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校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是乡村学校最为普及的时期。单就我们本地域而言，那时候，几乎每一个村子都设立了小学，以招收村里的适龄儿童上学。同时，相临近的数个村庄，也都共同联合设立了初中，以供给这几个村庄的孩子完成小学学业后，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故那时的这类乡村初中学校，又称为“联中”。我记得后来还有几年，或许是因为当时每个公社所设立的那一所高中学校，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源之需，故那时的一些乡村联中，竟也设立过高中班。我当初上学的那个初中学校，虽只招收我们相邻的四个村庄的学生，但那时的初中和高中在校人数也达360余人。而我的村庄，仅属于普通规模的村子，当时村里的小学五个年级的在校学生也多达100余人。

1972年初春，我开始在村里的小学上学时，学校各方面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我们教室里的“课桌”，全是村里派人用土坯建成的土台子，将表面用黏土抹平，再糊上旧报纸，我们只需从家里带一条凳子即可上学了。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二十余人中，几乎没有人能用得起练习本，一般都要用“石盘子”练习写字。那种“石盘子”不知是什么地方生产的——石质，比课本稍大，两面呈黑色，表面光滑，四边镶着木框以防碎裂。用一种比火柴杆稍粗稍长的石笔，可以在其正反两面写上白色的字，宛如黑板一样，可用抹布轻易将表面的字迹擦干净，故可以无限度地反复使用。这物件当时在各村的供销社代销点都可以买到，我记得当时的价格好像是三角二分钱。我刚上学时用的石盘子，就是我祖父专门给我买的，其意在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实际上，当时能用上石盘子，已经算是赶上时髦了。据悉，村里再比我早几届的学生，刚上小学时大都要用灰瓦片练习写字。直到升到了高一些的年级，到了必须要用纸本的时候，才能从商店里买来白纸张，自行折叠、裁、割、装订后，用以当作练习本。那时，基本上只有数学作业本和作文本，是老师给全班学生统一购买的。

我村的小学校，在村子的东北角上，地势略有些偏高，学校后面即是一片坡地，原来曾是村里的一片墓地，后来迁往了别处。小学校共有十余间房屋，分为前后两排，作为各年级的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当时因学生过多，这些房屋经常无法满足各年级分别独自使用，故有时需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老师给这个年级讲一会儿课，再给另一个年级讲一会儿课。另外，小学校的东邻有三间民房，因其家人均已去世，只剩下一位智障男性后人，村里便将其交由他人抚养，同时也将该民房交给学校使用。我刚上一年级时，那三间民房就是五年级的教室，后来五年级的学生升入初中后，那三间民房便空置下来，暂成了我班里以备冬天生火炉用的堆放柴草的地方。

却说原来此房主遗留的那位智障后人，当时经大队决定，已托付给了村里一位刘姓光棍汉照顾，大队每年给予一定的工分作为补偿。那时恰逢光棍汉的老母亲因病去世了，当时又刚刚实行火化政策，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将老母亲火化后直接下葬，而是将骨灰盒暂放在那三间屋里的一个泥土壁龛里。冬天，教室里生火炉需要去那屋里取柴草，而且都是每天傍晚去取，以备第二天一早生炉子。孩子们心里害怕，但又不宜直说，特别是女孩子，更是不敢前去，老师便随便安排了几个男同学，每次两人做伴一起去。我也被安排在其中，每次去取草，都心中惴惴，越是不想看那骨灰盒，越是要忍不住恐慌地看几眼——那是我县实行火化政策之后，我村第一个去世后火化的人，据说刘姓光棍汉给母亲买的这个骨灰盒略有一点瑕疵，故只花了五元钱——似乎是破了一个小洞，后来用红纸封了。我也确实见到了那盒子上贴有红纸……有一次，班里一位胆子大又顽皮的名字叫“老级”的同学，悄悄与我商议，欲趁着什么时候再去取草的时候，把那骨灰盒偷偷拿出去扔了，再叫他奶奶的还敢放在这里吓唬人！我一听，感觉兹事体大，倘若如此，定会惹出事端，便连忙分析利害加以劝阻。那同学听罢觉得有理，方才心有不甘地骂骂咧咧悻悻作罢。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当时学校实行“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开门办学”方针。学校除了每年夏秋两季放假，令学生们到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外，村里还分给了学校几亩田地，令学生们负责耕种。有一年，学校还养了两头猪，令各班的学生分组轮流去山里割草、拔菜，用以饲养。另外，每当到了夏季，学校都会给学生们下达去山里撸刺槐叶的任务。学生们各自或三五成伴，去山里将鲜刺槐叶撸回、晒干后，交给学校统一用机器粉碎装袋，然后不知运往了何处。据说是出口外国当作饲料，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此外，每年春天，学校还会放几天假，令学生们上山刨挖各自药材，晒干后交给学校。每年生产队秋收结束后，学校也会放几天假，令学生们各自去收获后的田地里，复收生产队遗落在地里的花生与红薯交到学校。冬天来临前，学校便会令学生们去山里拾草、捡柴、刨树根等，用以冬日生火炉取暖。每当到了冬季，学生们还经常要趁星期天到处拾粪，交到生产队用以积肥……这样断断续续，每年下来，我们真正能够用以读书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那时的学生无论是小学、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全部要回到村里参加生产队劳动。因为，那时国家早已经废除了高考，所以学习成绩是好点儿还是差点儿，都是无所谓的事情。更何况，在当时即便是由初中升入高中，也并非根据学习成绩的好孬，而是需要村里进行“推荐选拔”。再者，那时的课本也实在提不起我们的学习兴趣，翻开新发的语文课本，不是有关阶级斗争的，便是有关忆苦思甜的，每每读之，令人索然无味。而令我记忆犹新的一篇课文，叫做《小马过河》，说的是一匹小马在过河前，听到拟人化的松鼠和牛，分别关于河水深浅的说法，以及自己在过河后的感受。读之令人兴趣盎然，只可惜当时这类课文少之又少……那时，我曾经翻阅过父亲存留的一本“文革”之前的语文课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其中的一些课文如《牛郎和织女》《去看电影》和《到佛子岭去》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从小没有树立真正的学习目标，故也不存在太大的学习压力，我因此便一直没有养成认真学习的习惯，一切只求粗枝大叶，只要在班里达到中上游的成绩，便心满意足了，竟从来没想过要努力成为班里的尖子生。谁知这一习惯的延续，导致后来上初中和高中之后，依然未能得以改正，以致因个别学科基础薄弱而影响总体成绩，终至在后来的高考中名落孙山。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这些七八岁的男孩，正是顽皮的年龄。说是上学读书，其实贪玩的时间居多，没有几个孩子能够真正沉下心读书学习。何况，那时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十分贫困，家家户户缺衣少食，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利用放学的时间，为家里拾草、挖菜及干各种活计，故而是难以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的。说到那时孩子的顽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本家族一位叫阿江的叔叔，比我高几个年级，他很早就已学会了吸烟，因经常带我一起去山里拾草拔菜，于是也教我吸烟。并且有一段时间，还学着大人的样子，随身带着烟袋与烟荷包，随时用烟袋吸烟。试想这些十岁八岁的孩子，像老人那样若有其事地用挂着烟荷包的烟袋抽烟，是何等滑稽可笑啊……有一次，阿江买了两盒很便宜的白皮“勤俭”牌香烟，在带我去南山的林间拾草时，让我和他一起吸。后来，他竟独出心裁地取出八支香烟，将每四支连接在一起，分别找一个小枝杈插在地上，将其一端架住，我俩就像战壕里的机枪手那样，趴卧在一个矮地堰上，边说笑边吸烟，没想到吸来抽去，把我吸得头昏眼花，只感到天旋地转，便赶紧扔了香烟，而后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我堂叔于战海先生，比我大一岁，高一个年级。他家的南屋院落，与一位女老师的家一墙之隔。因他家的南院落是个空院落，故平时我们闲来无事时，便经常在那里玩耍。有一段时间，那位女老师恰好是于战海班的班主任。有一次，不知是怎么回事，于战海似乎感到近日老师对他的态度不太友好，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而老师又不便明说，只是时常旁敲侧击地想暗示些什么似的。于战海不明就里，思来想去，感到近来自己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无奈之下，便决定主动去找老师，以汇报自己近期的学习情况为由，打探一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傍晚放了学，于战海去老师办公室，诚恳地向女老师汇报了自己近期的学习等有关情况，并表示如果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请老师多加批评教育。老师听后，渐渐和颜悦色起来，便询问了一件事情——即是否知道上个星期日那天，是谁往她家的咸菜缸里扔了几个驴粪团？——因为她家的咸菜缸，就放在东院墙下，只有通过两家相隔的院墙，才能轻易做到这件事情。而那时，于战海家里有一架木梯子，恰好经常架在与老师家相隔的西院墙上……于战海一听，恍然大悟，立即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干这种荒唐事。又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尚未上小学的弟弟，也许是他做的恶作剧也未可知，便表示回家后马上盘问个清楚明白，给老师一个答复。

回家后，于战海首先给弟弟来了个“下马威”，说已经知道弟弟干了这件事，无奈弟弟死活不承认，后来在他的穷追不舍下，弟弟竟倍感冤屈，不禁号啕大哭起来。于战海见状，知道不是弟弟所为，便好言安抚，令他仔细回忆一下星期日那天，是否还有学校里的其他同学来过南院落。弟弟回忆起那天自己和几个小伙伴在南院玩耍时，确实有哥哥班里一个叫“舰儿”的同学来过南院，说是来找哥哥玩耍，见哥哥不在家，便进院子玩了一会儿就走了……“舰儿”是班里有名的“捣蛋鬼”，经常受到老师的责罚和敲打，近期尤甚。他的家在村子的北边上，距这里较远，平时从来不与于战海玩耍，何况他俩也不是特别要好的同学……于战海将这一情况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顿然醒悟了。经过老师一番软硬兼施的批评教育，“舰儿”最终只得承认了自己荒唐的所作所为。

像于战海一样，有一次，我也受到了莫名的冤屈，而且我的冤屈比他更甚——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秋天，好像因为附近什么地方修铁路，需要大量的石子，老师便令我们各自结伴，自行选择地方敲打石子。我和一位叫贵海的同学，去了村子东南沟的一个废弃的石坑。当打了足够我们拿的石子后，我俩便开始返回村子。返回村子的路，需要穿过村子东南坡上的一大片苹果园，就在我和贵海路经果园里时，看到两位同班的女生与我们迎面而来——原来，她俩因无力各自拿得动自己所敲打的石子，无奈之下，便先一同抬着一筐，走一段路放下后，再返回去抬后面的另一筐。我和贵海并未在意，只管越过了她俩放在路边的那筐石子，一起回村里去了。

谁知道第二天回到学校交了石子后，老师便叫我和贵海去办公室问话，说是昨天我们遇到的那两位女生，丢了一把敲打石子的斧子，那把斧子当时就放在我们经过的那筐石子上，只是一会儿工夫，她俩再返回时就不见了。因再未见到其他人从此走过，故她俩认定就是我和贵海拿走了。老师通过她俩的描叙，也认为是我俩给拿走了，因为那两位女生一口咬定，只看到我和贵海从那里走过。我和贵海百口莫辩，但拒不承认，老师便先让我两人回教室考虑考虑，待第二日再行询问。或许是因为贵海的态度较好，而我则因为无端受到了冤屈，显得有些不耐烦的缘故，故而，第二天，老师只令我自己去办公室问话，但无论怎么询问，我也不知道那斧子到底是怎么不见了，老师见我死活不承认，便令我继续在办公室考虑反省，他则不知何故离开后一直没再回来……说来也巧，一个从来没教过我的另一个班级的老师，下课后见我还在办公室内站着，便也询问起有关斧子的事来。他高高的个子，瞪着一双大眼，厉声恐吓责骂着，令我说出斧子的下落。见无论如何我也说不知道，便一拳将我打到在地，踹了几脚后，又将我拎起来，高声斥责着，问我到底说不说。我疼痛难忍，又冤又气又急，不禁大声哭喊起来：“老子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老师见状，实在无可奈何，便撇下我气冲冲地上课去了。而冤屈和气恼之下，我决定不再忍耐，去他奶奶的！管它三七二十一呢！只管忍着浑身疼痛，奋力摔门而去……我原本准备逃学回家，可刚走了不远，一眼瞥见一位名叫“四儿”的一年级学生，独自蹲在他班的教室窗外，看样子好像是因为在课堂上捣乱，被上课的老师给撵了出来。

见到“四儿”的瞬间，我蓦然想起一件事来，那就是我们去打石子的那天，我和贵海路过两位女生的那筐石子后，走了一段路，有些累了，在路边休息时，曾见到“四儿”和他哥哥“三儿”也从我们经过的方向而来……唉，这几天，因遭受了莫大的冤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我竟将这事全然忘记了。于是，我走到“四儿”面前，装作一切已了然于心的样子，严肃地脱口道：“四儿，你把斧子弄哪里去了？”他一怔，赶紧道：“不是我弄的！”，“怎么不是你弄的？就是你弄的！”我紧追不舍道。“真不是我，是我哥哥弄的……”他小声嗫嚅着，吞吞吐吐地说。我马上问：“弄到哪里去了？”他道：“扔到地堰上面那块苹果树地里去了……”

至此，我数日被冤屈的阴云所深深笼罩的天空，终于云开雾散。当天中午，果园里的一位护林员将捡到的那把斧子送到了学校，我的不白之冤终于得以洗刷。但事后多日，竟没有一个人为我所遭受的冤屈承担哪怕半点或一丝责任，所有的当事人连歉意的只言片语也不曾有过，根本就像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一般。但这一莫名的冤屈，对我却影响至深！从此，我感到自己的性格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对于那些实在令我忍无可忍的事情，我渐渐变得不再一味忍耐和委曲求全，而是一旦面临无可回避的冲突时，经常会突然冲冠一怒，孤注一掷地与其蛮横相搏！……我记的我村在当年冬季排练了一场舞台剧《敌后武工队》，于春节后正月的一天晚上，在我们教室外小操场上演出。我从家里拿了一条双人坐的窄长凳，和于战海前去观看，演出开始前，我和于战海一同去了一趟厕所，待我俩返回时，竟发现我们的长凳不翼而飞了，便急忙问周围的人是怎么回事。原来，因戏台上演奏乐器的人员凳子不够，不知是谁看到了我从家里带来的这条长凳，说这是我们第二生产队办公室的长凳，便擅自将长凳拿到台上去了。我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地冲上戏台——他奶奶的，即便是生产队的凳子，他们也不能不声不响地随便拿走呀！再说，他们说是生产队的就是生产队的吗？那时，戏还没开演，只见长凳的一端坐着一位拉胡琴的人，正在那里调弦呢。气恼之下我也不与他搭话，用力将凳子的另一端一掀，将那人掀了一个趔趄，差点将其掀翻在地！恰在这时，村支书一步闯了过来，瞪着大眼恐吓地大声对我呵责道：你要干什么！我便叫骂着一头向他撞去！他一下子躲开了，见我随即弯腰去捡地上的石头，他便拔腿就向幕后跑去，回身又见我不依不饶地追来，只好又沿着胡同向北奔去，我则在其身后追骂着向其扔着石头……事后，冷静地回想一下，村支书不问青红皂白地呵责于一个孩子，肯定有不妥之处，但他也没想到一个孩子竟会如此蛮横无礼，而他一时又无法和一个发了蛮的孩子一般见识和计较，便只好选择一跑了之……反正，我忿忿不平地拿回了凳子，镇定自若地与于战海一起看完了戏……其实，这一忍无可忍便奋力一搏的性格形成，对于我整个人生旅程，是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的，特别是成年之后，这一负面影响的程度表现尤甚。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岁的增长，我原有的那些刚烈和易怒的棱角，已渐渐被岁月的沧桑消磨殆尽，但其曾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的某些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和值得反思的。

在小学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里第一次评选“红小兵”，要求严格，名额寥寥。规则是按照平日的学习和各方面表现，由全班同学每人一票，票数多者当选。当选后，有系红领巾的资格，是童年和小学生的一种光荣……计票结束后，我和几名同学的名字赫然其上，按照事前规定，此便为评选结果。然而，不知何故，老师又节外生枝地说了一句：“各位同学再看一下，是否还有不同意见？”这时，一位叫“欣儿”的女生站起来，说是不同意我当选，原因是我有一次上自习课时，与其他同学说话！老师犹豫了片刻，便将我的名字划去……她奶奶的！既如此，那还全班投票干什么？她不同意，不投我的票就可以了，又有什么资格反对已经入选的同学呢？而且这种反对又怎么可能有效呢？老师又怎能凭她一人之言，将全班同学的选举结果推翻呢？我当时气急败坏，面色涨得通红，咬着牙忍了又忍，好不容易憋住了心中的恼怒，最终才没发作和辩驳……至此，我便与红领巾失之交臂，直至小学毕业，也未曾系过红领巾，常常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同学系着红领巾，我则只有暗自羡慕和无限惋惜的份……后来，我有时想，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完全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想当初，我在小学读书时，小学校只有四名老师，除了一位公派的正式老师外，另外三人都是由村里大队书记的亲属担任。早先还有一位高中刚毕业的女老师，是村支书的亲侄女，来学校教了我班一年半载后，便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她头脚刚走，她弟弟就来学校接了班。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状况其实是许多农村的普遍现象，故而，谁能保证这些教师的各方面素质和教学水平呢？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春秋如云烟消散。四十多年前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象到，今天的孩子们的童年，与我们曾经的童年，竟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已无须细说，单说现今乡村的孩子上小学读书，早已在多年之前，就由各学校的校车专车接送了。而至于其它各个方面的变化，还用得着在此一一列举吗？

著名作家麦家先生曾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所记住的样子。”的确，现在细细回味起来，我忧欢并存的小学生活，不就是我仅仅能够记住的那个样子吗？我记住了那些曾经艰难和快乐的时光，记住了那些我人生之初的人事与遭遇……实际上，正是那些最初的光阴和遭遇，渐渐形成了我今生的世界观的雏形，令我从自己最初的遭逢中，逐渐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努力去辨别是非善恶，怎样去做一个相对正直、勇敢和心存善意的人。那怕有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欢迎或难以允许我们去做这样的人，我们也应该倾力向着自己所认知的方向不惮而前驱，从而令自己的人生更加趋向和靠近于纯粹、无愧与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