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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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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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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身影

灶台的火舌舔着锅底,咕嘟咕嘟的粥香漫过纱窗时,我总能在雾气蒸腾里看见那个微驼的背影。母亲把白发别在耳后,露出沟壑纵横的鬓角,晨光掠过她沾着面粉的围裙,将佝偻的轮廓拓在瓷砖上,像株被岁月压弯却仍在抽芽的老树。灶膛里的青冈木噼啪作响,混着新磨荞面的清香,这是毕节山区独有的晨曲——母亲用七十多年年光阴,把苦难熬成了带麦香的晨光。

1949年的礼炮声没能震碎饥荒的阴影。六岁的母亲攥着半块树皮,蹲在生产队仓库后墙根,看男孩子们捧着书本跑过晒谷场。外祖母的笤帚疙瘩抽在她后颈时,她正用树枝在地上描摹学堂飘出的粉笔字——那是曾祖父教过她的"人"字,两笔斜斜的,像要挣脱土地的芽。

"女娃子读啥书?你哥都复读三回了。"外祖母的粗布围裙兜着刚蒸的窝头,独独绕过母亲的掌心。八岁的她赤着脚踩在结霜的田埂上,工分册上的"0.5"比老师写的"人"字还陌生。冻疮裂开血口时,她就把弟弟们的破棉袄塞进袖口,用补衣裳的麻线捆紧,指尖在寒风里冻成紫萝卜,还要在油灯下给弟弟、妹妹缝补丁。有回我翻出她藏在杉木箱底的识字本,第一页"天地人"的"天"字被指甲抠出了毛边,墨点晕染成泪痕的形状——那时她的大弟已读初中,小妹也跟着启蒙,唯有她的"学堂",是永远望不到头的田垄。

母亲二十岁那年,命运的重锤再次砸向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家庭。大姐生父的棺木抬出村口那天,她抱着三个月大的孩子,跪在结霜的土路上,怀里还揣着年婆婆的药包。瘫痪在床的三个月里,她数着房梁上的裂纹,听着窗外风雪呼啸,直到某个雪夜,她咬着牙滚到床边,用窗框作拐杖,一寸寸往起撑。

"你外婆说我像条冻僵的蛇,"母亲摩挲着膝盖上的旧疤,那是扶墙学步时磕的,"可蛇也得盘直了身子晒太阳。"她终于拄着拐棍站在堂屋中央那天,门框上的喜字褪成了灰白,而她把孝服染成蓝布,裁了给大姐做尿布。命运的耳光打得她头破血流,她却用碎布拼出活下去的勇气,像株被踩进泥里的野草,根须更深地扎向地心。

1974年,母亲背着三岁的大姐、搀着年迈体衰的婆婆,在三柱房迎接了入赘的父亲。迎接她的除了债主,还有父亲摔碎的酒壶。"读书能当饭吃?"父亲的醉话混着唾沫星子,溅在我作业本上。那年我刚上小学,村里同龄的男孩大多跟着父兄下地,唯有母亲坚持让我坐在学堂里。她省吃俭用,一点点给我攒够了学费,却在父亲的骂声里把钱缝进我贴身的布兜:"好好认那些黑蚂蚁,它们能驮你走出山沟。"

父亲没再摔我的书本。有次他醉醺醺地晃到学堂外,看见我趴在窗口念课文,竟破天荒地从裤兜掏出一支笔,隔着篱笆递给我——这是他唯一一次对我的学业表态。当晚他醉酒归来,撞翻了桌上我刚得的"三好学生"奖状。母亲蹲在地上拾碎片时,我看见父亲背过身去,用袖口快速抹了把脸。后来我在他压箱底的旧烟叶里,发现了那张被细心粘好的奖状,边角还留着酒渍的印子。

最难忘那个暴雨夜。我趴在漏雨的窗台下写作业,母亲举着搪瓷缸接水,水滴在算术本上晕开蓝墨水。"娘,要不我去放牛吧。"我望着她肿得发亮的脚踝——那是白天在地里割麦时被镰刀划的。她忽然放下缸,水珠顺着下巴砸在我手背:"你看见后山的松树没?再歪的苗,只要根扎正了,总能长直。"窗外闪电劈开夜幕,映得她眼里的光比刀锋还亮。第二天清晨,她一瘸一拐地把我推上通往学校的泥巴路,自己则背着竹篓去挖草药,露水浸透了她的裤脚,却在我心里种下颗种子。

父亲的酒瓶砸在火炉上那年,我才七岁。杀猪刀还滴着血,半扇猪肉混着煤灰滚进水沟,母亲跪在砂石水沟边上搓洗,皂角水混着血水渗进指缝。她没哭,只把我护在身后,任父亲的骂声掀翻瓦楞上的雪。"人要站得直。"她的脊背浸在腊月的风里,像株被暴雨打折却不肯弯腰的稻穗。那天她洗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月光把粗布衣裳冻成硬壳,却在晚上偷偷把我漏风的棉鞋塞在灶膛前烘暖,自己光着脚踩在结霜的地上。

那年我出痘的夜里,母亲背着我摸黑走二十里山路,手电筒的光在雪地上晃出碎银,她后来说,那路长得像走了一辈子。油灯在赤脚医生的诊所里跳动,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听见她牙齿咬住粗布围裙的声音,像春蚕啃食桑叶般细密。她的体温透过打补丁的衣襟传来,混着草药的苦香,让我想起她常说的"熬一熬就过去了"。父亲醉醺醺地撞开诊所的门,却在看见母亲颤抖的肩膀时,忽然安静下来,从怀里掏出块硬糖,塞在我掌心——那是他赊账买的,糖纸还沾着酒气。

开春后,村干部来家里催缴公粮款,瞥见我趴在石桌上写作业,皱着眉说:"男娃子迟早要扛锄头,读那么多书做啥?"母亲正往灶台添柴,闻言直起腰,把沾着草屑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您家二小子不也在镇上念初中?"村干部噎了噎,母亲又补了句:"我娃要是能读成个文化人,替村里写文书,不比扛锄头强?"当晚她翻出陪嫁的红绸子,连夜给我缝了个笔袋,针脚细密得像她藏在心底的期冀。

母亲的蓝布包总在杉木箱最底层,里面是叠得方方正正的粮票、龙儿的满月钱,还有张泛黄的纸片——那是她唯一的"学历":扫盲班结业证。她把拼音字母写在草纸上,揣在围裙兜里。有回我撞见她对着村口的标语念"实现四个现代化",老花镜滑到鼻尖,嘴唇抿成孩子般认真的弧度,路过的货郎笑她"大字不识几个还装文化人",她却认真地说:"我娃将来要写材料,娘得看懂个标题。"

她对"文化"的执念近乎偏执。我上初中时,村里通了电视,别家孩子蹲在墙根看武打片,母亲却把攒了半年的鸡蛋换成《新华字典》:"戏文里都是假的,字里才有真世界。"父亲骂她"败家",却在醉酒后靠在门框上,用沙哑的嗓音哼起毕节老调:"土坷垃里种麦子,书本里头长见识......"那调子跑了调,却让母亲眼里泛起泪光。他粗糙的手指划过字典封皮,在"文化"二字上停留许久,像抚摸耕牛的脊背。

母亲把"希望工程"宣传单贴在堂屋,褪色的大眼睛女孩旁,是我第一次获奖的作文。乡村教师来家访那天,她把唯一的鸡蛋煮了茶蛋塞进老师书包,自己啃着干饼站在门边,听老师夸我"作文有灵气",眼角的皱纹笑成了沟壑。父亲躲在牛棚里,用树枝在墙上画着歪歪扭扭的"人"字,直到墨迹被露水洇湿。等老师走远,他忽然对着母亲嘟囔:"娃要是能当先生,也好......"声音低得像怕惊醒什么。

自我入职以来,常常加班到凌晨。母亲总说"别累坏了身子",却在每个深夜把温好的牛奶放在我书桌旁。有次我提前回家,看见她戴着老花镜,趴在龙儿的作业本上写写画画。纸上的"晨"字多了一竖,旁边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问老师,这个字是不是这样写?"晨光从纱窗漏进来,照亮她微颤的指尖——那是双握过锄头、抱过孩子、缝过无数补丁的手,此刻却像小学生般认真地订正错别字。

去年我教母亲用智能手机,她戴着老花镜,手指在屏幕上戳得飞快:"这比煤油灯亮堂多了。"那天她给三姐打视频电话,身后的背景是我挂在墙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她对着镜头笑出满脸褶子:"你弟写材料可厉害了,能把字变成电视里的新闻。"屏幕微光映着她的银发,让我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在煤油灯下抄课文的夜晚。父亲凑过来,看着屏幕里的三姐,忽然哼起那首走调的山歌,母亲笑着骂他"老不正经",眼里却闪着光。

龙儿上三年级时,她接龙儿放学摔在泥水里。我冲进雨幕时,看见她把孩子护在怀里,脊背弓成虾米,自己半边身子浸在积水里,腰椎旧伤处渗出的血,把粗布裤角染成暗红。"别告诉你爸。"她咬着牙笑,雨水顺着白发往下淌,混着额头的冷汗,在下巴尖凝成倔强的水珠。可当她听说我要为朋友的书稿写序言,却连夜翻出我小学的作文本,戴着老花镜逐字辨认,嘴里喃喃:"当年给你抄的雷锋故事,到底没白费。"

如今母亲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像株被雷劈过的老树,新芽却从皴裂的树干里钻出来,在晨雾中轻轻颤动。每当她蹲在幼儿园门口,怀里抱着给孩子们缝的沙包,银发在风里飘成柔和的弧线,我总错觉看见十年前那个裹着薄毯拍着龙儿的身影——一样的温柔,一样的坚定。上周整理旧物,发现她藏在米袋里的蓝布包。两千块钱新崭崭的,粮票却发了脆,边角磨出毛边。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是她用铅笔写的"心愿":"给龙儿买学习机""瑾儿要喝牛奶""老大胃不好,别总吃外卖"。最后一行字被泪水晕开,辨认半天才看清:"等孩子们都好,我想去趟苏州,看看你的三姐。"

窗外的槐树叶沙沙响,像极了她赤脚走过客厅的声音。我起身给她披件外衣,月光漫过她拱起的脊背,突然想起儿时总趴在她背上看星星,那时她的背多么直啊,像株能撑起整片天的白桦树。现在轮到我轻轻托住她的手肘,就像当年她扶着墙学走路那样——岁月压弯了她的腰,却永远折不断她刻进骨头里的坚韧,那是苦难酿成的光,是我永远的归处。

母亲在厨房前搅动粥勺,蒸汽模糊了她的侧脸。我突然读懂了那些被苦难浸泡的岁月:她用裂开的手掌种出希望,用补丁摞补丁的衣裳裁出未来,用连自己都舍不得的粮票,换来了孙辈识字本上的工整笔画。这世间最动人的教育,从来不在书本里,而在她每次弯腰捡回的旧鞋底里,在暴雨中倾斜的伞骨上,在凌晨三点厨房亮起的暖黄灯光里。当村里的老人还在说"女娃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她却用一生的颠沛流离,教会我们:人活着,就得像棵树,根扎得深,枝伸得远,哪怕长在石缝里,也要朝着太阳的方向,一寸寸把自己站成风景。

晨光爬上她的围裙时,我轻轻环住那日渐瘦小的肩膀。她怔了怔,像哄孩子似的拍拍我手背:"快趁热喝,加了你爱吃的蜂蜜。"水汽氤氲中,她鬓角的白发又添了几根,却比任何勋章都耀眼——那是生命的年轮,是爱凝成的星光,是我永远走不出的温暖故乡。而我知道,在母亲心里,比天安门的礼炮更动听的,是孙辈朗读课文的声音;比任何风景都壮丽的,是孩子们用知识铺就的、比她走过的山路更辽阔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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