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伯

一九七五年元月，我从公社小学的“带帽初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务农，一待就是四年。记忆深处，总晃着一个瘦小的身影，肩挑一副高箢篼，在蜿蜒的山路上缓缓移动——是老农民张大伯。

那时的日子，是浸在汗水里的，咸涩，却也有一点铁器般的硬朗。

他不是武士，腰间却常年系着一副“刀别子”。木鞘被岁月与汗水浸得油光发亮，像一件朴素的铠甲。镰刀与柴刀并排插着，是他的左右手。出工路上，他眼睛低垂，见着猪粪、牛粪，便像见了宝贝，一弯腰，一拾掇，稳稳放进箢篼。他有个指头残疾，小孩们不知事，背地里叫他“钩二枪”。可他是生产队里少数几个能稳稳站在耙上，吆喝水牛把水田耙得平如镜面的能人。收工途中，哪怕身子已乏得像一团软泥，他的眼睛仍是亮的，见草就割，遇柴便砍。那刀别子在他腰间轻轻晃着，发出些微沉的、金属与木板摩擦的声响，仿佛是日子本身在絮语。

直到暮色四合，他那瘦影被拉得老长，回到厢房那间昏暗的小屋，才郑重地解开腰间绳索，将那副油亮的刀别子，轻轻挂在火坑屋那面烟熏火燎的板壁上。那一刻，他仿佛一个卸甲的兵士，一天的征战，才算尘埃落定。

夜的帷幕落下，属于他的另一场“耕作”才刚刚开始。

屋里那匹“草鞋马”，在油灯的微光里静候它的骑手。一截坚实的树杈，倒立便是马身；一根横木，权作听风的耳朵；一块踏板，是叩问大地的马蹄；一个小小的坐凳，便是承载无数个夜晚的马鞍。晚饭后，他便在这“马鞍”上坐下，将白日里抽空精选、捶打得柔顺的稻草与棕丝，搓成细细的缰绳。腰间的木枷担拴住缰绳，他整个人的力气，便都倾注了上去。这便像是给马儿喂了草料，可以开始奔跑了。两根木擀杖在他手里，像两只不知疲倦的鸟儿，上下翻飞。那金黄的稻草，被挤压，被收紧，在“嗒嗒”的节奏里，先是一个紧实的“鼻儿”，然后延展成鞋底，最后，神奇地，化作了一双双元宝似的、厚墩墩的草鞋。

务农的那段光景里，少年的心也曾被这朴拙的手艺鼓动。有一天下工后，我兴冲冲地从岩下砍回一根极好的酸枣树杈，照着样子，想也做一匹自己的“草鞋马”。只是那树杈还没干定性，我便因重新获得入学的机会，离开了家。我那未竟的“坐骑”，早已在岁月的角落里，化为灶膛中一缕温暖的火光。

那一双双草鞋，多像泊在昏暗灯火下的小船啊。除了能给自家人一份踏实的温暖，若有人舍得花一角五分钱，这只“小船”便能载着另一双陌生的脚，去赶场，去下街，去云游四方的路上了。

我那时听着老辈人讲，民国时有个黄大爷，也是打草鞋卖的，性子烈，人称“锥马角”，你若伸手碰了他的草鞋，便非买不可。张大伯听了，只是憨厚地笑笑。他的草鞋里，编织的仿佛是无声的指望，与泥土般朴素的梦想。他那沉默的硬气，是岁月磨出来的韧劲儿。

如今，张大伯们的身影，已渐渐隐入历史的尘烟里了。可那刀别子在板壁上的轻响，那草鞋马在暗夜里的“嗒嗒”声，却像刻在骨子里的印记，总在不经意间，沉沉地敲在我的心坎上。

他们不曾被写入史册，名字也散在了风里，可那片土地记得，每一个季节的丰饶，都曾从他们布满厚茧的指间，缓缓地流过。

2025.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