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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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页码在这里有些磨损了。确切是哪一年？2002，或是2003？梧桐叶黄了又绿，那个重要的年份反倒褪了色，只记得，郑州的秋日，天高而澄澈，风里已有了凉意，却还恋恋不舍地裹着夏日最后的温存。
第一封信，是西风送来的。
在学校门房斑驳的窗台上，安静，却不容忽视，那是一张从新疆库尔勒寄来的汇款单，绿色的条纹像远方的阡陌。“八拾圆整”——金额写得格外庄重，附言栏里，编辑只落下两个朴素的字：稿酬，邮戳的墨迹有些晕开，深深浅浅，仿佛盖印时，沾上了天山脚下的晨霜与风沙。展开对折的样报，清脆的声响如打开一个预言，油墨味扑面而来，混杂着一种干燥、辽阔的气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塔里木盆地的风，穿越漫长的河西走廊，最终被定格在新闻纸纤维里的味道，我写的诗，那首笨拙地将中原麦浪幻想成边疆棉田的习作，被安放在副刊的右下角，它怯生生地依偎着《香梨栽培技术问答》，像一株偶然飘落、却意外扎下根须的陌生植物，编辑用红笔在一旁批注：“有泥土的质感，有野草的气息。”字迹向右上角飞扬，仿佛被西北的风托着，要挣脱纸面而去。
第二封信，是青春兑换的。
八十元，在那个年代的校园里，是一笔充满可能性的财富，室友们争论着它的归宿：存作纪念，还是化为欢宴？最终，我们走向校门口那家热气蒸腾的面馆……两盆面，加了三次汤，老板娘听说了稿费的故事，转身从案板上切来一盘牛肉，油光闪亮：“学生娃有出息，吃饱了好写更多的字！”那个夜晚，八平米的宿舍里，搪瓷缸碰响，醋香与辣味交织，窗外，梧桐叶正一片片落下，每一片都像一枚金色的邮戳，盖向大地。深夜，躺在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就着走廊透进的微光，我一遍遍看着样报，铅字将我的名字牢牢夯进纸里，一种沉甸甸的确认感，从指尖传遍全身，上铺的兄弟在睡梦中嘟囔：“冷不冷呀，别看了……”我才惊觉，那不是寒冷，是某种东西在贫瘠的土壤下，终于顶破硬壳，探出第一株颤巍巍的绿芽。后来，我用那笔稿费买了一本《普希金诗选》，在扉页，我庄重地写下：“以新疆的风沙支付。”这本书跟随我辗转多年，书页泛黄，但那个批注依然清晰，每当对文字的意义产生怀疑，我便翻开它，如同打开一个时光胶囊，那些稚嫩的诗句，依然在旧报纸上平静地呼吸，像沉睡在沙漠深处的胡杨种子，相信着某个未知的雨季。
许多年后的回信，是时间写的。
前些年，我因缘际会去到库尔勒，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区，我找到了晚报曾经的旧址，当年的编辑早已退休，杳无音讯，传达室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师傅，听我磕绊地讲述完那个关于稿费和诗歌的陈年旧事，混浊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他望向门外车水马龙的街道，仿佛望向时间的另一端：“那时候啊，每天下午，都有一趟绿皮邮车，‘呜’地一声开过来，我们都说，那是给四面八方送希望的车”——那一刻，忽然释然了，年份究竟重要吗？所有真正撼动生命的时刻，往往发生在日历的精确计量之外，就像那辆穿越三千公里戈壁与绿洲的绿皮邮车，它鸣响汽笛、喷吐白烟时，并不知道自己钢铁的腹腔里，正妥帖地运送着一个中原少年整个的文学春天。而春天，一旦来过，便不会真正离去，它化作骨血里的钙质，化作掌纹中隐秘的脉络，永远活在了生命的年轮里，那模糊的年份，那清晰的感动，共同盖下了一枚名为“出发”的邮戳，提示着：所有抵达，都是另一场奔赴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