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的记忆图谱里,总有一缕墨香格外鲜明 —— 那是《人民日报》独有的气息,混着纸张的温润与文字的厚重,从爷爷的竹椅旁飘起,掠过父亲的台灯下,又落在我们这代人的书桌前。六十余载岁月流转,这缕墨香从未淡去,反而像家族血脉里的精神基因,将三代人的成长与家国的变迁紧紧缠绕,酿成一段关于坚守、传承与追梦的温暖故事。
爷爷是这墨香的 “播种人”,一位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老党员。记忆里的他,皮肤是被黄土地与日头染透的黝黑,手掌上的老茧厚得能磨平农具的棱角,那是他扛过饥荒、种过庄稼、修过水库的见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母亲买菜要算着分花钱,孩子们的衣服总是 “老大穿完老二穿”,可爷爷却有件 “雷打不动” 的事 —— 每年霜降前后,准会把攒了大半年的零钱凑齐,踩着泥泞的路去镇上邮局订《人民日报》。
“这报纸不是闲书,是看国家、看未来的窗口。” 爷爷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就搬起院角的竹椅坐在老槐树下,先小心擦一擦那副镜腿缠了三层胶布的老花镜,再慢慢展开还带着油墨香的报纸。指尖划过纸面时,会发出 “沙沙” 的轻响,在寂静的晨光里,像极了他与时代的私语。读报的爷爷格外专注,看到国家出台新政策,他会皱着眉反复琢磨 “这对庄稼人有啥好处”;读到农村脱贫的故事,又会咧开嘴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有时我凑过去扯他的衣角,奶声奶气地问 “爷爷,上面写啥呀”,他就把我抱到腿上,用粗糙的手指点着字,一字一句地念:“你看,咱们国家又修了新铁路,以后去北京就快啦;你看,隔壁县的农民种果树赚了钱,咱们也能学着干……” 那些带着温度的文字,就这样伴着槐树叶的影子,落在我懵懂的心里,成了我对 “家国” 最早的认知 —— 原来小小的报纸里,装着这么大的世界。
父亲是这墨香的 “守路人”,爷爷的言传身教,让读报成了他刻进骨子里的习惯。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进了县城的农机厂当工人,每天要扛着几十斤重的零件穿梭在车间,下班回家时常常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可即便如此,他床头的抽屉里总放着当天的《人民日报》,睡前再累也要看上半小时。
有次我半夜起夜,路过父亲的房间,看见台灯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推开门一看,父亲正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笔在报纸上圈圈画画,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紧锁。报纸上关于国企改革的报道旁,他写着 “咱们厂也要搞技术革新,以后干活能省不少力”;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文章下,又记着 “明天要跟工会说说,给工友们讲讲社保的好处”。见我进来,他笑着把报纸递给我:“你看这篇写劳模的文章,人家在岗位上钻研了十年,咱们做事也得有这股子韧劲。”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靠着从报纸上学的政策知识,帮厂里争取到了技术改造的补贴;靠着从报道里学的管理经验,牵头成立了车间的 “互助小组”,让老工人带新工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对父亲而言,这张报纸早已不是简单的信息载体,而是他在平凡岗位上找方向、提干劲的 “精神拐杖”—— 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是它让父亲看清了时代的脉搏,也让他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始终揣着对工作的热忱、对责任的坚守。
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缕墨香成了我们追梦路上的 “灯塔”,照亮了不同的人生赛道。我大学毕业后考入赤峰市融媒体中心,成了一名记者。刚入职时,我总为写不好深度报道发愁 —— 要么抓不住核心,要么语言干巴巴。主任看出我的困惑,笑着说:“多读读《人民日报》,看看人家是怎么把国家政策写进百姓生活,怎么把平凡故事写出时代温度的。”
从那以后,《人民日报》成了我的 “案头教材”。每天拿到新报纸,我会逐版研读:头版的时政报道,教会我用 “小切口” 讲 “大主题”,比如写乡村振兴,不只是罗列数据,更要写清楚政策落地时,农民家里的米缸多了多少、钱包鼓了多少;副刊的人物通讯,让我学会用细节打动人,就像报道里写支教老师时,会写她 “把自己的被子拆了给学生做棉衣”“用树枝在地上教孩子学英语”,这些小事比华丽的辞藻更有力量;政策解读版的文章,则帮我理清了新闻的 “来龙去脉”,让我在采访时能问出 “点子上” 的问题,写出有深度的报道。
印象最深的是采写一篇关于农村合作社的报道。起初我拿着一堆材料,不知道从何下笔 —— 合作社的成立时间、种植规模、盈利数据,这些冰冷的数字拼不出鲜活的故事。直到我翻到《人民日报》上一篇类似的报道,文中没有堆砌数据,而是从一位合作社带头人的日常写起:清晨五点去大棚查看蔬菜长势,中午帮农户解决销路难题,晚上在灯下研究市场行情。那篇报道让我豁然开朗,我立刻背上采访本去了家乡的合作社,跟着带头人王大哥跑了三天 —— 看他帮留守老人摘西红柿,听他跟收购商讨价还价,记他在村民会上说 “咱们抱团干,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最终写出的报道,没有复杂的术语,只有一个个真实的细节,发表后不仅被多家媒体转载,还有读者写信说 “从王大哥身上,看到了咱们农民的新希望”。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人民日报》教我的不只是写作技巧,更是作为记者的责任 —— 要站在百姓的视角看时代,用真实的文字记录变迁,用温暖的故事传递力量。
表弟马佳跃的追梦路,也因这缕墨香而明亮。2020 年,他从师范大学毕业,看着家乡的乡村小学缺老师,便决定报考 “三支一扶”,想去基层教孩子们读书。可备考的日子格外艰难,厚厚的复习资料堆得比书桌还高,知识点记了又忘,加上周围同学纷纷去了大城市工作,他好几次想过放弃。
“你爷爷当年那么难,还天天看报盼着国家好,你这点苦算啥?” 父亲看出他的焦虑,把爷爷珍藏的旧报纸找了出来。那是一叠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的报纸,纸页已经泛黄,边缘有些破损,上面还留着爷爷当年的批注 ——“农村要发展,教育是根本”“年轻人要多到基层去”。表弟捧着旧报纸,翻了一整夜,又拿起父亲当天的《人民日报》,看到上面报道的基层干部事迹:有驻村干部扎根山村五年,帮村民修了路、建了水厂;有支教老师放弃城市工作,在大山里教孩子学艺术。那些故事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迷茫。
从那以后,《人民日报》成了表弟的 “备考神器”。他把报纸上的政策解读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反复琢磨 “三支一扶” 的意义 —— 不是 “下基层吃苦”,而是 “到基层干事”;他把先进人物的事迹抄下来,累的时候就读一读,给自己打气;就连申论写作,他也学着报纸上的文风,用朴实的语言写自己对基层的理解。考试那天,看到 “基层治理” 的题目时,表弟一点也不慌,他想起报纸上写的 “村民议事会”“网格化管理”,结合自己对家乡的了解,写下了 “基层工作要听百姓的话、办百姓的事” 的观点。最终,他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考上了 “三支一扶”,如今在老家的乡村小学教语文,每次给孩子们讲课文时,都会特意拿出爷爷的旧报纸,跟他们说:“你们看,咱们的家乡一直在变好,你们以后也要为家乡出力呀。”
堂弟吴浩然的成长,同样离不开这缕墨香的滋养。2024 年,他看到内蒙古自治区招录行政执法人员,便想报考 —— 他从小就佩服那些公正执法、为民服务的人,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可没接触过法律的他,刚翻开复习资料就犯了难:《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里的条文晦涩难懂,案例分析更是一头雾水。
“别死记硬背,多看看《人民日报》的法治板块,里面有很多实际案例,能帮你理解。” 父亲给了他建议。吴浩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读了起来,没想到一下子就入了门。报纸上的法治报道,从不是枯燥的条文解读,而是结合真实案例讲法律 —— 比如报道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假冒伪劣商品,会详细写执法人员如何调查取证、如何向商家普法、如何帮消费者维权;报道基层派出所化解邻里矛盾,会写民警如何用 “情理 + 法理” 的方式调解,让双方握手言和。这些案例像 “活教材”,让吴浩然明白了 “执法不是简单的‘处罚’,而是‘服务’与‘规范’”,也让他学会了用法律思维分析问题。
他把报纸上的案例整理成 “错题本”,遇到类似的题目就对照着分析;看到新出台的执法政策,就结合报道里的解读琢磨 “为什么要这么改”“对百姓有啥好处”。考试前的一个月,他每天都要读两小时《人民日报》,连吃饭时都在听报纸的音频版。成绩出来那天,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冲进家门,第一句话就是:“爸,多亏了《人民日报》,我考上了!” 如今的吴浩然,已经成了一名基层执法人员,每次处理案件前,他还会习惯性地翻一翻最近的报纸,看看有没有新的政策解读、好的执法经验,始终记得报纸里写的 “执法为民,方能不负初心”。
六十余载,一张报纸,三代人。在我们家,《人民日报》早已不是一份普通的出版物,它是爷爷眼里的 “时代窗口”,是父亲手中的 “精神拐杖”,是我们这代人追梦路上的 “灯塔”。它见证了爷爷从青年到老年的坚守,记录了父亲从工人到父亲的成长,也照亮了我们从学生到从业者的蜕变;它让我们看到,普通人家的日子,从来都与家国的发展同频共振 —— 国家强了,百姓的日子才能更红火;百姓好了,国家才能更有力量。
如今,爷爷的旧报纸被我们装在木匣子里,放在客厅的书架上,父亲依然每天读报,我和弟弟们也会把报纸上的好文章分享在家族群里。这缕跨越三代的墨香,早已成了我们家族最珍贵的 “传家宝”,它教会我们热爱生活、坚守责任、追逐梦想,也让我们始终相信:只要跟着时代的脚步,守住心里的热爱,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而无数个这样的故事,终将汇聚成家国前行的壮阔图景。
我想,这份墨香还会继续传下去,传到我们的孩子手里,传到更远的将来。因为它不只是纸与墨的味道,更是时代的味道、家国的味道,是每一个普通人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