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儒雅亦吾师

中央民族大学的光阴总像一坛封存在岁月深处的老酒，当银杏叶年复一年拂过青砖黛瓦，那醇厚的芬芳便愈发悠长。求学路上遇见的师长们，是缀在夜空的星子，以各自的光芒穿破蒙昧，让我在某个清晨忽然读懂杜工部笔下 "风流儒雅亦吾师" 的深意 —— 原来师者从不是刻板的知识容器，而是用灵魂点燃灵魂的火炬手。

艾斌老师的课堂总浮着一层江南水汽。他常穿藏青色中山装，袖口沾着淡淡的墨痕，讲社会学时声音轻得像春溪淌过卵石。那年秋日，我踩着满地碎金般的银杏叶赶路，高度近视的镜片上蒙着雾，险些与他撞个满怀。他却先停住脚步，眉梢扬起笑意："学敏今日换了新发卡呢。" 话音落时，我忽然看见他身后的阳光正透过叶隙，在他肩头织成半透明的光晕。我们并肩走过栽满石榴树的校道，他说起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的油灯下写《乡土中国》，说至动情处，指尖轻轻叩着石栏，仿佛那字里行间仍跃动着知识分子的体温。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教育该是这样 —— 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像三月风拂过麦田，让每株麦苗都能舒展腰肢迎接天光。

孙悟湖老师的关怀带着草原的炽烈。他操着喀喇沁口音讲《诗经》时，教室后排总飘来隐约的奶茶香。那日他瞥见我桌上印着 "喀喇沁旗政协会议留念" 的保温杯，眼睛瞬间亮起来，像牧人看见久别的马群。下课后他特意绕到我座位旁，用乡音聊起家乡的召庙与敖包，得知我家境清寒，第二天便把杂志社的约稿函放在我桌上，牛皮纸信封上还留着他粗糙的指痕。后来我常在深夜赶稿时想起他 —— 当他站在舞蹈学院的讲台上，笑称妻子像 "大 S" 时，眼角的皱纹里全是孩子气的骄傲，那份率真让严肃的古典文学课忽然有了人间烟火气。他的乡音是我在异乡的锚，每当论文写作陷入困顿，只要想起他用赤峰话讲 "慢慢来，急啥"，便觉得草原的风正穿过楼宇，送来牧草的清香。

汪立珍老师是学术星空中最亮的那颗星。这位从民大本硕博一路读到留校的满族才女，文字里总藏着白山黑水的灵秀。那年我因家中变故缺课两周，返校时在办公楼前遇见她，她竟一把攥住我的手，指尖冰凉："可算回来了，论文提纲我帮你整好了。" 阳光落在她发间的银簪上，折射出细碎的光。后来在 2008 年的学术会议上，我看见她站在主席台上发言，平日里从容的声线竟微微发颤，走下台时却冲我俏皮眨眼："你看我手心全是汗呢。"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再璀璨的星辰也会有云雾遮拦，而真实的脆弱远比完美更具力量 —— 就像她批改我散文时，会在页边写下 "此处情感过满，需留白三分"，那些红笔勾勒的弧线，既是治学的严谨，亦是人生的智慧。

李岩老师的偏爱像冬日暖炉。他见了内蒙古来的学生总说："你们那儿的孩子，脚下有根。" 记得我因痔疮卧床时，百无聊赖发了条调侃短信，没想他秒回："年轻人，这点坎儿是给骨头淬火呢。" 短短一句，让我想起草原上老牧民说的 "马驹子总要摔过才知道咋走路"。他的韩语课总像打开一扇雕花窗 —— 当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教我们唱《阿里郎》，苍老的声线里藏着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唱到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 时，他会忽然停下说："你们听，这调子像不像马头琴拉出来的乡愁？" 那一刻，教室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仿佛真的有漠北的风穿堂而过。

我的硕导徐健顺先生则是严谨与趣味的奇妙融合。每周论文辅导时，他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像春蚕啃叶，连破折号的倾斜角度都要斟酌。听说他学生时代读遍了校图书馆的藏书，某次我在古籍阅览室撞见他，见他指尖抚过泛黄的《文心雕龙》，眼神像看着久别重逢的老友。他讲中西比较文学时，酷似冯巩的嗓音常让课堂爆发出笑声，可当说到王国维 "三种境界" 时，他忽然敛了笑意，望着窗外的银杏树说："做学问就像这树，春生夏长时无人注意，直到秋来才见满树金黄。" 后来我在他书房看到满墙的读书笔记，才懂得那些严谨批注的背后，是对知识近乎虔诚的敬畏。

如今走在民大校园，总会想起某个黄昏 —— 艾斌老师讲完课在银杏树下踱步，孙悟湖老师用乡音哼着蒙古长调，汪立珍老师抱着一摞书从文科楼走出，李岩老师在韩语角教学生跳农乐舞，徐健顺先生则站在图书馆台阶上，对着夕阳背诵《离骚》。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师道：是艾斌老师袖口的墨痕，是孙悟湖老师信封上的指印，是汪立珍老师银簪上的碎光，是李岩老师唱《阿里郎》时的沙哑声线，是徐健顺先生红笔划过稿纸的沙沙声响。

这些星辰般的师者，早已将光芒种进我的生命。当我在人生路上遇着迷雾，总会想起他们曾说过的话 —— 那些带着墨香、乡音、沙哑与严谨的话语，正化作漫天星光，照亮来路，也照亮归途。而中央民族大学的岁月，便在这星光璀璨中，酿成了一坛永不封盖的酒，在时光深处，永远散发着醇厚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