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赶到
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长途奔波,我、母亲、妹妹一行四人终于赶到休宁县上观村——我大妈的家中。三叔一车四人也几乎同时到达。
大伯已于7月27日傍晚溘然长逝,时逢大暑高温,大伯的遗体刚于上午送至殡仪馆。家中没有设置灵堂,只有大妈佝偻着背,独自守在家中。此时已是中午12:15。前来吊唁的亲友都已安排去了酒店,或正在前往酒店的路上。大伯虽然走了,但来吊唁的人中午总得吃饭。很快,大妈指派一个村里人将我们也带往酒店。
进入酒店包厢,合肥的亲人连同大伯的两个女儿——我的堂姐、堂妹——围坐一堂。骤逢变故,各位亲人此刻相见,少不了相互嘘寒问暖一番。说话间,一桌丰盛菜肴已摆在眼前,只是堂姐夫、堂妹夫大约在隔壁包厢接待其他亲友,尚未露面。因为舟车劳顿、时近13:00,大约也都饿了,所有人都动起了筷子。
我也拿起筷子,夹起面前的菜肴送往口中。可就在一瞬间,我却悲从中来,泪湿双眼。我不得不立即起身离开包厢。我独自找了一个房间默默坐下。此刻我已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悲伤如潮水一般,一波波汹涌而至,我的眼泪一遍遍淋湿双颊。即便此刻我回到合肥的家中开始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也依然泪流不止。
这个中午,我就那样独自一人呆着。小妹打来电话找我,我也没有接听。我不想吃东西,我也吃不下任何东西,那一刻我甚至想:不如找个空旷的山谷一个人呆着。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直到大家吃完饭,大妹打电话告诉我,我才走出那个房间。
我们再次开车返回大妈的家中,并见到堂姐、堂妹全家人。片刻后,堂姐夫安排其女儿、女婿(也是我的外甥女、外甥女婿)陪同我前往殡仪馆祭拜。大约因为母亲的叮嘱,大妹也随后追上了我。
二、灵堂
休宁县殡仪馆坐落于县城西侧,离上观村只有十来公里,驾车十几分钟即至。然而这个殡仪馆的破旧和荒凉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或许是因为高温天气,时当下午14:30,我们到达时只隐约看到一个人影晃动了一下,又隐没了——料来应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听到脚步声,所以才露头看了一眼。
大伯的灵堂设在大厅外堂一侧,靠墙摆着一具棺材,棺材两侧各有花圈数个,棺材的正前方立着大伯的遗像,旁边放有香炉一个。
我没有敢惊扰大伯的遗体。我为大伯上了一炷香,之后又恭恭敬敬地磕了六个头。大伯的遗像是那么伟岸、高大,大伯的目光是那么深邃而凛然。我静静地站在大伯的遗像前,默默地凝视着,一任泪水一次次淋湿双颊。悲痛再一次如潮水般将我淹没。
良久,外甥女、外甥女婿移步走到旁边,大妹提醒我该离开了。我告诉他们:“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呆着。”
又过了半晌,大妹再次催促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晚上再来守灵。毕竟上午开了半天的车,毕竟中午饭都没吃,毕竟次日还要赶路回合肥。
回到大妈家后,我立即向堂姐提出晚上要去殡仪馆为大伯守灵。堂姐当即表示晚上可以安排我、堂弟、堂妹夫等四人守灵。不料晚饭后堂姐又改口了,说“今晚可守灵,也可不守灵”。我无言,只能听从堂姐的安排。
或许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堂姐安排我们准备洗浴、休息时,堂妹接到殡仪馆的电话通知:大伯的灵堂要连夜移至室内。堂妹同我和堂弟一行三人,立即乘着夜色驱车赶往殡仪馆。
等我们到达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将室内灵堂布置完毕,只等着家属确认。我再度向大伯的遗体致礼、叩拜。礼毕,堂妹问我是否还要留下呆一会儿。如此自然,正合我意。
三、守灵
再一次默立于大伯的遗像前,我依然不能自已,泪流不止。默立得久了、累了,我索性将原本供亲友祭拜的布垫移至身后——直接与大伯的遗像面对面相视而坐,我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宣示:今夜,我为我的大伯守灵。
红红的烛光在夜风中微微晃动,大伯的遗像一如白天一样伟岸、高大,而大伯的目光却在此刻显得那么遥远、淡然。此刻,大伯生前的点滴也如涓涓清泉浮现于脑海。朦胧的泪光中,我也得以微微一笑——大伯以88岁的年龄在家中安然而去,也算是高寿了。他没有拖累家人,没有拖累任何人,他以他超然于世的清高坦然而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我对堂妹、堂弟说:“大伯一辈子吃好了、喝好了,得偿所愿。”堂妹则拿着手机、打开相册,翻出大伯的一张张生活照与我们一齐分享曾经的过往。我很想问问堂妹是否通知了大伯生前所在的组织单位,但话到嘴边却终究没有问出口。我,这个大伯最看重的侄儿,在近两年的时光里都没敢来看望他老人家一眼!生前,我没能为大伯做什么;死后,我又能为大伯做些什么?即便此刻再想做些什么也为时已晚。我唯一能做的,便是此刻为大伯守灵。
四、追悼会
按既定程序,追悼会定于7月29日上午9:00开始。8:30时分,各处前来送行的亲友陆续抵达。
追悼会开始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着手为死者做最后的整容、化妆,家人也得以最后一次近距离瞻仰遗容。那一刻,我读到了身旁的堂妹面对亲人离去时的悲痛欲绝,我看到了三叔转身之后因悲痛而一度面部抽搐——从此以后,堂妹再也没有了她的爸爸,三叔再也没有了哥哥……
稍后,工作人员将大伯的遗体移送至追悼会大厅,现场又是一番布置。9:00整,大厅外一时鞭炮齐鸣。接着主悼人宣布肃静,并由大伯生前所在单位——休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前身即休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XXX人代表组织致悼词。
至此,我的心头漾起一抹微澜。工作单位的悼词是对大伯一生最深情的追述,昨夜我未曾问出口的话语,此刻已然证实——大伯将他一辈子的青春、热血和聪明才智献给了休宁的发展,今天的悼词,更是对大伯一生最完美的礼赞和总结。
哀乐声中,大伯的遗体再次被移动(应该是即将进入火化间)。一霎那间,我听到转角处堂姐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之声……
一眨眼,一众亲友尽数散去,空荡荡的大厅只剩下哀乐还在低回。而我仍旧沉湎于哀乐声中,不愿离开。恍惚间,我似乎感觉大伯还在身边。
五、安葬
大伯的墓地位于一个我叫不出名的山头。沿着山脚,有台阶一步步直达山顶,郁郁葱葱的山林成了大伯最终的归宿地。
同行的堂妹夫告诉我:这个墓地是大伯自己选的。我想,也应该是。站到山之顶,正可见周边一个个山头连绵不绝,蜿蜒伸至天边,很有些许“一览众山小”的味道。我便问起堂妹夫关于墓地的朝向,得知墓地面向西南——此前我曾暗自揣测,大伯的墓地大概率是面向北方的,因为北方有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于是我又想:如果墓地真的是大伯自己所选,那么当下墓地的朝向恐非大伯之所愿。我愿意相信:大伯选择这个地方安息,一定设想过——站在这座高高山冈之上,越过遥远的天际,可以望向故乡。可是人生哪能没有那么一点点遗憾呢!
返回合肥的途中,小妹说:很为大伯当年的选择感到不平。是的,千里奔波、只为大伯送行。看到大伯走后的如斯光景,我想,合肥的每一位亲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同样的感慨。然而我知道:大伯当年的选择,又哪里由得了他自己。
六、大伯的一生
我的大伯于1963年毕业于合肥林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休宁县园艺厂参加工作。1980年重新分配工作,大伯进入休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历任工人、职员、副所长、所长、指导员。也就是说,大伯至少在园艺厂做了17年的工人,这是我多年来不曾知晓的。
以我大伯的学历、人品和才智,长期在园艺厂做一个工人显然是大材小用了。但是在那样一个政治优先的年代,个人的工作、婚姻根本由不得自己选择——我的曾祖父是地主家庭,祖父做过民国时期的乡长。所以,大伯在那个年代分配到休宁园艺厂工作多多少少也有那么一点“下放”的味道。所以大伯在园艺厂做了17年的工人,所以大伯1963年参加工作,却直到1985年才加入党组织。如此推算下来,至少在1980年之前,大伯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异常艰难困苦的。
是的,应该可以想得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休宁,就是一处穷乡僻壤、不毛之地,除了光秃秃的山头,什么都没有。大伯在那个年代义无返顾地来到这里工作,我无法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境遇。等到改革开放了,也是两年后的1980年,大伯的工作才重新得以分配。翻开了新的一页,大伯也早已成家了、生根了。即使有机会申请调回合肥工作,大伯又哪里能舍弃那一方天空?不是大伯不想回合肥,是当时的他根本做不到——毕竟他已经在这里奋斗了近20年,早已融入了这一方水土,爱上了这里的风土人情。更何况“好男儿志在四方”,这也是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的座右铭。
进一步推算,自1980年之后,大伯的工作和生活或已一步步踏上坦途。大伯在县城分配了住房,大妈在乡下还有几亩耕地,两个女儿也先后进城读书了。可谓安居乐业了。1985年入党之后,大伯更是迈入了属于他的光辉岁月。凭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以及满肚子学问,大伯在休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任职上已然如鱼得水,颇有所成。所以哪怕有机会可以再调回合肥,大伯也不想再考虑这个问题了。“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大伯当年的境况和心思,又岂为四五十年之后的我们所能完全体味?
记忆中,大约从八十年代起,大伯每年都会带上堂姐或者堂妹回到老家住上一段日子。每当大伯与父亲把酒言欢之际,我们兄妹三人就安静地坐在旁边聆听。退休之后,大伯更是每年都要回合肥的老家看上几眼。只是大伯从未向我们提起过他在园艺厂工作期间的任何点滴。后来有那么两三次,大伯似乎是想向我交待一些事情的。只是当时的我正是三十多岁光景,又恰值“指点江山”、自以为是的年纪,恐怕未必听得进去大伯的只言片语。再后来又或者始终没有碰到一个合适的场合或氛围,所以我也就一直没能同大伯深入交流、聆听其教诲。而今再度思忖至此,我唯有黯然。
回到家中,母亲对我们说道,她前几天夜里曾梦到大伯回老家了。我默然。如果真有魂魄归依一说,我愿意相信:上苍将大伯的肉身留在了休宁,而他的魂魄则穿越千山万水回到了合肥——那个我们叫作二十三村的地方。
我打电话向堂妹索要了休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悼词文稿。最终我得以完成此文,以告大伯在天之灵。
2026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