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河畔：一个家族的流水

2024年冬，阳光薄薄地铺在中井河上。我又站在了河畔。看一条河的流水，也是一个家族的流水——那也是我的来处。

2008年秋，女儿在巴蜀中学高中毕业。送她到江北机场，看她一个人拖着行李箱过安检，去北京上大学。回到黔江城里的那个黄昏，我独自坐在阳台上，看夕阳一点点沉进西山。就在那片暮色里，小时候流传的一句话忽然从心底浮了上来：“马鞍山的顶子，赶子岭的锭子。”

这句话，像一颗沉在心底几十年的石子，忽然浮了上来。

马鞍山，那是我家世代居住的地方，在今天的黔江区白石镇天河村对岸，属鞍山村。小时候见过家里有一幅戴红顶子的画，下边的毛笔字写的是什么，当时读不懂，现在也不记得了。

那个周末，我回到老家。

大伯的话让我愣了很久。他说，那个年代放在楼上，被老鼠咬坏丢了。他又说，祖父去世后，奶奶带着四岁的他和我两岁的父亲，从马鞍山新房子改嫁到天河村川堑坝子铺子坳，只带来那幅画。族谱和红顶子留在下桐子园大爷家，后来房子着火，都烧了。

从这一次开始，便是三年断断续续的寻根之旅。找年长的族人了解世系，带路上山找祖坟，读碑文，查县志，查政协的文史资料，访问当地老人。渐渐地，一个家族四百年的历史，从岁月的尘埃里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我是黔江渗底坝张氏家族的第十三代子孙。往上数，有可考的祖先从明朝隆庆年间迁来；往下，第十六代、第十七代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四百多年了，婚丧嫁娶，耕读传家，河水一样，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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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出生在白石乡天河村铺子坳。1972年冬天，大寒节，缠过脚的奶奶带着我和大哥走山路去垒坟。下坡，过河，再爬上山坡，就到了马鞍山。那里有祖父和我们张家的祖坟。

奶奶带着我们，一座坟一座坟地走过去。割草，添土，烧纸，磕头。有些坟的墓碑很高大。我刚上初一，第一次见到“皇清诰授”这几个字，不懂是什么意思。只觉得那些碑又高又冷，比中井河两岸的岩壁还陡，还难懂。

奶奶是两会坝吴家的，生于清朝末年，一双小脚，走路特别是爬坡上坎格外艰难。

祖父去世得早，留下两个儿子：大伯和我父亲。奶奶带着四岁的大伯和两岁的父亲，从中井河那边改嫁到天河村，一个姓黄的人家。中井河成了分界线：河那边是张家祖宅、祖坟，是“马鞍山的顶子”；河这边是新的生活，是开店子，是活下去。

在山坡上跑了一天，有的坟奶奶只是给我们说这是哪一个，该称呼什么，实在垒不过来。记忆特别深的是她公公的那一所，是我出生那一年，听说修公路要从坟上过，她组织人从下面提上来的。那天，我们祖孙三人回到家中，天已经擦黑了。

六年后，我还在务农，奶奶因病去世了。

现在回想起来，奶奶那一年走的路格外慢，在每个坟前停的时间格外长。她大概知道，下一次，该我们自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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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黔江师范学校。三年后毕业，先在公社小学教书，后来调到五中、二中，一教九年。

1990年改行到县文化局，二十八年，一晃就到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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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关在中井河边，清朝时属彭水县甘棠乡，是一个大型农副产品集散地，也是利川县文斗、长顺乡，黔江黎水、酸枣乡通往黔江县城、彭水郁山古镇的“关口”。

有一条大路，是当年从白石关进黔江县城的官道，经过柏荫桥、八角庙。当官的、挑担的、赶场的、送信的，都走这条路。1958年修了石会到黄溪的公路，老路就渐渐荒了。但有些地段还在，石板被踩得光滑，石缝里长满青苔。

神道碑就在这条大路的路边，小地名叫树撑岩。

碑很高，两米左右，宽约零点八米，正面刻着一行大字：“皇清诰授奉政大夫张公宗尚君德老大人之神道碑”。右侧还有一行小字：“同知、八品；文藻、椿”。碑的顶部有四个大字，请教多人，都说不知道读什么。

碑底下一个石龟驮着，是传说中的龙子赑屃，专门驮碑的。龟甲上的纹路还清晰可见，但嘴部被砸掉了——是那个年代留下的伤痕。碑顶有一块巨大的天然岩石覆盖，岩中间凹下去一块，当地人管这里叫“乌龟天猪槽”。

立碑时间是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一百二十八年过去，碑还在，字还清晰，只是碑面上还有那个年代刷上去的标语。驮碑的石龟还在原地趴着，嘴部被砸掉了——那是那个年代留下的伤痕。来来往往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黔江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块神道碑。

从碑的位置往上经过四百米神道，就是院子坟——张宗尚的墓。坟修得像个小院子，四周有石墙围着，当地人就这么叫开了。

那天，我们族里的人一起上山查看祖坟。人不多，都是些留在村里的年长者。年轻人大多在外学习、工作、打工。有些坟前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我们用镰刀割开荒草，一座坟一座坟地看过去。有张宗尚父亲、母亲章氏等的诰封碑。在胜地坝，我们找到了更早的祖坟——张可利墓，一块大清咸丰元年的碑，记载着先祖从江西到麻城迁富顺，再到丰都小月坝。可利公于明朝隆庆元年到黔江渗底坝，“再创业斯土”的始末。几百年的迁徙与扎根，都凝在那几百字的碑文里。

在光绪二十年木刻本的《黔江县志》上，我还找到这样一段记载：

“张启远，性乐推解。道光二十三年岁饥，欠粮者追逼难堪，远出赀代完酸枣、大木、黎水、毛坝四乡粮。比殁，邻里号泣曰：此人既殁，倘遇紧急，谁救我者？其感人如此。”

一个地方上的人，能在县志里留下这样一笔。不是因为他做过多大的官。

张文棋的妻子罗氏六十大寿那年，秀山县知县（原黔江知县）张锐堂亲自题了一副寿联送来。这副寿联是半圆形的木雕，一直挂在马鞍山新房子老屋的堂屋中柱上。那个时期，族人把它取下来藏在楼上。这一藏，就是几十年。

在草房子，红顶子装在一个竹篾官帽盒里，官服也在，族人家成分好，保存了下来。

我捧着那红顶子，看了很久。想到一百多年前，祖上几代人在九龙岩下、中井河畔修建了马鞍山和新房子、草房子三个四合大院。在当时的武陵山区黔江县白鹤乡一带，确实不易。

捧着顶子，隔着朝代，隔着不知多少场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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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井河发源于酸枣乡皇后寨，河水从石缝间渗出，聚了山泉，收了雨露，初时细弱，一路蜿蜒，流过老黄溪、白石关、胜地坝，最后进入郁山境内。我生长的地方，河水把两岸切割成两个山脉：这边是贾角山，那边是九龙岩；这边是天河村，那边是鞍山村。

我在这边长大。

2008—2010年，在族人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把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凑成一个家族四百年的轮廓。

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听当地老人们讲过：马鞍山的衰败，一种说法是有人在树撑岩上面开了一个榨油坊，破坏了风水。另一种说法，是被水麻溪的罗时煊夺取。《黔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里记载的《旧社会一瞥——大地主罗炳然罪恶片断》一文中写道，罗炳然如何指使人纵火、设局、逼债，一步步把马鞍山吞了下去。那些文字冷冰冰的。我读出了一身冷汗。

2010年，我们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印成了一本族谱——《黔江渗底·可利张氏谱》，分发给族人。不管下一辈能够记住多少，但至少，他们知道。

我留了一本，放在书架上。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拿出来翻翻。那些名字，一个个从我眼前过去，从明朝到清朝，从民国到现在，四百多年，十六七代人。先祖们都在中井河畔这片土地上读过书、种过地、扶老携幼。现在只剩这些名字，留在一本薄薄的册子里。

也许有一天，连这些名字也会被忘记。但至少，有人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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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站在神道碑前。中井河水还在流，河那边是天河村，不远处是马鞍山新房子。碑立了一百多年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奶奶去世几十年了。她要在天有灵，看见我们做这些事，也许会高兴。

2024年冬，又到大寒节。我们去马鞍山垒坟，发现院子坟和张门章氏的墓周围的杂草已经割过，小树枝也砍了。看痕迹，有两三个月了。问了才知道，是镇上请人来做的——保护地面文物。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心中是惭愧，也有安慰。

如今再想起那幅早已不存在的画，想起奶奶那双小脚走过的山路，想起碑上被风雨磨蚀的字迹，我忽然明白：所谓“马鞍山的顶子”，从来不只是红顶子、神道碑，而是这一条血脉四百年来延续不断的念想——有人记得，有人回来，有人在这河边、山下，一代一代地把这些名字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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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年，到2026年清明前，我写下这些文字。记下这条河，这些山，这些人。

2026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