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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炳东
就读：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专业：俄罗斯语言学
年龄：25
联系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洋淘湖镇中学
《四重奏》
主人格
一
我的胸口疼得要死了，从前我从不会管这些疼痛，要是痛就来得更激烈一些，那只是生理的外在感受。我从十岁开始就已经出现这般”疼痛”，我看过医生，诊断结果没什么用；而且，我也完全不相信现代医疗技术，因为我除了有一些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以外，我是所有功能完好、身体健全的正常人，况且，那些症状在理解范围内是完全可控的，只不过无法消除。
我也完全清楚这些发病的来源，就是在午夜时分，开始思如泉涌的内耗，因为一个人白天接纳的信息，在夜晚总是需要整理与归纳的，但我有个十足愚蠢的毛病，我对文字的忘记速度飞快，这是一个文字失忆的症状，这也完全导致了我日常生活的失语，因此，我是克服了一些困难来写下这篇文章的，我现在感到非常愉快。
这般愉快的感觉来自于我脑袋里奇特的癔症，我有时幻想不切实际、从未发生的事情，以此来让自己相信，获得心理上的情绪满足，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流泪，然后憎恨自己，仿佛自己就是受玷污了的白天鹅，可我偏偏已经不喜欢忏悔了，因为上帝的存在只是出于一刹那庄严、严肃的神圣感。是的，我说会：“上帝抛弃了白天鹅，除非黑天鹅再次走进那个教堂。”那完全没有用，昨晚，我已经告诉了向我传基督教的女人，“我不喜欢教条主义。”人家说：“那你为什么要了解神的信息？你这么自满。”我说：“要是我受了玷污，又总处在神的庇佑下，我为上帝屈尊于我感到屈辱。”我说完，当即就为自己悲哀，因为我成了一个亵渎神明的黑天鹅。然后，这个女人与我纠缠两个多小时后放弃了我。
在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也走进了教堂，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神的力量之显灵只是出于某种庄重、严肃的情感迸发，以及我憎恶那个穿着白色披风的神父。在恢弘的教堂内，他点燃了三烛希望的圣火。我嫉妒他。出于那种无言可谈的感情，我坐在教堂里面的长椅上，足足有二十分钟的平静，我感到自己是为这个地方而降落于世的，但已经与我发生了许久的青少年时代没有丝毫关系了。我只是在圣约瑟夫罗马天主教堂里感到了充盈幸福的快乐，然而，在我两只脚踏离这个地方的时候，当我呼吸到了大自然中树林的清香味，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把所有美丽、富有力量的感觉忘记后，我感到了焦虑的恼怒，我又变回了黑天鹅。
此时，我感到彻头彻尾的自卑，想要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恶毒的人，但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安静而忧郁的人，晚上还睡不着觉。而且我也不过于恶毒，我凶神恶煞只是装模作样，祈求表演一个坏人来保护自己。而且，我写东西的时候总喜欢谈论自己，假装是一位高尚的正派人士，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我想要成为上帝！我没有告诉安琪姐姐这个天大的秘密！此时，却又在这里聊以自慰似的自恋，我想，我变不成一个动物，也做不了正人君子，并且理应将我发配至西伯利亚与科雷马，代替沙拉莫夫一类人，取而代之我这一类患上神经官能症、过度酗酒症的人，那样我会牺牲自己，成就一桩美事，但我去不了科雷马，我的身板也长时间挖不了土豆，只能屈于小小地下室之中，写一篇毫无用处的美与崇高的日记。
二
那时，我只有二十一岁，有许多来自大城市的朋友，他们有些娇生惯养、养尊处优。我与他们打交道时，开始好奇，人们为什么在乎自己的感受，不让自己受一点儿苦，又勉为其难为自己开脱罪项，用想象力和一点儿聪明的头脑来寻求诡辩的解释。这便是我的失语、结巴的由来。
原先，我天真地归根于胆小怯懦、笨拙的性格特征。在我的青年时代，这般偏见、傲慢的想法给我制造了诸多的麻烦，因为任何道理也不能证明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我在生活中的总和证明了我的情况。
我认识那一位河南朋友的时候，在某斯拉夫国家上大学。那一年，我已不把我当一个会取悦自己的人，并且自恃清高，与人打交道也无法摆脱强烈的厌恶感。这是一个出于直觉的本能在向我展示的秘密，同样，这也加强了我想要生活下去的意念，于是类似美与崇高的理想主义导致我变成了一个异常率真、诚实的人。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自己要多交朋友。
以前，放假后我经常去企业兼职，翻译文书，但我不喜欢主动与人打交道，也极其厌恶集体性的面孔，只要他们发出人类的噪声，闯进了我的耳朵，我就感到郁郁寡欢。不过多久，我发现从孩童时代开始，自己便染上一个怪病：每当黑夜来临，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呼吸也变得紧促；在胸腔内强烈的压迫感，超越了精神紊乱带来的焦虑，这是一种毫无目的、起因的空洞感。我时常怀疑，是否每个成年人遭受过地狱降临。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想是不是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但我仍然把自己视为正常人，或者说，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同疾病的天才，而我还需要保持清醒，弄明白自己到底发生什么。
我与那位河南朋友打交道时，我过度地、本能自发性地克服自己的痛苦，企图包容他；我尝试向那位朋友倾吐出一点儿我的心声；期望他能理解我，没想到这变成了充满厌恶的依赖。后来，当我控制自己的包容，不用想象力期待他，我们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疏远起来。
正是这一年，我还发现了我的性取向变得复杂，因为在那一年的冬天，他吻了我。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喜欢女人，不想女人，但同性的倾向在斯拉夫群体中是耻辱的象征，瞧瞧，我又变成了一个割裂的多余人。我实实在在地藐视成为一个人，以及在这场群体潜意识与理性主义社会运动中，扮演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是何等悲哀！而我无法从清澈的友情中解脱，如今，我也分不明白友谊与爱情在生理之外的差别。
我自己大概是爱上了他，但我知道他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半年前，当他最后一次与我说话时，我站在走廊处，看画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雪融味，他穿了一套不大符合城府的西装，从出口走过来。我说你是来上学的，穿这么优雅，开一辆破烂不堪的车，那为什么要卖掉那辆英菲尼迪呢？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他低着头不说话，仿佛一只忍气吞声、看透了我的猫。显而易见，我的厌恶已经发展成了诋毁，他大抵已不再与我交好，但实际上，我是嫌弃他的愚蠢、迂腐。他是我见过的最像动物的人。在这之前，他失恋或者丢掉工作后，都会找我聊天、喝酒。在我们相识的冬天，一个属于明斯克的科雷马天气里，在别墅外的走廊处，他吻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吻，也不关心，除了感到一阵面庞僵硬的别扭。
三
前年，我去罗德医院就诊。医生叮嘱我不要酗酒、抽烟，并给我开了一份病单，上面写着“严重焦虑症与抑郁症”。医生对我的情况非常意外，认为我是最严重的病人，并感到相当吃惊，又用斯拉夫式的高傲口吻询问我。我每回答一句，她就寻求同情似的转头，看一眼穿着白大褂儿的同事。她听到我讲述这个病症持续了十年之久时，神色凝重，不敢相信，然后又询问我的家庭情况，问我日常有什么爱好，我说想当作家。她笑了起来，转过头朝着同事，重复了一遍我的内容，还摊了摊手，继续问我说，你平时都干些什么？于是，我用修饰了的冷酷语气又重复了一遍，她用嘲笑似的不满也重复了一遍，认为我有什么较为严重的问题，后来在诊断单上记录了最为详尽的说明。同时，放在窗口处的录音机还在有条有理地播放着斯拉夫轻音乐。并且，她建议我休学回到中国。后来，她还催促我离开，因为她还有下一位病人，我走出门时，遇到一个高个子、披头散发的男人，带着小狗儿幽怨的眼神走了进来。我要声明，我跟这样颓废的人不一样，我仅仅是不愿意彻底当一座孤岛，不然……神经紊乱的症状立马会好转；来这里，我是因为半夜睡不着觉，担心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那位医生极为可笑，还弄错了我前来的目的。
回到家后，夜晚再一次降临了，我的胸口又开始不适，如铁钉般钻痛，我认为是刘刚给我带来的精神紊乱导致。有一次，我给他发消息后，他不理，且三个月没有主动与我说话。通常，我在城市里遇到他，他冷冷地瞥我一眼，狡猾、敏感的眼神中透露了恶毒的报复。对于这样的处境，我毫无办法，他将我当作空气人。令我惊讶的是，他嘴上讲明天哪儿也不去，朋友圈又经常发外出游玩的照片，这说明已经将我抛弃。有一次，在朋友圈里，我偶然睹见那些精致的照片以及一大段热爱生活的文案，一股莫名其妙受人忽视的怒火在内心蔓延。他的良心应受谴责，而我出于诚实，从未伤害过他。现在发生的一切，我想不明白，并迫切地希望他为自己辩护，这样我们的友谊便可以结束冷暴力，并愉快的收场了。
三月的最后一天，明斯克的冬天快要结束了。枫树的叶子已经冒出新芽儿，我时常注意到这些生命力的细节，变得兴高采烈，有时，我在家中、学校里又感到羞耻。后来，我索性把自己锁在家里，我在想绝交的问题，并且一股强大的愤怒包围了我。从三月开始，夜晚我从来不睡觉，一个人坐在台灯下喝伏特加，然后阅读，听着蚊虫与光相碰的声音，一旁狗蜷缩在旁边的窝里，在睡梦里摇着尾巴。有时，在下午，我通常跟一位东北朋友喝酒，他们两人互相厌恶，而我与二人都但能成为好友。嬴警告过我河南朋友的人品。
我反感他说挑拨离间的话，但我没有和他吵起来，也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我感到不应压制向外的联系感。夜间，我坐在出租车上，从东北朋友家回来，途中给刘刚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在这之前，我虽然喜欢独处，也从未与人起过争执，而现在我们，好像是绝交了，仿佛他私底下想明白了什么。
我打电话将他臭骂了一顿，我诅咒他，我感到释怀。不过多久，需要忏悔的痛苦又开始缠绕我了，我又迫切渴望他给我发消息，尽管我痛恨、讨厌他到了极点！我一辈子从未这么恨一个人！我实在想不清冷漠的意义，只有憎恨逐渐积累起来。我观察他的微信朋友圈，以及微信是否换了新头像；在学校旁敲侧击地打听他最近去了哪儿。那时，我还很年轻，这些折磨人的痛苦常常让我夜不能寐，但我诚实地说，我又是喜欢他的。我期望回到明斯克海跳湖的夜晚，或者做一个窥视大地的路灯。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和他都快要喝醉了，已经不大记得喝了多少啤酒，另一旁的石头给我们开车。我们穿着内裤跳进了湖里，冰冷的水接触我的肉体，我冻得打哆嗦，泡在水中不一会儿就全身发烫，暖和了起来。
我从未想过生活如此简单、快乐；也从未在夜晚，如一只青蛙在水面露头，在干裂的天空下窥探整个夜的时空。俨然，我不知道，自己已把外在的感受力建立在了一个人的身上，并且幻想他在爱自己，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折磨精神的痛苦。
在那些日子里，我坐在台灯下，长时间阅读三四小时。我头晕目眩起来，开始感到孤单，渴望和人来一场逻辑风暴，或者在邮箱的漂流瓶里记述我要说的话，期盼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回应我。
连着好几天过去，我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屏幕不知所措，我想卸载所有的软件，并且对自己的期盼感到羞耻。等到第二天，我又无法忍受孤单，便打开附近的人，变得欣喜起来。
我只想交朋友，这样的理由非常合理，人们没有理由拒绝我！我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过了几天，我又把下载的东西卸载了，在某一天又重新下载回来。我似乎是接受了自己的不体面，附近的人都是发些求爱的照片，而我已经孤单得没有任何办法了。四周的路堵死了，我渴望交流、又害怕这些不真实的网络世界。
并且，我常常认为，网络世界和一个人的幻想没有任何区别。我感到痛苦，出于察觉不到现实感，好像生活充满了虚伪的东西，我又没有朋友，只能缩在沙发上泪雨涟涟，用思考来取代幻想。
春天的时候，我在网站上查看了二手猎枪的贩卖，我想买来一只猎枪带去东欧草原，在小木屋居住数月。某一天，在火红的枫树林里，我躺在长椅上，望着冰雪消融的河流，紧紧咬住枪口，那无非是咬住一块黑色的铁，然后按下扳机。我有足够的勇气，但我依然渴望精神上依靠的寄托，这是一个美与崇高的病。
原先，我有一位女老师，教现代俄语；是温柔的老太婆，经常喝得醉醺醺。有一次，在课上，她问我为什么经历苦难的孩子总要寻找过去的意义？人为什么总是计算自己的痛苦？那时，我过于年轻、笨拙，没有给予她温暖的安慰；而我出于同情她的伤痛，感到她是个温柔的好人儿。
有一次，她没有按照实际情况，便给论文打高分，然后受到一个老教授责备、羞辱。可笑的是，反而她给自己的学生打了高分。我的女老师没有反驳一句，只是哭泣，孤零零地坐在教室里。她的黑色眼睛挤出眼泪，可她没有把忧伤发泄给任何一个人！
现在，我的冷漠云霄雨霁，我想起来她绺绺金色的发丝，仿佛金色的连理枝凌乱着。我的内心生出来一些美丽、忧郁的感觉。我想要詈骂自己，我们在上课时，我总是望着她，从斜睇到痴睇，她是一个多么美丽、有涵养的女人！因此，我如纳博科夫、德勒兹一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嗤之以鼻。
总之，我想要乔装打扮自己，仿佛女人们喜欢听漂亮话儿，又害怕做一个旅行者，在黑夜独自醒来。我还要幻想美与崇高，我恨不得讥笑自己，这何等幼稚？我又不能证明自己拥有一颗纯净的心，我不向你们撒谎，我也是迫切地渴望证明。
在网络上，我寻找不到一丝外界的联系感，即便出现一个人与我聊几句也好，我的脑袋里开始出现另一个小人儿，他告诉我应该打电话给刘刚，辱骂他，就该这么做，可是我没有胆儿，我对我们的关系感到畏缩，但并不是惧怕，如果他能够听我一段诚诚恳恳的解释就足够了！
问题出在这儿，大半年前，有一位女孩儿打电话给我。她是石头的对象，她打电话过来，邀请我去刘刚的别墅玩德州。
我不想去，但询问她刘刚去了哪儿，她说刘刚也在。借着机会，我便舔着脸皮试探刘刚，“在你家玩德州是不是真的？”实际上，我非常害怕，因为谁也不认识，但一想到他在那儿便勇敢了起来。刘刚电话里说，“那应该是在我家，他们打钱，你可以来看一看，小玩一下。”
我从外面进入室内，后背热汗直流，脸上发烫；打开门以后，客厅传来一阵不清晰的嬉笑声。他们坐在一张巨大的、黑棕色的圆桌边，所有人都在打量我，用着一种接近藐视的眼神，把我当作一个送餐员，冬夜里闯入巴依老爷们的赌局中。
我礼貌地微笑了一下，环顾四周，也没瞅见刘刚。在他们的视角里，这儿走进来一个小丑，不善言谈，但我依然走了进去，开始自我介绍起来，我是笑脸相迎的。对面年纪最大的男人长着一脸疙瘩，朝我笑，招呼我坐了下来。
他的处理方式让我感到意外，甚至是一种装模作样的亲切，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当时，我羞愧难当，而且还出于一丝贫穷的身份，与赌鬼的场合感到不匹配。在那一年以前，我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甚至还没去过赌场、酒吧。
我看见一桌豪赌人士坐在这儿，相貌端庄，行头十分专业；圆桌边荷官还带了一副白色的手套。
我坐立难安，开始后悔。我为什么没有读懂他消息里的意思呢？他不在家呀，为什么我抱着期待？他可能过一会儿便又会回来？同时我感到羞愧，这儿的男人不出众，不像是受过教育的人，我怀揣刚走出学校的新鲜知识，坐在这群人面前，感到可耻。
左边的男人二十多些，体态臃肿；右边的男人调侃自己输了一晚上；中间发河牌的人带着眼镜，像我一样是个说话唯唯诺诺的人，我甚至听不清他的话。这弄得我更加难熬，他们私下说话也毫不客气，显然是认识了很久的牌友。这些嘉宾在这儿盛筵款待，显然，他们也不了解我，究竟在这儿睡过多少个晚上。我看着他们打牌，一会儿又掏出手机，装作打发时间。
楼上还有一位姓谢的朋友躺在床上不愿下来，我是后面才知道。他对我倒是非常客气，能聊些正常和真诚的话题，以前也一起饮酒，就是懒惰成性，早已丧失了生活的热情，一头散发从不整理，面庞也有些水肿。
我从他那儿了解到，楼下这场风光、悠闲的牌局中，赌注是按照赌场的规则；我一概不通。在这儿坐下后，我又实在没有办法，上楼给刘刚打电话借了五千元，那显然不够的。我感到无比自卑，又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下郁郁离去，我开口问能不能借我五千元，楼下便发出了一阵炸裂的嘲笑声，明明声音已经说得够小了……我又询问刘刚什么时候回来；他并没有告诉我已经去当了送货员，后来某一天不经意地话语中我才知道。我痛恨人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总喜欢藏什么秘密，而我极其不愿意猜测一个人；他把我当普通朋友，故意疏远我，这其中可能想象力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那时，我误会了他，我原以为他联合那个女人，去叫我凑人数打牌；作为一个朋友，您怎么可以告诉别人，让他去叫您最好的朋友去赌博呢？我也并不是误解他，而是因为他的愚蠢，让我感到愤怒。这样的朋友在我的潜意识里完全是不合格的，但我总有着他能变好的期盼，这解释起来有些复杂，就是我没那么轻易摆脱建立了友谊的人，他也并不坏，就是有些愚蠢，而且，那时的我还没意识到愚蠢也是人性中的一宗大罪。更重要的是，只有刘刚知道我私下玩过德州扑克，不过是喝酒的小游戏而已，但他就这样把我轻易出卖了？要知道，我是个读书人，赌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羞耻的事。我诅咒他，一定是他告诉那个女人！
我鼓起勇气回到了楼下，强装镇定，像个局外人似的坐到了凌晨，刘刚依然没有回家。那时，我还不够成熟，不敢打断他人说话，也不会叙述引起人们兴趣的内容，后来，我聊扯一些话题，没有一个人搭理我，我像一只挤不进门缝的蚂蚁，而他们的谈吐是多么自然啊！仿佛这场赌注的游戏只是心情的调味剂，他们越是哈哈大笑，我越感到难堪，自己说话还混杂着吞口水的声儿。
又过了片刻，右边的男人询问我要不要加入进来，他的面前还有一堆红白相间的筹码，另外的男人们谈论着上一轮的手牌，空气里弥漫着轻松、惬意的感觉。头顶上的吊顶灯仿佛一片琳琅满目、大大小小的酒杯，然而，我拒绝他的邀请，我感到喧闹，这是多么丢人现眼！他们会误解我的拧巴，并认为我是不敢上牌桌押注，又不给我丝毫辩解的机会，或者来一场堂堂正正的语言学、哲学交流也好。
我在这儿能待下去，完全出于忍耐力，我却没有做任何事把它变成一种正面的效益，仅仅只是不屈服于羞耻心，而且我还在憎恨自己。然而，我还是跟自己妥协了，我借着上厕所的契机，一溜烟儿离开了这儿。
我起身离开真皮的赌场椅时，我的脊背一阵凉意，那仍然没有一个人在乎我，只有刚进门打招呼的男人抬头瞄了我一眼，那仅仅是出于离开座位时，我意外的动作似乎惊扰了他，这这样的状况下，我迫于礼貌解释起来，我说自己是个读书人，我小声地说，“我……还是作……家，”这些人连疑问也没有，只有那个一脸疙瘩的中年人挥了挥手，笑着示意我离开这儿。后来，我在饭店遇见楼上那位厌世主义者，他告诉我，他们是饭店或国企的老板、员工或者富少，而我们是个笨蛋、穷鬼，我们和他们都瞧不上我们自己，同样有趣的是，我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优异，我又瞧不上所有人；有时候又回忆起来，我痛恨自己错失了一个走出自己世界的机会。
我在门口披上了大衣，走出了别墅三百余步，雪搭在树枝上，背后暖色的灯光依稀可见，那些嘈杂的声音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感到冷，快步离开了这里。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堂而皇之地做了，又灰溜溜地逃跑了，这是神经敏感的毛病，我还不具备社交能力的顿感，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依然渴望刘刚能跟我说说话，而这都出自我有待证实的幻想罢了。为什么我那么期盼与他相见呢？这与他又有何干？我像条挨揍了的狗一样把这件事怪罪于别人，或者是，出于祈求庇护的心理而不能承受现实的落差？任何一种猜测都让我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他，那时，我在崩溃地边缘跳舞，我非常需要他。总之，我仍处于逃避痛苦的状态，不敢去接受这世界上最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出于一种敏感的痛苦没有任何缓解疼痛的意义，那只会加深摆脱它的渴望。
三
我相信对于一种毫无征兆的压力，我们的思维处理永远是不够成熟与完美的。我逃脱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却从未消失对于过去的一切记忆，反而像是沸腾的水声在耳边萦绕。
同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懦弱的感性问题：老女人吃下一个施加魔法的苹果，那么她会相信自己变得年轻、漂亮吗？还是理应对自己的衰老感到恐惧，变得整日浑浑噩梦，忧愁满面。这两样东西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坚信自己有什么毛病，得了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低劣的精神病，我不光仇恨自己，还仇恨人类的灵魂；但没有人会为了仇恨的价值毁灭自己，人人想要幸福、崇拜。
有时，我回忆过去的时光。我对他的冷漠感从未意识到自己需要他，而只是出于害怕孤独的需要。我理解他，却从未宽慰过。我记得，我拿起一本郁达夫的书建议他阅读。我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在灵魂上相拥我，但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没必要期待他。
那些日子里，每天我靠着坚韧的毅力熬过失眠的夜晚，耳边传来夜的呢喃声，那是一片无声寂静在疯狂地流动。我是个对自己高要求的人，从来却是包容他人，还像个傻瓜似的染上了不会表达自己的怪病。
夜里的东西是多么美妙啊！我一向认为自己有神经病，我感到轻松的时候，渴望有人唾弃、辱骂我；或者我担心，我的灵魂要是得到了宽慰，就是上帝的惩罚。一个人要是得到了宽慰，可能连丁点儿的善良也保留不下来，因为所有的事情围绕着他的幸福。
有时候，我成为了他的疾病潜伏在周围，而我从未吐露出隐藏的心声。接近他，我便爱他；离开他，我便憎恨自己。在夜里，只有空气是焕然一新的，我热爱寂静的感觉。我的脑海却止不住思念，我一度认为他跟我一样困窘，但我们的关系不那么亲密了。
在我的眼前只有一个黑暗的、温柔的、钢铁般的夜。我想要歇斯底里地说，沉默也是人类共同的疾病，如同懦弱；然而这不是科学的、哲学的推论，是我的臆断，但我坚信不疑，因为沉默是跳过拷打自己内心的借口，是肤浅懦弱的愚蠢病。
夜里我实在是害怕，而最近也没有无妄之灾。我感到自己活在一个空洞的世界里。我常常在这样的夜里做不了任何事。我渴望成为没有主观意志的机器，或者成为卑鄙的动物。
我的胸口开始疼痛，在上帝揉拧时间的空隙里，无限放大的疼痛以意志的感受点发作，我想要流着泪说，我不愿意成为一个人，而在上帝的面前遵守美德，便要学会忍受；而在如今信仰沦丧的时代，一个佣人替另一个整日操劳奔波，就是高高在上的权利压迫。上帝死了；连美与崇高也变成欺骗自己的借口，因为自己过去的意义对他人没有价值，既然如此，人们又凭什么能够从现实社会中产生结构体系？因为我没有价值，我想对于一些神经不够坚强的人来说，这样的结论是荒诞的。
但首先你想想，一个神经病似的人物，整天思考着怎么为人类的生存而努力，人们会对你的呻吟感到愉快，因为你的标签跟你的言语吻合，假若你要是穿得衣衫褴褛，像个穷苦的、封建的老百姓，你就成了一个迂腐的小人物；因为你对于他人没有有益的价值，你只会损害那些大人物在别人身上寻找快感，因此，你完全被否定。大人物用理性思考你显而易见的一面，于是通过你的呻吟否定你的全部，这和受教育程度相关吗？还是取决于人们的语言习惯？还是我们的社会如今没有受到礼义仁智信的美德教育？所有人都处在欺骗的世界里，这种差异在于崇尚理性的手段，而人们对于平衡理性和感性的差异望尘莫及，因为不能承受的痛苦，无所事事，怨天尤人，认为自己遭到了浪漫主义的侵扰，抱怨世界的不公；行动上又受到外界的指责，我们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而所有争论的问题又会回到人的身上，所以我说这个世界的理论是癫狂的，产生理论的依据更是毫无用处的；只有有些聪明人相信懒惰才是真理，把这种挖掘真理的现实感用在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上。
你们要是读到这里，能够想象出来我通过理性的谩骂获得了多少快感吗？某位俄国哲学家说，“人们想要自由地选择幸福的权利，因此在自由中斗争。”那么，人们在解释幸福范围的过程中，又多少压迫了别人？我们这些可怜虫，从信息时代的自由里又被多少流动的信息覆盖了自由？
这除了我的呓语，没有任何效益，因为人是爱好享乐的动物，一切可供享乐的东西变成了客观有益的兴趣发展，而在最初的基础上，人们会坚定的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普遍思维建立在平等的愚蠢上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写到这里，人们就会嘲笑我，“您真是有自大的病，您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的认知优越所有人，试问你，你能做什么？”难道人就不能有改造社会的理想？既然是在由法律维护秩序的社会里，人们对相悖的看法就诋毁，难道内心想法也是一宗大罪？我认同，我也承认自己自大的成分，因此允许人们诋毁我；而可怜的尼采却认为自己要做超人，或者说，人们对于一个语义场的概念理解用了不同的言语划分。
尼采是个简单、愚蠢的疯子，我相当坦诚，卑鄙又邪恶。我对于拓展个性边界的追求蔓延了我的想象力，这使得我的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但状态在时间上是连续的集合体。每一秒钟，每一分钟，我的观点随着思维状态的转变逐渐变化，甚至互相矛盾。人们会认为我是神经病。您尼采就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吗？我感到好笑，著名的哲学家不过如此，如何又能处理得了感性和理性在知性上经验化的平衡呢？难道“超人”理论的缘由莫非不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带着直觉的高尚情感？那就是知性化的下意识经验化处理加工成了直觉的结果，而人们迫切渴望挖掘直觉的秘密，祈求“所指”一切人与外界的联系，而需要人走到生活中去；寻找意义是你生命的价值，同时孤独、封闭自我也是最大的骗局。不然，一个印度教徒如何才能永恒轮回？但那永远成为不了上帝，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人类最大的矛盾不是痛苦，是愚蠢；而最大的悲哀不是愚蠢，而是盲目的、掺杂感情的理性。
四
早上醒来，我的心情放松许多，我要改口昨天说的话，因为我的可解释范围足够大，而我唯一的优点就是对感觉诚实。屋顶的雪水融化了，滴落下来，仿佛什么美妙的旋律打在了我的窗台。我认为明天也会是一个美妙的早晨。我也从未爱过他。
我走上了一辆蓝色电车。
这四周出现那么多的人，他们在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医生，恋人，警察，学生，政府人员，酒鬼，收银员，作家……所有角色表达情感的强弱程度在不合理的区间内，为了生——人要么幸福，要么痛苦；要么崇拜，要么诋毁；要么满足，要么索取。为了死亡——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被毁灭；而我感到荒诞地是，真理只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因为我们害怕过去的无意义。
我在看东西。透明的窗玻璃里仿佛展露了我的脸；电车行进中，我一向也只能从阴影、黑暗的玻璃上认出自己。冬天。孤零零的雪粒子飘落在生者眼前的一切景象里；它们以我感知不到的温度，落在行人的斯拉夫帽檐上，而我仿佛是城郊的隐居者。我的眼睛，我的痛苦，双头鹰一样地分裂在白色的浪潮里。人，雪，铁轨声；您在一个无尽的、布满星辰的城市里游荡。冷冽的明斯克，恶魔号管似的风声穿过铁层在咆哮。电车躺在铁轨上，上帝只用一根手指就能推动了它，而丧失希望的酒鬼安安静静地，躺在一片薄雪的白色站台里。我见不到他了，而一个酒鬼昏死过去，也再不能谈论自己，只会变成一个死魂灵的异乡人。
头疼痛起来，我的两只眼睛、耳朵在互相对话；身体开始四分五裂，我在用我的右手来尝试思考。
我跟安德烈纪德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几个王八蛋，因为我们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啊，安德烈纪德，你是一个像我的神经病。你越是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姿态，我便愈加尊敬你。乘客们在酣睡，要可以，我会拉着心怦怦跳的你，去车站外面去过夜。你看看呢？这个约定好不好？上帝会让死人复活的。你要是拒绝我，我就会很丢人，我在表达自己，要是拒绝，也没什么关系。开口！开口！我的语言无需我来表达，我们对于无意义的事只在梦的边缘见过。我要嘲笑自己，我在把我自己当作一位什么样的大人物？我的上帝啊。我的价值在分析我的各个部分里，而我感不到一丝忧郁，甚至十分亢奋。我还看见了我痴迷的眼睛。我们互相厌恶。外面的天白了，雪飘落在了我内心荒凉、冰封的长河里。
雪是否挂在树枝上，祈求留下我春日的痕迹？
妈妈在雨中祈祷，我的爱人，我，作为一个人在镜中的深渊凝视你；我瞎了眼睛，看不见雪的影子，也见不到上帝；我毁灭了我和我的梦。
三个副人格
五
车厢里总是有着混乱的寒冷，发生在我身边的嘈杂声搅动了疲倦的容器；水雾模糊地黏在两扇蓝色的车玻璃大门上，背后零星的灯光飞快地掠过男人的视线，蓝色电车驶离卡支洛娃车站已经数十里了。李林来这儿千百次，依然灰头灰下错了站，在他的意识恢复到现实之前，车门还没发出金属声，他立马转身回到节肢动物身体里。他感觉还没有到达车站。他大学进行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句研究后，老教授协助他当上一名普通的研究员，进行着古俄语的呼格用法研究，但他仍是说蹩脚俄语的外国人。
当一个微弱的圆点随着时间推移、连接成一条光视时，他注意到车玻璃窗上的模糊人影像纳博科夫所描述的普宁。我到站了，听到男中音的提示声庄重地重复。他感到自己处在变化的状态，因为逻辑思维变成了对知性的经验化处理。他处在一个直觉主导思维的茫然之中。
车门打开，女人穿着人造细绒的开领外套，站在他的面前。她嘴唇微微发瘪，涂抹了马林果似的口红；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寒冷的榛果味清香。她在瞧着这个男人，但研究员李林的面庞带着傍晚云朵出没时的灰暗。
电车经过了大概二十秒钟的停靠，那个女人转过身，下站了。李林便脱离了闷闷不乐、沉思的状态。我仍然不知道李林在想什么。李林携带了一个灰色的运动包，里面一本盗版的科雷马故事集漏出小角儿，蜡黄的劣质封面写着“劳动是一项光荣、豪迈的英雄事业”；另一侧女人用着尖细的小号声调说话，李林注意到了телефон的词尾竟然发着接近э的音，这意味着金发的中年女人可能来自立陶宛。他陷入抓捕细节的自娱自乐里，也不知道她是坐还是站着。前面的女人后背朝着我，她带着一副女医生似的黑色眼镜，手机接在妇女一般的耳边，她的发音法仿佛是舌尖对上颚产生了本能的排斥，这在斯拉夫人中并不常见。
他过了三分钟以后便坐到了座位上，他的旁边有一位是商人、也是学校老师的乘客，只不过二位已经相别多年，想必后者也见过了太多像他一样顽固的、集体性面庞的问题学生。她的名字叫塔基雅娜•奥谢菲，当年给他连续开过四年的大学委员会；这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浪费了更多教育官僚的时间罢了，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没有那么喜欢搞一些如流亡者爱好的美学研究。
现在两个人坐在了一排的双座上。李林可能思考着类似赫索格的浪漫主义，企图为现代社会寻找新的生活视角，或者依然如五年前回忆悉达多关于印度教的错误……周围喧闹的人群安静得埋伏起来的游击队一样。
实际上，他有些复杂，想要弄明白他离奇、外太空似的想法，不亚于弄懂一部创造进化论史，因为他可以从注重情感、个人主义，提倡自然天性的浪漫联想到蒸汽太空船；因此，作为一名不合格的研究员，他的工作日常仿佛处在古希腊的修辞学校里进行毫无根据的演讲与辩论，他那接近后现代的直觉是不招人理解的根源；他是一位非典型的尼采主义者。
六
车厢内弥漫着北方冷冻的、鱼子酱的咸腥味，这仿佛是圣彼得堡极夜里的黑暗与寒冷。同样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当年在圣彼得堡还暗恋过这位优雅、梳着男式短背头的金发女士。她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毕业以后，在伟大的苏联还未经历那一次前所未有的灾难前，在南乌克兰的某省机关工作，因为她的父亲掌管那个贫穷、美丽、滨海的城市。那儿的秋天总是一地鎏金色、屠格涅夫的浪漫似的心形枫叶，小狗会在趴在地里打滚儿，从公园的这一头，窜到绿树林到另一头，直到消失我的视野；眼睛像两个栗子似的松鼠抱在焦黑的树上，没有一丝提防人性的阴暗感。她坐在俄罗斯式的长椅上，如同在这儿一般，昂着洋洋得意、又有些敏感的头颅，脸上还有些安东诺夫苹果似的青红色；我仿佛已经闻到果实熟透了的香味。她脸上发着斯拉夫妇人银白色的奶油光泽，仍然带着当初硬朗、务实的态度，但她不喜说话；我感到了记忆在时代的浪漫主义中进行了偏移，她当初躲躲闪闪的眼神变得更加温柔、坚定起来。
她转头瞧了一眼这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国人。当初李林翘了半个学期的课，之后在委员会公开承认自己患有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虑症，她大声嘲笑，并且义正严辞地说跟旷课有什么关系、又询问是否去医院开过患病证明。她用故意修饰过的愤怒来掩盖学生犯下罪行的轻松自责，她的手挥来挥去，空气中流动着光的眩晕影像；她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象征爱的戒指，还有那极端冷静、小香肠似的嘴唇跟现在一样，记忆中的她仿佛电影情节里美丽动人的断片。李林从教室里走了出来，我极力否认着她关于李林的羞辱，另外一侧的学生们保持着富有感染力的寂静，她把我也赶了出去，我说了一声“女士”，然后听到了冷风声，在楼外疯狂地呼啸；她把门关上了。
北冰洋的海风隐隐约约地拥抱了我。我们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小岛上生活过一段时光。后来在燃烧圣火的教堂里，三烛桑葚红、宝石蓝、日光黄的蜡烛仿佛流星碎片划过我的眼睛，我们坐在东正教式的长椅上，在最后一排做星期天祷告，我的脚触碰坚硬的大理石发出老鼠的咀嚼声，她突然抬头说喜欢我，但不能爱我。我们从教堂走出来后，我不再拉着她柔软的手，我质问为什么不能放弃对我的偏见，她说我从未和自己内心对过话，又严严肃肃地问我做那么多的哲学与语言学研究有什么意思？这世界上的真理难道比得上一栋气派的大房子？我想到了一栋绝妙的别墅，车库里挺着意大利式金光闪闪的跑车，草坪上还有淡蓝色的泳池，花园边的铁栅栏涂满黑色油漆。在院子里我们躺着晒日光浴。
她说准备拿着父亲的推荐信，然后去大学的管理部门。“真好啊！”她指了指我的鼻子，说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听她的，可以吗？我如何也弄不懂、又总能纵容她。那时，我对精神不安的反省单单是忽视自身情感的借口，妄想依靠它完成包容她的勇气，而三十年如同一个新型国家空白而短暂的历史，在我的脑海里通过时间的流动，开始轮回我对记忆的思念。
“您是不是写小说的学生？我的意思是，很多年前就从俄语系毕业了？”
我的塔基扬卡是一个聪明、进取心强烈、善于摆布我的女人。她很有可能刚刚转过脸瞧见了我，因为过去她就善于编排出对立纠纷的事件，于我而言，这仿佛命运在捉弄主人公，但我讨厌用这样简陋的愚蠢来捉弄我不会在意的地方。然而李林没有理会这个嘲弄过他的女士。他们经过了三十秒的缄默。
李林学生时代的命运曾依仗这位“好心”的主任；他只不过是在荒诞的生活里寻找到了一丝理性的慰藉，而他的语塞、失语表现出来了一种愚笨的深沉态度，仿佛内心经历了一场战斗中猛烈的雷雨。
“我有话跟您说。”他平静极了，那一股不让人发觉的力量隐藏在了面具下。我担心李林会做出冲动的事情。他有一次在聚会上当着所有绅士的面喊我游泳，外面的夜里飘着雨粒子一样的雪；还有一次他把年轻的酒鬼揍了，他大概十七八岁，那天所有人喝到了蒙蒙的穹顶开始变成鸽子似的灰色，那个年轻人便哭着要打电话给妈妈，说要回家，同时把手搂在了旁边漂亮的姑娘腰上。他骂骂咧咧地说俄国人的生活荒诞可笑，灵魂已经死了。我告诉他人的灵魂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用来概括内心世界的词。然而我们扶着那位少年回家的路上，他却把每一个深绿色的空酒瓶端端正正扔进了垃圾箱里。
“您知道莫斯布鲁格尔吗？”李林继续问她。
塔基雅娜朝着李林微笑着说，“我的意思是，你是否还想来学校里参观一下，新教学楼会比你工作的地方漂亮。”我想起来，她曾告诉我，李林是个幽闭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断，却完全不能解释缘由。
然后她强行把我拉入了话题，我躲入了人群中；她又有可能没有发现我。
“您的那一位意大利绅士给了你什么好处？薪水够你结婚吗？为什么不愿意来我这儿？我好奇得要死了，你在想什么？你在思考我吗？”
她怎么会这么愚蠢呢？难道她不知道自己对李林的厌恶只是出于相同的敏感吗？难道他人就不能从她眼睛转动的角度来读取她内心的声音？两个人的心理活动就像戏剧的画外音一般。从那接近幻觉的功夫里，我耳边的嘈杂声弄得我的精神感到不安的麻烦。
我爱她。我们从那个教堂里走出来后，我第一次察觉了伤心、抛弃的拘束感，而我再没有询问、猜测任何她的心思。我乘上了返回敖德萨的火车，一路上十多个小时的旅程；我始终忘不了她西伯利亚的黑色眼睛，她坐在长椅边脸朝着我，一张不宜人的面庞；她说出了一句别出心裁的话。铁轨声在耳边嗡嗡回响，思索之间，我把随身携带的萨宁撕成了碎片，扔进火车的垃圾桶；有的抛向列车与铁轨轰隆的缝隙边。
我从大学同学那儿知晓她回明斯克后，我申请前往白俄罗斯大学工作。直到有一天她写信告诉我，我需要你，来见我吧，以后再没有机会了。我收到信后，马不停蹄来到她留下的住址。一个心形的拱门仿佛坚硬的心上滴落了白色的纸屑，其实那由白色玫瑰花编织而成。一对恩爱的新人迎面出现，满脸通红的笑脸，白俄罗斯头巾一样圣洁的婚纱穿在她的身体上，新郎则梳着阔绰少爷似的美式前刺发型。礼台下的观众们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喜庆的气浪携带着白色郁金香淡雅的气息。我去衣帽间挂上外套后，坐在了举行婚礼的花园里，我左右转头观望，想要确定我是不是唯一出席的旧朋友；她曾经的那些阿里克们、知心朋友们全部没有受到邀请。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她的父亲挺着伏特加酒瓶一般的肚子，穿着气派的黑色燕尾服出场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然后是她的丈夫，一个长相并不出众、面容发白的男人，接着是他们的亲属，然后摄影师在台下闪着星影般微弱的光。
关于宴会的记忆如一截断诗，天上泛白的云朵也无情地从我的心间缓缓掠过。我除了她谁也不认识，喝了一杯伏特加之后，我谎称是她的大学同学受到了新婚夫妇的邀请，之后立马离开这个罪恶我、让众人感到欢喜的地方。我穿上精心准备的外套，准备离开时，她叫住了我，挽着新郎的胳膊朝我走来，穿着美丽的、叶卡捷琳娜似的婚纱；她告诉所有人我是他大学时代最好的追求者，我们却没有发生什么；新郎的手里掐着一杯深红的法国酒，说感到可惜，我也表示赞同，因为我不是一个懂得生活、珍惜幸福美好的人。
那时，我已经在大使馆工作，而教授俄罗斯语言学只是另一项接近她的职位。有一次我从意大利进行完学术访问，在返回明斯克的航班上，教形态学的女士告诉我，她和丈夫在公寓里大吵了一次，要离婚了，仅仅出于那些繁琐、鸡毛蒜皮的家庭小事；丈夫说她只关注于事业上的工作与支持，从未为这个温暖却接近破碎的家做出过什么。
那天东欧草原的雨下了整整一宿，我昏昏睡睡地从航班上走出来，地面潮湿的气味拨动了我全身的神经，我想起了昨夜里温柔、机械的夜景。要是把他的丈夫换成我该多好？然而这个愚蠢的梦会让人疯狂起来；随着二十年青春的时光慢慢流逝，我已经感到了低情感的逻辑思维进化成了一种强制我的情绪化，无时无刻不在压抑着我所有的官能。有时候我梦见自己跟她返回了列宁格勒的旅馆，在窗的不远处，高耸着红白色尖尖圆塔的教堂，仿佛是永恒不变、雕塑成古典艺术风格的爱情之塔；我们睡在明亮的房间，她躺在床上，询问我明天该去哪儿；用着暴力革命似的语调问我，她想要知道我爱不爱她，还说明天一定要同她返回爸爸那儿；我的一份大使馆工作申请早在梦发生之前填好了。我爱她，但我们不能生活。
我返回语言系办公室后，我最青睐有加的中国学生发来消息，说在电视台上看见了我，祝贺顺利。但偶然间，我从办公室的老师以及研究员那儿听到了不利于我的绯闻：塔基雅娜说我插入他们的婚姻之中，这导致了丈夫不再相信她的感情。塔基雅娜对我所有接近的目的都变成了一种伤害的猜测，从那时开始，我对过去的幸福也感到极大的耻辱。
我马上要与一位意大利的姑娘结婚了；她是一名记者，我们在意大利大使馆认识。起初在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我见到她的一则报道，那是关于一起发生在阿根廷的暴动。她的半截身子出现在了荧幕的中间，从她草莓似的鼻头到宽阔的额头，从佛玉般的耳朵到另一侧镰刀似的下颌，她的脸仿佛天上尖尖的、乳白色的半月拼成了两半。后来在大使馆，我遇见了这位所有美丽的形容词都不能比拟的女人。她拿着一叠文件夹从文员办公室走出来，我望着她从斜睇到痴睇，她撞见了我的视线，用带着浪漫联想的口吻问我，“你像是很多追求我的男人一样，故意制造接近我的事端。”
我们在意大利的时光美丽得跟秋天的枫叶一样，之后，她和我返回明斯克。不过多久，她也知道了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传闻。安娜说所有办公室的人在警告她，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男人。她用苏格拉底式的反讽盘问我，想要知道过去关于塔基雅娜的一切，连公寓睡过的大床尺寸都要知晓，但我多么地爱她。
我说你不要离开我，我们明天还要去国家剧院，一起观看万比洛夫的三幕剧，你不会离开我，我跟她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没有骗你，我只是受到了勾引。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大使馆的相遇，我承认了对你的爱慕，后来我们在那个咖啡馆里相遇，你迷恋我的聪明。我还承认神秘而不可解释的吸引，但从未打扰过另一个人的生活。我说即便你不相信我，我也期望我们会永远幸福，像两只飞舞的澳大利亚蝴蝶一般度过只有春季的生命，你开心得用两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问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的一颗温柔善良、骄傲怜人的心挑拨着我、释放着春天四处游荡的浪漫气息。你说能不能下跪求我。在明斯克的公寓里，你说不相信一切的真理，只愿意相信对我的感觉，然后把一打蝴蝶结抛向了我，问我愿不愿意给她做成蝴蝶天使的样子。“是啊，是啊，阿根廷的暴动结束了，我也不用再守着爱情开始叛乱的事情了，不许你做一个叛乱分子！”
秋天之后，明斯克的气温骤降，马路仿佛除过草的土地撒了一层白盐。我教完教育课后，塔基雅娜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推开我的办公室门，说我如愿以偿了，她离婚了。我叫她滚出去，因为我的好感根本不是爱她。她安静地瞧了我一眼，走了出去。
可我联系不上安娜了，她只给我留下一条短信，名叫雪在阿根廷的悲伤。车厢外的冷气猛烈地抨击朦胧的窗玻璃，我想要询问这一切，是不是和她有关，因为塔基扬卡重复说出那一句非常难听、虚伪的话之后，我无法正眼瞧她，我感到一股麻木的暖流袭来，在半三分之一秒之间变成了萨特式的恶心。
我的学生正坐在吸引她的注意力，不管她有没有发现我，我们都要盘问这一切突如其来的真相，她到底跟她说了什么，或者她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让她狠心离开了我，因为一周以前，我从办公桌上丢失了一本电话册；只有她有这儿的钥匙。
她居住在哈卢利大街三单元五十六号。我现在正在用猎狗一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或者说，我迎来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来摆脱愿意做仆人的心理。她仍然和李林说着什么，我毫不关心，一定也没有我期望回复的内容。她冷酷的疏离感也从来不会暴露任何自身弱点的情况，哪怕一丝情感的流露，当初我也不会离开。那些往日的温情变得下流不堪，她仍带着美国式的微笑，用自认为幽默的谈吐说了些什么，李林凶狠地盯着一根铁杆扶手，用着殉教者的目光，正如她所说，他的幽闭来自一颗强烈渴望爱的心灵。
七
在转眼之间，我倍感孤寂，身体在铁皮车厢里发抖；塔基雅娜和她或许是同一个人，实在太相像了，我仿佛做一场梦醒来了。邻座的人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以为我要发疯了。我从座位上起身，似乎是什么东西拌了我一下，我的脑袋鬼使神差撞到一个女人怀里，我闻到一股强烈的福尔马林味道；她是刚刚打电话的女人，一幅医生冷峻的派头。我恍惚间从悲痛的想象力中恢复过来，抬头继续寻找塔基雅娜俏丽的身影。我立马起身，往车厢前面走去。
“这是什么？撞到了人还不说一声道歉吗？您感觉还好吗？等下……我是不是见过你！”
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我下意识地认出了她。我甚至有点儿怀疑，她是否追随我一路。当然，当务之急，我首先要寻找安娜、塔基雅娜、李林，这位心理医生只不过叮嘱我不要抽烟喝酒，记得按时吃安眠药，以及在诊所之外的场合里，她无权管辖病人之外的其他生活，不然我就像一只拴住了的老狗，而且疾病缠身。
“我老了！我这样的人也没什么廉耻心，人们的道德传统对我根本不起作用！”我走在前面回复她，人群冷刷刷地眼神仿佛一群病猫盯着我，此时，我也思考不出谦逊、有涵养的话来；他们大概认为，我穿着邋邋遢遢，戴着斯拉夫式的黑色头帽，散发着一身体臭味，长期也没洗澡，最主要是，我在这儿发着什么酒鬼似的神经，人们相当害怕我。我好心的女医生又追了过来，掐住我的胳膊，我回头却发现她像个冷淡、精神抖擞的机器人站在我面前。
“您难道还不明白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坐在座位上捂着脑袋，我看见那个中国男人和女领导下车，然后分道扬镳；我是出于好心提醒你。另外你不要再想着什么戒酒之类的事，适当就好，瞧瞧你，一身伏特加工业酒精味儿，难道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在她的话语里，我被形容成了一位不知羞耻的病人，实际上，我现在走路摇摇晃晃着，同时也知道她没有多余、不尊重我的意思。我握着电车的扶手，文质彬彬地打量了她一眼，我靠上去想要亲近她，我说，“你是不是我的安娜？”
“从未听说过什么安娜，大使馆查无此人，您认真这世界上有这号美丽、浪漫的人物？还是从什么漫画里看来的？你听我说，这儿所有的人都看着你，我们需要下车。”她说话的语气平和了下来。
“安娜怎么会不存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也是真实存在的……我在一九九零年列宁格勒的冬天已经熟读了这部作品，还有，即便这两个人不是同一个人，您也不需要弄混我的记忆！”
“我警告你，你不需要在车厢发酒鬼似的牢骚，这完全没有一丝道理，而且听不懂你说话！您瞧瞧，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女医生说完，接着发出响亮的嘲笑声，一旁坐着的旅客们仍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我；这儿没一个人下车。
“您为什么要笑？我不是一个连开心也要嫉妒的人，刚刚还对你有些好感，你要是不舌头打滚儿掉下来，我仍然可以保持友好的态度。”
车厢所有人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仿佛我刚刚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有一个男人起身把座位让给了我，我感到蒙羞、恼怒，还有些精神振奋，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旅客有的眼神四处游⼷，有的站着愉快地讥笑，有的坐着表示愤怒，另外一只手已经掐扶手，有的认为事不关己，用着毫无同情的态度旁观。
“您应该要相信我，你的包里其实没什么也没有，没有科雷马故事，你不用焦急地翻着手提包了，除了一堆写满文字的草稿纸什么也找不到。你也用不着作对，我们在同一间车厢里，还是你想要下车？你下车了，还有我，他，她，他们以及无数个旅客坐着这儿，一起等待终点到站，还是你要把谁赶出去？我没搞错吗？你不会赶走我吧？我们也赶不走你，而且你刚刚还表示好感来着？”
“怎么会……没有我的书？我难不成给它吃了？”
“我要说句实话。你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没有人会愿意跟一位情绪激动的人打交道，而且说话逻辑不通。”
我在铁皮盒子里一秒钟也不能坐下去。窗外大雪纷纷，我想要用一些寒冷来提醒我的神经，耳边的风雪不断传来远处野狗似的嚎叫。我开始怀疑自己，难道我真的疯了？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人的眼光？这位女医生又为什么这么了解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已经不想再去寻找他们，连活动一根手指头都感到十分痛苦；我仿佛走进了地下室，再也出不来。女医生朝我走了过来，但我看见了安娜的脸；我想要询问所有人女医生去哪儿了，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这是相当严重的礼仪问题，一个人不能这么平白无故地消失。安娜站在我的面前，穿着女医生的狐狸毛呢大衣，口袋里揣着刚刚打过电话的手机，我发现她的声调跟刚刚说话的立陶宛方言一样。我在想，难道我真的疯了，我成为了悲剧的主人公，还是，这些旅客、所有人都长着相同类型的皮囊？我的想象力驱使我创造了一个卡夫卡式的现实故事？但我不会假装安静，逆来顺受，我要询问我的安娜为什么再不回消息。
“我对隐形控制我过激了，真的很抱歉，我想要有人理解我；我的判断基于直觉的潜意识，这不是常规地看见别人以后心理不满，是内心毫无波澜，我就是发现了他们是邪恶、愚蠢的人，我认为你关于这一点能反复拿出来说事，原因是你被这样的人伤害过，对吧？我的安娜？就像我的直觉一样我停不下来思考这件事，我对控制非常不安，你能不能说句话，亲爱的，这是一场玩笑，我的戏太多了；我理解不了你的浪漫，我的理解仅次于洛丽塔，或者烧掉金阁寺，我烧掉很多次了，但是我选择不烧了呢，因为我没那么崇高了，你回答一句，开导我一句好不好？说一句浪漫的话？我原本以为你是我的安娜啊；你是我的娜斯佳……我的安娜。还有你的缺点，自大，控制狂，辩论从不找前提，听别人的话不思考他们内心真实想法，你只会听，就把我的部分概括成一个人的全部。你的医学药物和精神分析把我毁灭了，你能不能开口，安娜。我在光明正大地指责，你可以反驳我，或者，你完全不想这样？你说过世上的蝴蝶有两万种，你选择了我，现在，我想，是不是我的美梦一切都结束了？”
我感到从一片惊愕的恐惧中解脱，安娜站在那里；我想要开口继续道歉，证明情绪没有失常，只是想要叙述稍带一些事实，但我讨厌说教。旁边的老妇女走过来，说她是塔基雅娜。我不认识她。塔基雅娜和意大利老头，只是我听过的一段大学老师的恋爱故事，因为他们和我都是普通的人。一个人的想象力也是不能理解的，我对自己的目标定地太高，我已经把敏感的洞察力放在了抽象的联系里：我不停地在幻想他们，她，他，它的奇遇，我爱你，我离不开你，私奔到太空船，骑马在草原上飞奔。我却无法阻止旁边的男人说话，但我们永远乘车在魔山的车厢里。我的生活不算顺利，安娜抛弃了我，我却要继续在意大利大使馆里工作，她跟哪个漂亮、富有才华的男人在一起？我曾把我的性命交给了她，只渴望她回复我一句；知识没有用，显得有些乏味，有钱人也不需要工作和学习。
我下车了，冷雪已经落满了大地，这是多么幸福的感觉啊。走出车站三百米后，我回到房间里，脱下衣服，我见到了李林、安娜、塔基雅娜、意大利老头围坐在桌边，猛然间，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缺少与外界沟通的人。我在用直觉洞察每一个人，安娜在做白日梦，塔基雅娜在挣钱，老头在宣扬理性主义，他们拿着刀捅像了每一个人。我感到冷，我的手在发抖，我想要复活万比洛夫，问他为什么不会感到痛苦，如何才能不丢失剧作家的幽默感。房间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简陋，偶尔战斗机的音爆响彻云霄。窗外的天是灰色的，雪没有任何影子，黑色的树仿佛连接不起来的神经。前方出现了一栋又一栋的斯大林楼。
安娜在叫我，
你在干什么我亲爱的，
我只不过没有办法理解你，
你说句话好不好，
急救声、女人的哭声、人群的喧闹、以及夜晚的寒冷搬空了我的身体。胃在翻滚，我下车了，再醒不来。
写于白俄罗斯2024年11月冬时年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