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的记忆

在一座村庄里，没有人会比一棵树的记忆更长久。它们见缝插针，以各种姿态生活在村庄的犄角旮旯。如果幸运，它们可以在一户人家的庭院中长久地生存下去。

范家庄的人大概没有范家庄的树多。在通往村庄的路上，两侧都是树，柳树，槐树居多。它们年复一年地发芽、落叶，再发新芽。不知不觉以根为起点，竟满村都铺满了葱茏森森的绿。若自村庄上空俯视，你会发现几乎每隔几户，就有一株大树探出半空。它们仿佛早已是这座村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家在范家庄的小河南。沿村里的青砖路一直向东，在第二大道向南的巷口转弯，再过一座桥便是我家。石桥两侧的两户人家，一户院子里有棵槐树，一户院子里有棵桑树。

每逢五月，这条自南向北的巷子里飘满了槐花的香气。甜丝丝的，直往人心里钻。若主人恰好开门来，还会顺手摘上一串送给我。纯白洁净的花一朵挨着一朵，紧紧串在一起，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我一路走，一路品尝。还没到家，花已被我挨个舔了个遍。

阳光最烈的时候，是桑椹果的成熟期。饱满多汁的果子，紫得发黑，尽管宽大的叶片已经尽可能将它的果实藏起来，却仍逃不过眼尖的孩子们。每天傍晚，一波一波的孩子聚过来守在树下，就等主人点头。有时主人会故意逗一逗这些孩子们，装看不见。孩子们急得团团转，等急了，干脆派一名胆大脸皮厚的前去讨要。主人哈哈大笑：就等你们这群馋猴子呢。这一句话无疑是个令牌，“呼拉拉”一窝蜂地全跑到桑树下，分工明确，一群人上了树，一群人在树下接。顷刻间，树枝乱颤，枝叶纷飞，好不热闹。不一会儿，孩子们吃饱摘足，一咧嘴，满口的黑紫牙。

这两棵树有多少岁了，几十岁？几百岁？还真不清楚。我只知道它的树干，得几个成年人的手臂才能抱过来。那时我六岁离村，二十多岁再次回村时，院里的主人都搬进城了，只有它们还在那里。

但我最喜爱的还是我家院子里的一棵泡桐树。我喜欢它开的花，像喇叭，像铃铛，还像小姑娘的裙摆。四月的枝头，累累花塔悬垂，紫白相间的花盏笑脸盈盈。我喜欢搬张小板凳，坐在树底下，一边嗅着花香，一边吃妈妈烙的饼。桐花性子烈，盛开时美丽，凋零时决绝。都不必抬头，只要听见“啪”一声，就知道又有一朵桐花告别了春天。直至今日，只要看见泡桐树，我总会忍不住停下脚步。

村里除了这几棵树，还有一株古老的银杏。我对它印象比较深，它树围近2米，高大葳蕤，浓荫蔽日。生长在村东头的罗汉寺里，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我每次见它，心里都发怵。总是一路小跑冲过去，头都不敢抬。只因有一次我曾用手指过它，大人说这株银杏不能用手指，指了会倒霉。后来才知道，不是倒霉，而是不敬。因为这株银杏不仅经历过抗日战火，还为修枪造炮奉献过力量。后来虽经历树毁庙亡，但根系仍完好无损。现在想想，我那时惧怕的，已是在老桩上重新焕发的新生命。

如今离家多年，我早记不清村里有哪些树了。但每次回村，只要看见它们便莫名心安，总感觉它们就是一座村庄的精气神。

记得我结婚前，父亲托人从老家购置了一车的木材到新房里。吊顶，护墙板，柜子都是这些木材制作而成。老木匠的手就是眼，他只是将一块木材放在手上掂了掂，便连连夸好。他说父亲带来的木材，性子稳，筋骨硬，相貌好。这些木头，槐木做了桌椅，杉木、樟木做了柜子，箱子。桐木做了隔板。待全屋装修完毕，满屋都散发着木材的清香。读迟子建老师的《木匠与画匠》，其中有一句记忆犹深：在远离家乡的都市，有它们（木头）陪伴着我，我会觉得格外踏实、温暖。我也异常确定，屋子里散发着的木头清香，一定是树木的记忆。每次擦拭这些家俱，总会回忆起它们曾经的模样。感谢它们以另一种形式替我保留着村庄最温暖的记忆。

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树木的形态就是静止，习惯性将它当作无声的风景。但《失踪树木的岛屿》却快速推翻了我之前对树木固有的定义。原来观察一棵树，也如同观察一个人，不能只看表像。树木的生命密码也许在地下，它们以根系交流，相互纠缠又相互作用。你甚至不知道树木的主要语言竟然是气味，这是它们交流的密码。在这部以无花果为视角的小说中说：树木还是记忆的守护者，那些最关键的历史环节就缠绕在我们的树根间，隐藏在我们的树干里。

人活一世，草木却可度无数春秋。德国作家黑塞在《与树的生命对话》里说：学会谛听树语的人，终将与自己重逢。离乡的人们，心里都会有一棵树的身影。而一棵树的心里，亦会装着无数离乡之人的故事。人与树木的记忆在某一时刻相互重合，又相互拥抱。那些曾经陪伴他们成长的大树，深深浅浅的绿意或许又会弥漫和治愈他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