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

我在先前的一些文字中，经常涉及到自己曾经的乡土生活。虽然，我自青年时期，就一直生活在闹市，但我与乡土的渊源，却永远也无法分割——无论曾经的乡土生活，已离我多么久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愈加久远；也无论我今生的枝叶将蔓延向何方，果实将成熟在哪里，我的根却早已深植于那片乡土，今生今世，无论如何也无法更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在乡间度过的。我所出生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应该算是我们这一新国度的开国之初，但那时已遭受“浮夸风”、“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的连续重创，整个国民经济积贫积弱到了极点。我的村庄，也像其它村子一样，刚刚从一场大饥馑的岁月中死里逃生。饥馑的岁月虽已过去，但其为村庄留下的印痕却无处不在。如记忆犹新的那一张张满含菜色的面孔，以及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大饥馑所产生的不可名状的深深恐慌等。有关先前大饥馑的生存状况，即便我并没有亲历，但仅凭长辈们的叙说，我也能深深地体味人们当时的那种无助和恐惧。那些有关饥荒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潜移默化地为我童年的心灵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一直延续多年，甚至影响至今。

在先前的文字中，我也曾多次谈到过自己村庄的概况，及其周边的山势地貌——那是典型的胶东丘陵山地地形，耕地多为山岚薄地，土地贫瘠，产量低下，社员们日复一日辛苦劳作，每年生产的粮食，上缴国家之后剩余有限，以致农人的口粮经常难以自足。年终结算完毕，许多农户都要或多或少地欠着生产队的债务。童年的时候，我经常无意中听到父母商议家中钱粮短缺，又要到某某邻居或亲友家中借贷的谈论。这种状况，几乎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

我曾听母亲说，我出生第二年的夏秋之间，因为家中粮食短缺，母亲便趁生产队散工的时候，割了几把红薯蔓，准备用红薯叶佐以充饥，不想被生产队长的闺女发现而告发，大队一老治安员便坚决主张责令母亲在晚间召开全村社员大会时登台检讨。那时，母亲刚二十多岁的年纪，新嫁到这个村子时间不久，倘若不是念及幼子尚在嗷嗷待哺，以母亲的性格，宁肯一死，也不愿因此而在全村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登台受辱……至今，我也想象不出年轻的母亲，当时是怎样熬过了那因为时代的不幸，而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

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提及这一情节，母亲都会抑制不住委屈而泪流满面，但她却从来没有将这些苦难和委屈归结于时代，仅仅只是归结和哀叹于自身命运的不幸。而后来的我，则将这一事件，深深地归结于那老治安员身上，并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记得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曾暗暗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刀，并有好几次趁村里夜间开大会或看电影的时候，暗中偷偷跟踪过那人，曾想一旦有机会，便趁其不备行刺于他……全然不顾当时年小的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以及因此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甚至也不管那人当时因年岁已高，早已不再担任治安员一职了……许多年之后，当我渐渐长大并日益成熟起来，我才终于明白，人们的个体苦难，其实往往与其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从总体或本质意义上说，个体生命的不幸，往往就是由于时代的不幸！

准确的说，我没有作为生产队的社员、或作为生产队的“整劳力”，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当我完成高中学业回到村庄时，生产队体制恰好处于解体之中。但在此之前的小学和初中时期，每当夏、秋两季的假期，我们都要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如捡花生、掰玉米、拾麦穗、牵牲口等等。假期对于我们而言，虽然劳累但却是愉快的，其一，不必在学校遭受束缚；其二，在田间地头能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就像那时的宣传语，称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除此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那时尚未恢复高考制度，学校宣讲的是“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我们对于学习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和负担，反正对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而言，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只有回乡务农这一条路……就这样，在多年断断续续的假期里，我们这些孩子，早已与社员们“打成一片”而相互愈加熟识，几乎对自己生产队的每家每户都知根知底。大家安贫乐道，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自得其乐。那些性格耿直胆量较大的社员，虽与村队干部们时有摩擦，但最终一般也能够得以安然化解。

而普遍的事物中，常常也会有特例产生。在这期间，我熟识的一位名字叫阿鼎的青年，就是这“个例”中较为典型的例证。那时他大约十七、八岁的年纪，家住村子的河东坡上，与我家同属第二生产队。因为父亲早逝，兄弟姊妹众多，家境较为贫困，故他初中毕业后，就回村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似乎照例先是给生产队看牛放猪，后来渐渐编入青壮劳力组，干些更重的体力活计。阿鼎为人直爽、性格刚烈、脾气火爆，时常因为某些有关劳动和分配方面的意见，与村队干部发生争执和冲突。在假期里，我曾多次遇到过生产队趁田间休息“开地头会”时，他与队长发生争执和冲突的情景——在队长讲评劳动和生产过程中，阿鼎只要感觉到队长稍有涉及到自己劳动不积极、或消极怠工的言语时，便立即勃然大怒——常常先是脸红脖子粗地高声争辩，争辩未果时，经常接着便破口大骂，甚至气急之下，有时还会随手抄起身边的农具就要厮打。当然，这种情况每次都会被社员们纷纷拦挡劝阻，最终他便骂骂咧咧恨恨作罢。而“地头会”也常常因此而弄得不欢而散。

阿鼎虽然性子火爆，但他与普通社员却关系融洽，从不交恶，甚至经常乐于助人，一付侠义心肠。他比我年长约六七岁，在家里兄弟中排行老二，按街坊辈分我应该称他为二叔。说实在的，我内心其实就一直挺喜欢他这个人，因为他的一些所作所为，正是大部分人们想做而轻易不敢做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单独与我在一起劳动时，还曾向我请教过“之乎者也”一类的古文。据他说是准备等再次与村队干部发生纠纷时，就用这类古文对付他们，令那些杂种们被戏弄和辱骂还不知所云。例如当众指着被村人们所痛恨的某村队干部，以京剧或吕剧说唱对白的腔调道：“此为何若人？真乃屌毛是也！哈、哈、哈……”等等。

阿鼎究竟是否用古文戏弄过村队干部们，我不得而知。因那时我还在上学，仅是在假期才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大约是在我去了距村庄很远的一个叫做毕郭镇的地方读高中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村子，突然听说阿鼎已经病重多日，现已在县城的医院里不省人事，病情是鼻口出血无法控制——我记得数年前，阿鼎在村子或田间与村队干部发生纠纷争吵时，有两次我亲眼见到双方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而正与对方大声争吵和谩骂的阿鼎已是鼻血横流……也许，那时不断的怒火攻心，早已形成了其疾病的隐患，再加之生活艰难未能及时医治，或者那时医疗条件有限无法医治，而最终导致其病入膏肓也未可知。总之，时隔不久，阿鼎终于未能逃过不幸的人生大劫，鼻口出血不止而逝，年仅二十二岁，尚未娶妻生子。

现在想来，那时在艰辛的生活和劳作中，苦苦挣扎的年轻的阿鼎先生，其实只不过是看不惯某些村队干部的仗势欺人和指手划脚，并敢于直言他们的一些错误和不公，做了当时大部分人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情罢了。我想，当时年轻莽撞的他，肯定并没有意识到，他所针对的其实不仅仅是某个村队干部个人，而实际上倒是有些像以一己之力，向当时整个“大锅饭”社会体制宣战的意味。而以他那蝼蚁般微小的个体力量，对此而言简直不啻于螳臂当车！有一段时间，我曾将阿鼎之死的个案，归结为时代的不幸来认识，后来我又进一步想，其实，古往今来，哪一个时代和哪一种社会制度，又能够是完备而不产生不公、不幸和罪恶的呢？只不过终有一天，等这些不公和罪恶膨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这种制度或这一朝代，便也就离它的消亡为期不远了。无数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何况，回望延续数千年的悠悠故国，哪个朝代能够容忍直接与之为敌的人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条，令一代代芸芸众生忍气吞声、噤若寒蝉，非到不能存身的时刻，谁能够或愿意振臂一呼，舍生取义揭竿而起呢？……相传当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时，曾张开早已脱尽牙齿的嘴巴，对函谷关守将尹喜说：瞧，硬的已尽，软的还在！——硬的是指牙齿，软的是指舌头。这也许就是在暗示世人明哲保身的道理吧。

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大，我的乡土生活满怀着忧伤，同时也充满了欢愉。

小时候，村庄外的山野就是我们童年的乐园。甚至直到如今，虽然我造访过许多名山大川，但这偏荒村庄周围的山冈、沟壑与坡岭，依然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与现今的孩子不同，那时家境贫寒的我们，几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分担着家庭的重担。其中去山里拾草和剜菜，便是两项最主要的劳动项目。因为那时的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必须饲养大量牲畜，用以解决耕作及运输等生产问题，因而，每个生产队都成立了饲养所，除了饲养牛马驴骡之外，还要“大养其猪”供给国家。而饲料来源，则主要是每个季节收获后，经过切铡或粉碎的作物秸蔓。这样一来，农户家中所能够分到的柴草便十分有限，根本不够日常用度。而按照村里的规定，荒山野岭间的柴草，社员们是不能擅自去捡拾的。况且，大人们平时长年累月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也根本没有时间去捡柴拾草。当然，每年冬季，村里也会统一放一天或二天的工，让村民上山拾草——那是谁也不准提前出发的，三更半夜，只等村里的大锣敲响，人们便做贼似的摸着黑，纷纷去往山里拾草，那情景令人紧张、着急，又充满神奇。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绝对无法体会那种特殊心情的。

一年一度，就那么一两日拾草的时间，对经年的家庭用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捡柴拾草的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身上了。但即便是孩子们上山拾草，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整个童年时期，我们几乎都处在与负责看山的大队治安员“捉迷藏”和“游击战”的过程中。星期天或傍晚放了学，我们常常结伴偷偷溜进山里，寻找一处自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开始拾草。倘若远远地看见我村那个精瘦干练的治安员在对面山冈上巡逻的身影，我们便会悄悄撤退到更为安全的地带……当然，也经常会有“撞到枪口上”，被逮个正着的时候，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撒丫子就跑；要么就装出一副老实听话和可怜巴巴的模样，令老治安员无可奈何，只好虚张声势地将我们训斥一番之后作罢。而所谓剜菜，则是因为那时农户为了增加收入和响应国家“大养其猪”的号召，家家户户都要饲养生猪，一则可以攒粪积肥，用作生产队田地里的肥料，生产队给予一定的工分报酬；二则生猪长大后可以卖给国家，从而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但那时人们自己尚难以温饱，何况是猪呢？生产队虽然规定给予生猪饲养户一定比例的粗粮，但这部分粗粮一则数量有限，二则人们也舍不得用来饲养生猪。如此一来，家里就必须想方设法解决生猪的饲料问题，因而我们必须经常上山拔菜、或割青草用以当作猪饲料。当然，这一项劳动用不着偷偷摸摸，因为村里根本不反对。按那时的观点，好像上山拔菜、割青草喂猪是为了集体，而秋后捡柴拾草则是为了一己私利。

我记得有一年春天，父亲到集上买了一只小猪仔，准备回家饲养。好像是前一年收成不太好的缘故，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饲养，母亲便让我趁着一早一晚不上学的时候，去山里拔菜、割青草用以饲养。那时，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这种状况，都需要去山里采割。因而，即便是山间的嫩草和野菜再多，也并非是取之不尽的。况且，因时间的关系，也不允许我随意去山里采割，所以经常为采割不到足够的饲料而烦恼。有一次，我去距家不远的西沟里采割时，偶然发现沟坡上爬满了长蔓葛藤，我便采了一些葛叶，回家一试，那猪仔竟甚是喜欢吃。这一发现令我欣喜不已，此后，我便经常前去采割葛叶，给猪仔充当饲料……转眼已是暮秋，公社生猪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来村里预定生猪，发现我家里饲养的这头生猪，虽不是特别肥壮，却勉强也算达到了收购标准，便决定予以收购……我记的送猪的那天，黎明之前，邻居们就前来帮忙将生猪绑在推车上，父亲便推车去往镇上的生猪收购站……此后的好一段时间，母亲提起这头生猪时，就会忍不住落泪——她深感自己亏待了这头生猪，因为这头猪仔自从进入我们这个贫寒的家门，就没有吃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

时光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匆匆流逝。在我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的乡土生活一直没有太大的改观，就像后来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山还是那座山，沟还是那条沟……但哪怕再多么艰辛和贫困的岁月里，我们也曾多多少少有过自己欢愉的时光——比如趁着上学或假期劳动的间隙，我们会去往山里刨挖各种药材、捉蝎子，或到林间和菜园里寻蝉蜕等等。将这些物件择净晒干后，卖给七八里外的供销社采购站，喜滋滋地换回几角叮当作响的零钱，一次次暗暗积攒下来，以供自己支配使用……另外，山野间有得是吸引我们的东西，春天来临，端午节过后，雉鸡和各种鸟儿开始产卵，我们便会趁着劳动的间隙，沿着地堰或沟壑一路寻找，常常收获颇丰。夏天过后，各种野果渐渐成熟，各自显露不同的色泽，在那浓绿的草丛中，再也藏不住身形，如我们称之为“攀攀头”、“蜂蜜罐”和“侧李”等成熟的野果，它们常常会像在跟我们捉迷藏一样，被我们偶然发现一些之后，而又一再被发现，常令我们因此而手忙脚乱、目不暇接。

实际上，对于乡土的认识，我显然无法与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相比。对于乡土，其实他们才最有发言权——他们终生劳作生栖于这一方水土，这片土地上，有他们一生一世的悲欢离合，有他们诉说不尽的岁月沧桑。而我，只不过是浮光掠影地走过这片乡土，而最终成为这片乡土的“远行者”而已。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对于这片乡土的牵念、热爱和感恩。因为，今生今世，我的根就深扎于这片乡土。正所谓“树高千丈，根系黄土”，今生，无论我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我的根和血脉，却永远离不开这片贫瘠的乡土！

遥想当年，我高中毕业回到村庄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真正意义上回归乡土了。那一段时间，我曾对自己的乡土和村庄抱有极大的热情，认为既然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再离开这块土地，那么就应该努力改造和建设这片土地，就像我们曾经在课本上所学到的那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一时期，正是延续多年的生产队解体时期，整个农村改革像滚滚向前的洪流般势不可挡，好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场面。对此，大部分农民忧喜参半——多年的大集体生产方式说解体就解体了，马上又要回到多年来一直受到批判的那种旧的生产方式，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这种想法虽然一直在人们心中萦绕，但对于即将来临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人们却又分明各自怀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土地很快分配落实到了各家各户，整个村庄从先前闹哄哄的状态，突然平静下来。一夜之间忽然改变的生产方式，令农人们的内心似乎有些怅然若失，但更多的感触是自由和新鲜，仿佛突然解脱了多年套在身上的沉重枷锁，透着一身的自由和轻松。而等到第一茬作物开始收获，农人的心里才真正感到踏实起来——即使生产所得仍有相当一部分需上缴国家，却再也不必为口粮不足的问题而焦虑和忧心了！

当然，那段时间，我对从此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立业，虽有所准备，但默默蹑足于乡村的田园、山岭和阡陌之间，我内心深处走向远方的念头，却从来没有熄灭，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念头变得愈加强烈。虽然，那时，像自己这样的农村高考落榜者，并无任何走向远方的迹象和目标，但不知怎的，我内心却总是隐隐地感到远方的召唤……我常想，也许，乡土只是我暂时的栖身之地，我的梦想，或许就在什么地方的远方等着我呢！

阿贤先生是我这一时期必须提及的人物，阿贤，原名于桂贤，兄弟中排行第二。那时，他的家就坐落在离我家不远的村子的河东坡上，我们同属一个生产队，按辈分他比我长一辈，也年长我数岁，我应称他二叔。自我小的时候，他便是我要好的伙伴，经常带我上山拾草挖菜。因其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境贫寒，致使他读完初中后便回村务农——照例先是给生产队放猪牧牛，待年岁渐长，便渐渐分到青壮劳力组，参加更重的体力劳动。而对于后来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他起初也是极力反对的，但终因反对无效无果，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既成事实之后，反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由和心情舒畅。有一次他打趣地对我说：“分开单干好是好，就是再也没法做烟、纸、火的‘买卖’了”。他说的是他自己在生产队时的故事——喜欢吸烟的他，经常因为自己忘记带烟或烟已抽完，便向比较要好的其他社员讨要旱烟抽，因那时吸得起香烟的人很少，吸烟者大都以那种自卷的“喇叭烟”为主。他经常将手伸到他人的面前说：烟！人家便捏一撮旱烟给他，接着他又伸过手来说：纸！人家就又给他一张卷烟纸，等他卷好烟再次伸过手来说：还有火！人家只好又将火柴给他。后来，我们戏称这种行为系“烟、纸、火”的无本“买卖”，“责任制”之后，集体劳动不复存在，这一“买卖”自然也就做不成了。每每回想和谈论起来，常常令人忍俊不禁。

那期间，我在乡间约有大半年的时间，白天我和阿贤各自随家人去山间劳作，晚饭后，我便经常一溜烟般去往东山坡，来到他的那所周遭尽是野地树木和茂密草丛的新房子里，我俩吸着他因前去“闯关东”未果，而一路驴驮马担地背回来的关东烟，一边天南地北地闲聊着，一边聆听收音机频道中说书人声情并茂地连播的《人生》、《唐赛儿》、《高山下的花环》等小说，经常深陷入对于人生的思考和连播小说的情节与意境之中……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所顾忌地嬉笑怒骂、憧憬未来。谈至兴起，常常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令我几乎忘记了逆境中的愁绪和忧愤，常常直至整个山村夜色深沉，万籁俱寂……

我记得那年秋季的一天晚上，阿贤不放心自家白天已经拔完、并晾晒在地里的花生，那土地的位置在与西邻两个村子山地交界处一个叫做马蹄沟的地方，离我们的村庄较远，他便约我一同前去查看……月色蒙蒙的山间，暖湿的秋风微微拂动。我与阿贤各执一柄铁叉，沿着杳无人迹的弯弯山路一直西去，当到达目的地时，只见整个天宇之下的山野悄无声息，诺大的一片收获后的花生静静铺满土地……马蹄沟，是我村与西南邻村相交地界的一个大山谷，山谷狭长幽深，草木茂密，尤其是在这样月色蒙蒙的夜里，的确是有些令人心里发毛……我记得童年的时候，一个冬天的下午，我跟随村里几个年龄大的孩子，在离村子不远的西南山坡上拾草，好像是因为他们几个发现此处的柴草不多，便决定一同去马蹄沟去拾草。我一听，也跃跃欲试，想跟他们几个同去。因为那地方相对离村子较远，之前我只听人们说起过马蹄沟，却从来未曾去过。但或许是因为我年龄太小，他们嫌带着我会增加累赘的缘故，便纷纷劝我自行回村，不要随他们同去。见我有些失望和失落，其中便有一人告诉我，因那地方经常“犯邪”，即空无人迹的大山壑里，傍晚时分经常会听到莫名其妙的人语对话声，晚上有时还会出现自动慢慢漂移的“鬼火”等等。故而，小孩子是不宜前去的。我听罢，便只好无奈的与他们作别，独自一人落寞地返回了村子……当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去过马蹄沟了，假期里，我多次跟随大人们去那里耕种和收获，三秋大忙送饭到地头的时候，我还与生产队的农人们一同在那里的林荫下吃过饭呢。但却从来也没发生过那人所说的那种“犯邪”之事。

……我和阿贤沿着地堰，悄悄巡视到土地的尽头，除了风吹草动和秋虫细微的鸣叫声，再无其它任何声息……然后，我和阿贤便在地堰下燃起一堆篝火，将些花生连果带蔓一同投入火堆，不一会儿，便闻到花生果烧熟后那特有的香味……野炊后，我们便乘着淡淡的月色，在那寂静的沟壑边上闲聊起来……那一时刻的山野之夜啊，是那么宁静祥和，蒙蒙的月色下，周围的一切景物都显得朦朦胧胧，如梦似幻。不知怎的，我俩聊着聊着，郁闷的心绪，不禁又一次在我的心头油然而生——哦，这碌碌寂寥的乡间生活啊，何时才是个穷尽呢？聊着聊着，我一时之间竟难以自禁，起身挥动着铁叉，依照枪法的招式，慷慨激昂地一边吟颂，一边挥舞起来。我记得当时吟诵的是崔铉的《咏架上鹰》：

天边心胆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我还做过平生的第一次生意。那是一个农闲的夏日，阿贤来约我一起各自骑着自行车，去遥远的大东乡一个村名叫做大疃的市集上采购了一批长豆角，然后赶到县城的农贸市场出售。经过一天的劳碌，最终虽然获利寥寥，但对我而言却是难得的一次历练，让我进一步品尝到了人生之艰难，其中的忧乐，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当然，那段日子里，当我在几乎毫无希望的漫长等待中，有时对于走向远方的念头，实在难以继续坚持下去时，我偶尔也会有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渐渐产生了无奈之下就此隐居和终老于山野的想法。甚至有一次，阿贤曾与我计划着，我俩一同承包下村子的东山里一个临近水库名叫“黄狼沟”的大沟壑，想在那里种植果树，并设想日积月累地渐渐将其建成一座花果园……当然，这一切，最终随着我翌年先去县城和乡镇粮所的建筑工地打工，后又应征入伍踏上北去京华的列车，而全都付诸东流了……阿贤先生也在我入伍去京之后，娶妻生子，做起了小生意，过着亦农亦商的安逸生活……数年后，当我从京华归来在小城落脚后，他因为计划生育超生问题，无奈之下搬迁到妻子的村庄去了。但每年春节他都会回到村庄给亲邻们拜年，我们因此也能偶有一见。这些年来，他除了务农和种植果树外，还曾从事废旧钢铁回收方面的生意，后来有时也去需要的地方当瓦工和矿工等，生活各个方面还算过得去。如今儿女已经长大成人和成家立业，而他也早已年过半百不再年轻，一眼望去已是满面沧桑的模样了。

其实，对于我的乡土，我的内心一直有着太多的情感需要表达。特别因其时间跨度漫长、人物众多、事件纷纭，甚至足够书写出一部厚厚的大书来。而现在本文所提及的这些断断续续的各种记忆片段，仅仅只是关于乡土的浮光掠影而已。实际上，这些时光斑驳的往事枝节，就连我目之所及的点点滴滴，也远远不能书写完备……有时，令我感到些许欣慰和幸运的是，关于乡土，应该说我从来也没有与其脱节——许多年来，我不但必须经常回到村庄，而且还总会抽出一点时间去到田野间劳作，从而得以亲近乡土。我常想，今生今世，我虽然无法确切地说出，这片深情地饱含着我悲欢离合的乡土，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对于这片博大深厚的乡土，倘若仅仅依照我们通常所说的“根”或“血脉”来认知，或者应仍嫌有些庸常和肤浅。

于是，我又想，也许，关于乡土的本质意义，并非仅凭一时心血来潮，就能够轻易认知和表述完备的。我们每一个在人世间行走过的人，对于自己心中的乡土，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轻描淡写和漫不经心，都将有悖、甚至有愧于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厚意！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去认知自己灵魂深处的乡土，那一定需要用整整一生的时光和深情，一丝不苟地去探寻、感悟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