许多普通人所共有的；他的去世，似乎印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村里的人们默默地为他操办着丧事，年轻的跑前跑后，年老的回忆着他过去的一些事情，乡亲们以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善有善报的人间真理。

他叫郭红记，来人世一趟，他生命的主要底色，就是一名医生。这个底色贯穿了他的一生。无论他在哪个时期，担任何种职务、扮演何种角色，对乡亲们来说，医生是最实在的，最有用的，也是永远变不了的。

郭红记与共和国同岁，出生在本村一个贫苦的家庭，父母养育了9个儿女，子多家寒，他是老大，从小在饥寒交迫中长大，饱经苦难。为了求学，在县城上高中时，他就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到砖窑厂拉砖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后受文革运动冲击，高中学业未竞，中途辍学。于1965年考入汾西县卫校，就读两年，学得一技之长，奠定了一生从医的基础。

卫校毕业回村后，郭红记经推荐成为了本村的一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这个称谓，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显得陌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农村推行合作医疗的一个特殊产物（职业），他们拿起听诊器可给当地百姓治治小病，挥起锄头可挖田种地。平时一边参与集体劳动，一边为村里群众看病服务。

赤脚医生，在当时的农村中，着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带给群众的首先是方便，其次是廉价。在当时赤脚医生制度下，他们放下药箱就是普通的农民，背起药箱就变成了出诊的医生。生活在村民中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迅速出动，使得村民在七灾八难、生病受伤的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救治和指导。

作为赤脚医生，郭红记户口、家眷和社会关系都在村里，生产队另外给一部分工分补助，保证了他能维持生计，也使得他能够安心留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离农民最近的医生、“留得住”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平时行医只收取医药成本，不收挂号费和处方费。以中医和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凭借一根银针和草药就能解决群众许多问题。这种行医模式，更贴近农村的实际需求，养成了他朴素的医疗理念和奉献精神。作为村里的非正式医生，为村民们提供着及时、基础且廉价的医疗服务，为农村的合作医疗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医术是学习实践得来的，服务态度却体现着行医者的人品。在众多的赤脚医生中，郭红记是非常优秀的。他态度温和热情，能体谅百姓的难处，春夏秋冬，风雨阴晴，即使半夜三更，无论多么劳累，谁家有了病人来叫，他也不摆排架子，从没有怨言，穿衣起床，上门就诊。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他用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为无数病人解除了痛苦，并且积极参加各种培训，边干边摸索，在实践中增加知识技能，逐渐积累起许多适合当地的医疗技术，成为群众信任的大夫和依赖的福星。

赤脚医生的工作，凝结着一片辛苦。全村几百号人口，都要上门服务。谁家什么病，吃什么药，几个疗程都要记在心里。有时有人在地里干活出现受伤情况，还要赶到地头包扎处理。我小的时候，患上肺结核，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咳嗽。在县医院诊断后，拿上注射液和西药回村治疗，就是郭红记每天给我打针注射，一直打了三个月才痊愈。“能用得动”、“好用”就是村里每个村民对他淳朴真实的评价。

多年的行医，郭红记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村民心中备受尊崇的地位，甚至超越了村干部。他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生，更是村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他以银针为武器，许多药物则从田间地头寻来，这种赤脚医生独特的治疗方式，成为了那个年代的鲜明标签。他如同向阳花般，在广阔的天地间扎根，用一颗红心温暖着每一个家庭。红十字的药箱伴随着他走过风风雨雨，为村民们提供迫切、贴心的医疗服务。虽然条件艰苦，但他却乐此不疲，为农村的合作医疗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让人感动。在乡村，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紧密。平日生活里，村民们相互帮助，情感的相互回报在他们眼中比任何利益都更重要。而郭红记更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支柱，他与村民患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为了回馈这份深厚的情谊，村民们常说：“红记为我们付出了太多，他家有事情，我们一定得伸出援手。”这种淳朴的医患关系，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深厚的情谊和尊重，是任何物质利益都无法比拟的。年富力壮的他很快被村党支部确定为重点培养的苗子。1971年7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除了劳动行医，精力充沛的他还经常参与大队的其他工作。1976年，被选拔担任芦家原生产大队主任。在任期间，他带领全村群众积极生产，全村粮食产量连年获得丰收，每年都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成为南庄公社的一面红旗。为了解决芦家原村群众出行难的困难，他带领全村群众，在寒冬腊月，艰苦奋战，肩挑镢挖，完成了5公里的通村公路的拓宽改造，由原来的平车宽，拓展为机动车辆可以畅通行走的公路。芦家原公路一度成为南庄（要家岭）、佃坪地区进城的主要干线。这个时期，他除了是村干部，一直未曾中断“医生”的职责，乡亲们打针吃药的事情，仍然要找他，他也乐此不疲，从不推脱，毫无怨言。

 1985年，全县卫生院充实技术力量，郭红记被抽调到要家岭卫生院工作。由于他长期丰富的医疗技术经验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半年后，被任命为卫生院院长。这时的他，也被正式录用为国家工作人员，享受财政工资待遇。在任期间，他兢兢业业，按照上级要求，积极推进公共卫生工作，出色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要家岭卫生院连年被评为先进单位。2007年，60岁的他光荣退休。

退休后，郭红记闲不下来，还经常为邻里乡亲帮忙做事。医者仁心，忠厚淳朴、天资聪慧的他自小就喜好专研，除了懂医，还有一手不错的厨艺。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他帮忙。一干几天，分文不收。行医看病用最廉价的药诊治，大事小事无偿为乡亲操劳，他成了乡亲一刻也离不开的乡村能人。

后来步入老年，他身体多处出现问题，十年时间中，先后被诊断出脑血栓、癫痫等疾病，还作了直肠手术。穷苦人家出生的他，在疾病面前表现的非常坚强。作为医生，他经历过太多的生死别离。面对久治不愈的顽疾，常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强忍着痛苦，病情发作时将嘴角咬乱也不声张，为的是不打扰为生计而奔波的孩子们的时间。最终，因体弱多病，在躺倒身后的第三个月，于二0二五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同疾病作最后一次斗争后，终于脱离病魔的折磨，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七岁。

人都有一死，就是最优秀的医生也逃脱不了这个自然法则。然而这样一个为乡村百姓做出毕生贡献的人，乡亲们多么的不舍。“他是个好人！”这是乡亲们含着泪水最朴实的评价。人们忘不了，他穿着简朴、背着药箱、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身影；忘不了他为患者诊治、送医送药为大家排忧解难的温暖场景；忘不了他大汗淋漓在灶头劳作，不要任何回报的火热心肠。

郭红记是建国后我国农村一代赤脚医生的缩影。赤脚医生年代，是乡村“医患关系”与传统家庭观念结合最紧密的时期。土医生虽然医术不一定很高，但诊疗过程在一种亲切、熟悉的环境中进行，他们用日常语言给病人解释病情，病人在一种温馨的环境中参与和互动，这些对治疗效果至关重要。这种特殊的医患关系，不仅需要医术，更需要一份付出，一颗仁心。他们是与农民最贴近、奉献最多的人，是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力量的象征，承载着无数人的健康与希望。

现代社会，医学发展水平提高了，医疗器械设备先进了，但一些医院小病大治、从医者唯利是图、医患关系冷若冰霜,和赤脚医生与群众朝夕相处、共同走过的那个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时，我们更加怀念赤脚医生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