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的时候,或许你对死亡没有什么感受。等父母过世后,你便将直接面对死神。父母是隔在你与死神之间的一道帘子,为你阻挡死神的窥视。父母的离去,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创伤,甚至也会影响你的生死观。失去了父母,就好像突然失去了一个世界。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三年前,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走了。
母亲的遽然而别,给我带来的无以名状的人生之痛和心灵冲击,是我今生前所未有的!虽然,年逾半百的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与生生死死,早已不再陌生和惊惧,但当真正面对那突如其来的人生不幸时,却仍如此令我如深陷泥沼,难以自拔!其不可言表的切肤之痛,即便如今早已时过境迁,每每思来,仍如此令人刻骨铭心!
2019年农历10月27日,时令虽然即将进入初冬时节,但这日的天气并不寒冷,甚至有些暖和。将近傍晚时分,天空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独坐窗前无所事事,不知不觉中,似乎先是感到有些百无聊赖,接着便渐渐有些心慌意乱,后来竟毫无缘由地坐立不安起来……正烦躁难耐间,我突然接到四叔的电话,只听他惊慌失措地高声呼喊着,让我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不知何故,我母亲突然不省人事,虽一息尚存,但生命垂危!
听罢的瞬间,我如突遭雷击,大脑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意识——母亲一向身体健康,前不久,我还专门带她去市医院做了全面体检,其身体各项指标一切正常……惊慌之中,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拨打的急救电话,似乎是因为过于慌乱,我表达的情况和路线不够清楚,急救中心又两次来电话追询……心急如焚和手足无措之间,我似乎感到面部有些麻木,手脚也有些颤抖和发软。
当我驱车冲出小城的时候,才发现天色已完全昏暗下来,雨也越来越大,下班的车流宛如洪水般在急雨中的公路上滚滚流动。妻子一再提醒我冷静和降低车速,我一边木然地漫应着,一边不自觉地在急雨和车流中加大油门……这时,我似乎仍感到头脑一片空白,思维仿佛已经凝滞,心里只是暗暗有些诧异,今天小城到村子的距离怎么这般遥远?……其实,小城到村庄仅有大约十分钟的车程——到达村庄的时候,我远远地看到一辆120急救车在黑暗的急雨中闪烁着炫目的灯光,停靠在距我家不远的河北岸上。我迅速将车开至一侧,跳下车奔向家中……家里已是一片混乱!屋内屋外,众多亲邻们纷纷惊慌失措地哭喊着乱作一团!——前来急救的那位女大夫冷静地告诉我:老人家因罹患突发性脑溢血,现已安然驾鹤归西了!……
啊,人世间最难以跋涉的路程,真的不在于万水千山,而只在于阴阳相隔!人们啊,纵然有无上的极权和泼天的富贵,一旦面对人生无常,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黯然委顿而望洋兴叹!这就是人世永远无法言说和最为深重的无奈、不幸与悲哀……就像我所居住的小城,即便与母亲的村庄仅有十公里的距离,竟也不足以让我与母亲做最终的告别……啊,在人间,人生一世的光阴看似那么漫长,而一旦无常降临,竟容不得人们哪怕片刻的滞留!
十五年前的初秋,父亲也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猝然离我而去的。想不到十五年后,母亲竟也如此与我遽然而别——当天上午,母亲还与数位亲邻一同前往村委缴纳了下一个年度的医疗保险费;中午,因见天色阴沉欲雨,母亲还帮一位外出的邻居收拾起了其晾晒的柴草;下午,母亲像往日一样,在家中与邻居的老姐妹们有说有笑地闲聊;黄昏,母亲还在炕上与东邻的一位老姊妹一起津津有味地看电视呢……后来,那老姐妹见母亲似乎略有些困意,想让母亲先睡一会儿,便告辞离去。约半个小时后,南邻的另一位老姊妹来看望母亲时,忽见电视机还响着,而母亲已处于不省人事的半昏迷状态,便慌忙喊人前来急救……然而,一切都已回天无力,母亲最后的时光,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定格这个急雨骤降的初冬的黄昏,享年七十八岁。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像普天之下所有平凡的母亲一样,虽然平凡,但平凡之中却又蕴含着伟大!母亲,具备天下所有的母亲相同的优点——慈爱、仁善、宽容,勤劳、韧忍、悲悯!她一生淳朴乐观,随遇而安,从不怨天尤人,总是将自己前半生的艰难和困苦,归结于自身微薄的“命”,而将后半生相对满足的生活,归结于时代的给予。
母亲叫贾维花,1942年农历2月1日出生于小秦家村。像她那个年龄段所有的人们一样,母亲的童年一直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自她记事的时候起,就经常跟随大人们去山里躲避兵乱。新中国成立后,终于天下太平了,母亲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在父母和哥哥姐姐的护佑下,度过了较为快乐的青少年时代。最初的时候,母亲还上过四年小学,算是识文断字的人。这在她那个年龄段的女孩子中,是较为少见的。
人们常说:女人的一生有两种命运,即出嫁之前的命运和出嫁之后的命运。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两位哥哥和一位姐姐。家境相对殷实,又有父母和哥哥姐姐的护助,故而母亲在出嫁之前并未饱尝贫困滋味,母亲出嫁时,家里所陪送的家具等嫁妆的齐全程度,在当时的村里是不多见的……母亲一生最为困苦的日子,是在来到我们村子之后开始的,那时候,刚刚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艰难与困苦是众所周知的。而父亲的家庭,则应属于相对更为贫困的那类家庭。在当时,即便农人们普遍遭遇困境,但仍有一些略有家底的农户,能够有所补充而不至于太过煎熬,就如同母亲家里那样。而当时父亲家里则可谓家徒四壁,几乎一无所有,其生活的艰难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年轻时的母亲体格健壮,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时从不惜力,故新嫁到我们村子之后,一直被队里评定为“整劳力”社员,给予10分的日工分。据说当时母亲与社员们一同参加劳动如割麦子、拔花生、刨红薯等,母亲多半是冲在大多数青壮年男劳力的前面,这在当时的已婚妇女中并不多见。当然,也正是因为年轻的母亲自恃体力较强,而未能形成较好的自我保护意识,才为自己后来的岁月留下了隐患——譬如就在我出生尚未满月时,母亲就去生产队参加劳动,依然像先前一样丝毫不注意身体。其中有一次,母亲将一担200余斤重的红薯,从一道沟壑南坡挑到了北坡。因为当时需要称重,人们才发现一个本应在家里坐月子的人,竟能一担挑起这么重的东西越涧爬坡,这是许多青壮男劳力也难以做到的——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那时仅仅二十出头的母亲,怎会料到自己超负荷的劳作行为,竟会引起那么严重的后果?……虽然,现在看来,这一行为应属年轻无知的表现,但倘若进一步探究起来,这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息息相关的。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这种情况绝非仅仅只发生在母亲一个人身上!而至于这一无知或无畏的表现,最终所导致的得不偿失的后果,则完全应另当别论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之后多年的时间里,母亲的身体渐渐与先前大相径庭——常常不是这里疼痛,就是那里疼痛,不得不经常四处求医问药,最终却一直也未能找出病因和得以根治。特别有时因病痛严重无法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令母亲心生难言的惭愧和委屈。再加之这期间的生活本身就十分艰难,贫困的愁绪、营养的缺乏和病痛的折磨,时常将年轻的母亲逼迫于几近崩溃的边缘……母亲原本是一个性格十分开朗活泼的人,出嫁之前,每年冬季农闲和闹正月期间,母亲经常参加村里组织的戏剧排练和去其他村庄巡回演出,曾先后主演过《姊妹易嫁》《龙凤面》等传统吕剧剧目。多年之后,母亲还能声情并茂地通篇背诵和吟唱这些剧目中的人物台词与戏剧唱腔。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从小便经常听母亲吟唱的《龙凤面》中的唱词:
“南塂顶上轱辘车,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
母亲是仁善和悲悯的。自我记事起,每当母亲偶尔做了较好一点儿的饭食,如包了饺子或擀了面条之类的,在我们吃饭之前,都会令我给祖父母送一碗去。以至于多年来养成了习惯,有时即便擀了掺合了红薯面的黑面条,或包了掺了红薯面的黑饺子,我也必须嚷着要给祖父母送去,母亲虽然心里觉得有些拿不出手,但仍喜笑颜开地顺着我意……她不仅对亲人如此,即使对素不相识的人,也满怀一颗悲悯之心——我记得有一年腊月,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因为年底决算,经常要熬到深夜,母亲为了给父亲增加点儿营养,在蒸红薯和玉米饼子时,破例蒸了六个个头不太大的白面馒头。那个时候,生产队收获的麦子,绝大部分要上交给国家,农家的食物则主要以红薯干和红薯为主,即使作为粗粮的玉米,农人们也是不可能随意敞开管够食用的。而至于面食,倘若不是逢年过节和亲友家里有红白喜事,可说是难得一见的……我家共五口人,父母、我和两个妹妹。那天,母亲原计划将那六个白面馒头,分给父亲两个,我们则每人一个。而且提前说好了,要让我们在吃红薯和玉米饼子之后,才可以各吃一半馒头,另一半则留待下一顿再吃。
可就在我们刚坐下吃饭的时候,我听到院子里响起脚步声,接着,便听到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人高声喊着要饭的声音:“大娘啊,可怜可怜我吧,给一口饭吃吧……”
母亲连忙起身,拿了两个红薯和一半玉米饼子,开门送了出去。可是,母亲返回屋里,并没有坐下继续吃饭,而是稍作迟疑,便伸手拿了一个白面馒头,又飞快地开门追了出去——原来,那衣着褴褛的要饭的女人,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她还领着一个像她一样衣着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
许多年后,当我偶然听到了莫言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演说,得知他童年时,一次家里吃饺子,她母亲也毅然将自己的那份饺子给了前来要饭的人,我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啊,普天之下的母亲啊!她们竟是那般异曲同工的类似与相像!在人间,她们往往像一株青草那般渺小、卑微和柔弱,那般常常自顾不暇,却依然跳动着一颗无与伦比的充满母性光辉的仁善与慈悲之心!
母亲的一生是俭朴和勤劳的。像她那个年龄段的绝大多数母亲一样,她们的前半生几乎无不深深地遭受过生活的困苦与磨难。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母亲总是精打细算地竭力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温饱,在家庭用度和开支实在难以维系时,为了家庭和孩子,母亲经常会不顾颜面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东临西舍借贷。连年的贫困养成了母亲一生勤俭持家的习惯,即便在后来生活渐渐好转之后,她的这一习惯也一直延续不断。而母亲一生的勤劳作风,同样是村人们有目共睹的。母亲认为既然自己生为农人,就要有个甘做农人的样子,要经得起风雨,下得去泥水。我记得从小到大,每当跟父母一同去山里劳作时,我发现母亲所做的农活,从来也不会比父亲做得少……父亲去世时,母亲已年逾花甲,我便与母亲商量,她一个人耕种不易,不如将土地转与他人耕种,而母亲始终不肯,她认为自己还没老到不能做农活的程度,她说平常的土地管理轻松得很,只要耕种和收获时我们能回乡帮把手就行。在我好说歹说之下,才勉强同意只留下靠近村子的部分土地,将距村子较远的土地让给了他人。一直到数年之后,母亲在一次劳作时不慎摔下了地堰而扭伤了脊椎,方才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我们要求她不再耕种的意见。即便如此,母亲的劳作也并没有停止,之后多年来,她总是将我家的小菜园侍弄得井井有条,每当到了蔬菜生长期,便经常会通知我们回家取菜……我深深地理解母亲的心思,作为农人,她一生都在为自己的不断劳作和辛勤付出而欣慰、而心满意足!
母亲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因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到大,母亲总是竭尽所能地满足我的生活需求。虽然,我深知自己的家庭境况,不会提出过多的要求,但母亲却不愿让我的生活过多地较差于他人——最起码从表面看起来,要与其他同龄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差距。我记得刚上初中的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个别家庭条件稍好的同学,穿上了那种从县城的商店里买来的一种深蓝色带褐色混纺毛领的棉大衣;而大部分同学,则还是穿着自己母亲手工缝制的普通棉衣,外面再穿上一件罩衣。有一天黄昏,风雪交加,异常寒冷,我放学回家后,冻得有些哆嗦。夜里,我听到母亲与父亲商议,也要给我买一件那种带着混纺毛领的棉大衣。父亲似乎有些犹豫,但母亲态度坚决,说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买一件!几天后,父亲因故进城,果然也给我买了一件。只是我穿上后,感觉我的这件棉大衣的棉花,似乎不如其他同学的棉大衣那么蓬松软和,虽然整体看起来,倒也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区别……我知道,即便如此,父母业已尽了全力!我记得许多年来,为了缓解家里总是入不敷出的窘迫状况,父母每年除了饲养生猪、编织草帘和力所能及地养几只蛋鸡增加收入外,每年冬天他们还会抽时间编织炕席,然后拿到市集上出卖,换回一点儿微薄的收入。我记得年复一年的许多个漫长的冬夜里,那昏黄的煤油灯下,父母经常因为编席而一熬再熬,直到深夜……那一件寒衣,需要父母二人付出多少个冬夜的劳苦和艰辛啊!
我高中毕业返回村庄时,农村“土地责任制”的改革之风已吹过这片土地,人们再也无须长年累月地统一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了。虽然农人们夏秋两季收获之后,仍需无偿地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公粮,并且每年还要给村里出勤一定天数的“义务工”,但农人们的口粮总算能够自给自足了。那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已有所好转,农忙的时候,我们一同到田间劳作,农闲的时候,我则跟随一个小型建筑工程队,在本县各个乡镇的粮库打工学徒。然而,我实在不愿这一生一世就如此这般日复一日枯燥无味地生活下去。我的内心更渴望走向远方,渴望向着未知的境地和明天出发!无论自己的远方和将来,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总想趁着青春的大好年华前去闯荡一番,无论成败与否和结果如何!
对于我要前去应征入伍的决定,母亲是十分支持的。虽然,像我这种只有一个男孩的家庭,在当时是很少有人前去报名应征入伍的。更何况,根据当时我的家庭状况,正常来说我更应该留在家里,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按部就班地耕种、打工,或学一门木、瓦匠手艺,赚钱盖房,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以待将来照顾父母。而母亲则宽容豁达地认为,既然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家里就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加以阻挠,这样做会给孩子造成人生遗憾。在母亲看来,最差的结果即便是几年的部队生活之后再返回故乡,一切重新开始也为时不晚,就权当是又多上了几年学!更何况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还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哩……当然,那时谁也未曾想到,我竟在去县里参加征兵体检的第一关,就幸运地被中央警卫部队前来带领新兵的一位首长遇见,经过他的目测及与我的一番交谈后,便立即将我列入该部新兵的预选名额,而后经过各项严格的征兵程序,就在那一年的暮秋时节,我幸运地踏上了去往首都北京的列车……
就在我去往北京的第三个年头,母亲乘坐本县通往北京的长途客车,一路颠簸劳顿地去北京看望我,这是四十多岁的母亲平生第一次出远门。那些日子里,我先后带母亲游览了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每到一处,母亲都会啧啧称奇,她说怎么也未曾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来北京看看,俗话说“一辈子未进京,等于没下生”,在她看来,这显然是沾了孩子的光了……因那时我所居住的红墙之内,南海的部分区域如静谷、瀛台和毛主席故居等处,每逢周六和周日对外开放,我便专门带母亲前来观光。母亲看到我竟有幸居住和工作在这般亭台楼阁逶迤、湖光景色旖旎的地方,连连感叹这真是人间天堂啊!这需多大的人生造化,才能有幸如此这般?……母亲对我在北京的一切十分满意,特别是听到我的战友说,以我当时的情况,兵役期满后有可能会继续留在部队工作时,母亲是欣然同意的。她完全不介意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依然较差和亟需改善的境况——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我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改善,但条件是必须离开京城返回故乡。我知道母亲心里的想法,只要我能够称心如意地在京工作和生活,即使家里的经济条件再差一些,她自己再苦再累一些,也丝毫不会介意……虽然,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因节外生枝而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发展……一年之后,当我心灰意冷地返回故乡时,母亲依然是一副豁达的神情,在她看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一颗仁善之心去为人处世,一切随遇而安就已经足够了。
后来,我在故乡的小城安顿下来。几经波折,于数年之后,与人一起承包了我当时所在总公司的一个部门,开办了一家经营摩托车的贸易商行,并很快取得了经营成功。至此,终于使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善的同时,我也真正开始在小城安家立业——1994年春,我在小城购置了第一套商品房,改变了婚后数年一直租房的状况;1998年冬,我购置了一辆捷达牌轿车,当时算是我村里的第一辆私家轿车;2000年夏,我又购置了一套户型面积较大的改善型住房……我记得有一次,母亲不无满意地对我说:“都说女人一生有出嫁前和出嫁后两种命运,其实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而应该说是有三种命运,因为还有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的另一种命运。”虽如此说,但母亲依然将现今的富足生活,与时代的变迁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她看来,没有时代的变化,便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一切!
母亲后半生近三十年的时光里,相对而言是她较为满足的时光,她时常感叹如今生活的美好与富足——那是曾经远去的时光中,想也不敢想、梦也不曾梦到的啊!美中不足的是,十几年前,父亲的猝然离世,令她在倍感无奈与伤痛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从而也让她愈加珍惜现今的幸福光阴。
母亲的一生虽困顿于乡野,也没有多少文化与见识,但这并不妨碍她的仁善、宽容与悲悯。她既安贫乐道,又吃苦耐劳,并始终以一颗善良与宽厚之心为人处世,与街坊邻里和亲朋好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母亲的一生,几乎从来没有因为琐事而与人发生矛盾和争执,即便偶尔因为什么事情,导致自己心中不悦,母亲也会积极采取相应的方式将其安然化解,而尽力不与人产生芥蒂……当然,母亲也绝非那种唯唯诺诺的软弱之人,她一生性格刚强,心存公道,爱憎分明,即便对某些与己无关的不义之举,也总是心怀忿忿不平,从不会因为私心而人云亦云或左右摇摆。
母亲一生尊重和善待他人,也赢得了亲邻们对她的厚爱。母亲去世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当我回到村庄,母亲生前的多位老姊妹与我谈论起母亲在世时的情景时,经常念叨起母亲的为人处事,谈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情到深处常常不禁流下怀念的泪水……我也曾亲眼看到,母亲去世后,她的诸多亲邻姊妹前来与母亲作最后的道别时,那痛哭失声、悲恸欲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每思来,令我动情不已……而对我来说,母亲的永别给我带来的心中的痛楚,则恰如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曾说的那样:
“失去亲人,最痛苦的往往不是失去的那一刻,因为那时还没来得及缓过来!最令人难过的,反而是在之后的漫长时光里,每当不经意地想起,就会让人泪流满面难以释怀!”
其实,如同一株野草般平凡和卑微的母亲,终其一生,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业绩。而且,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母亲也并非完美无缺之人——如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们一样,母亲自有其自身的人生局限,当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但也正像所有曾在这个世界上默默无闻的劳作者和行走者一样,这些局限和不足,并不能淡化其在人世间所定格的那些曾经的质朴与美好,也不能因此而减轻其在我们这些还在人间行走者心中的重量。
人们常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下归途。”然而,对于几乎所有的人们而言,父母在,是必然的;父母去,同样是必然和不可抗拒的。因此,我常想,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失去父母的人来说,如果匆匆时光也流逝不尽那深深的思念,如果春秋轮回也淡化不了那刻骨的怀念,那就让我们心中的思念与怀念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永远为我们的今生遮风挡雨,永远温暖我们的心魂与情怀!
那么,现在,于我而言,怀念母亲,就是要怀念她那正直与善良的操守;就是要怀念她那隐忍与豁达的心胸;就是要怀念她那宽容与悲悯的情怀……像普天之下许许多多的母亲一样,她那与生俱来且一生从未改变的勤劳、淳朴、坚韧与乐观的精神品质,永远是我学习和追寻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