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城山的雨总下得缠绵。我们踩着八月潮湿的绿意,在岷江最桀骜的时节叩访都江堰。初闻都江堰,是在余秋雨先生的笔下,那时它便在我心中种下了好奇的种子。后来,听闻它在洪水期的神奇,这颗种子迅速破土发芽,让我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前往都江堰的旅程。
清晨的成都平原笼罩在蒙蒙雨雾中,远山如黛,近水含烟。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都江堰,车窗上的雨滴不断汇聚又分离,像在演绎某种古老的水文密码。
李教授坐在副驾驶,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水经注》,镜片上凝结的水珠将书页上的字迹折射得模糊而神秘。车窗外,稻田在雨中泛着新绿,农舍的灰瓦上蒸腾着袅袅水汽,偶有白鹭掠过水面,在雨幕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这场雨来得正好。”李教授合上书,转向后座的我们,他的声音穿过雨声,带着金石般的质地。“都江堰的真相,从来不在风和日丽时显现。就像一个人的品格,不在顺境中彰显,而在逆境中闪光。”我想起昨日在北京参加的那场文化遗产研讨会,那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建筑师傲慢地宣称:“古建筑都是该淘汰的机器,现代城市需要的是效率与功能。”他的幻灯片上,一座座古城被切割成冰冷的几何图形,老街区的肌理在数据模型中支离破碎。此刻望着车窗外朦胧的雨景,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机器是那些冰冷的几何图形,而都江堰,是活着的诗篇。
车子在离堆公园门口停下。撑开伞的瞬间,雨声骤然放大,像千万颗珍珠倾泻在绸缎上。小龚和小岳这对年轻恋人共撑一把伞走在前面,他们的背影在雨幕中时隐时现,像两株新生的竹子,青翠得几乎要滴出水来。小龚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的研究生,小岳则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才女,两人的专业与眼前这座古老水利工程奇妙地呼应着。他们时而低头私语,时而驻足观望,青春的面庞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格外生动。
脚下的青石板被雨水浸得发亮,每一块都像一面古老的铜镜,倒映着匆匆掠过的云影。石缝间偶尔探出几茎野草,在急雨中倔强地摇曳。这让我想起童年时在陇中黄土山坳老家度过的雨季,老屋后的山坡上总会生出些不知名的野花,在雨中摇曳生姿。那时的雨也是这般绵长,仿佛要把整个夏天的燥热都洗去。奶奶常说:“雨水是天地的眼泪,洗去尘埃,也滋润心田。”此刻走在都江堰的石板路上,这句话突然有了新的含义。
转过一道山弯,岷江突然扑入眼帘。那已不是平日温顺的江水,而是一头暴怒的巨龙。浊黄的浪头互相撕咬着,翻滚着,将两岸的山影搅得粉碎。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气,混合着草木被揉碎的清香。这气息让我想起1998年那个抗洪的夏夜,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和村民们一起在堤坝上奋战了三天三夜。手电筒的光在暴雨中摇曳,胶鞋里的泥水永远倒不尽,但谁也没有退缩。我记得老支书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握着铁锹,嘶哑着嗓子喊:“人在堤在!”那声音穿过二十多年的时光,此刻又在耳畔回响。
“看那里。”李教授指向江心。雨幕中,一道石堤如巨龙的脊背,稳稳地楔入狂涛之中。那就是闻名世界的鱼嘴分水堤,都江堰三大主体工程之首。即使在如此狂暴的洪水中,它依然保持着完美的弧线,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某种永恒的真理。江水在鱼嘴处分流,一部分汹涌澎湃地冲向远方,一部分则温顺地转向内江,这泾渭分明的景象,宛如一幅动态的太极图。
浊浪排空处,鱼嘴静默如禅。这道石砌的弧线,将岷江的暴怒一分为二,外江似莽汉挥拳,内江如老僧入定。洪水撞击石堤的闷响,原是江水在诵经。小岳忽然松开紧攥的衣角:“原来驯服不是征服,是给狂躁指条明路。”
我们站在观景台的栏杆前,水汽扑面而来,瞬间就打湿了前襟。鱼嘴分水堤在暴雨中显露出惊人的定力,任凭浊浪如何撕咬,始终保持着那道完美的弧线。浪头撞上石堤的瞬间,我分明看见水花炸开的形状,像极了敦煌壁画中飞天拈花的指形。这也让我想起少林寺的武僧表演,那些看似轻柔的动作,实则蕴含着惊人的力量。鱼嘴分水堤不正是如此吗?它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将岷江的狂暴化为无形。
“这弧度...”李教授的手指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是李冰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他讲述起那个流传千年的传说:李冰为测定分水比例,命人打造三个石人立于江中,以“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为标准,确定了分水堤的位置和弧度。我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孤独的身影,在湍急的江水中一站就是数个时辰,衣袍湿透,却始终保持着观测的姿势。这种专注,何尝不是一种禅定?古人云:“格物致知”,李冰正是通过长期观察水势,才掌握了分水的奥秘。我联想到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日子,那些看似枯燥的工作,却为他思考相对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伟大的发现,往往源于对平凡事物的深刻观察。
小龚突然指向江面:"快看!"只见一截枯木被激流裹挟着冲向鱼嘴,眼看就要撞上石堤,却在最后一刻顺着弧线滑入外江。这一幕宛如神启,我忽然明白:鱼嘴不是在阻挡,而是在引导。它用弧度告诉洪水:你可以愤怒,但请往这边走。这让我想起老家的那条小河,每到汛期就会泛滥成灾。村里年年加高堤坝,洪水却年年漫过。后来换了位懂水利的乡长,带着村民在下游挖了几条泄洪渠,问题竟迎刃而解。当年不懂其中奥妙,此刻站在都江堰前,忽然了悟:治水如治心,堵不如疏。
雨更急了。我们退到亭子里避雨,石凳上积着水,谁也没在意。李教授从包里取出那本泛黄的《华阳国志》,书页已经有些卷边。他翻到记载都江堰的那一章,雨水从檐角滴落,在书页上晕开淡淡的水痕。“‘壅江作堋’,你们看这个‘壅’字...”他的指尖抚过那个古老的汉字,“不是堵,是疏导。”接着他又翻到《史记·河渠书》,指着“深淘滩,低作堰”六个字说:“这六个字,是都江堰的灵魂。”他解释道,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却包含了治水的精髓:既要深挖河床保持水流畅通,又要控制堤堰高度留出泄洪空间。这种辩证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
亭子外的雨声忽然变得遥远。我望着鱼嘴分水的奇观,思绪飘向更远的地方。现代社会何尝不是一条奔涌的江河?我们总是试图用各种规章制度去“堵”,却很少想过如何“疏”。城市改造中粗暴的拆迁,教育改革中生硬的指令,社会治理中简单的禁令...这些不都是在与人性这条江河“硬碰硬”吗?而都江堰告诉我们:疏导,才是真正的智慧。就像大禹治水,不是堵截,而是疏导;就像中医治病,不是对抗,而是调理。这种整体观、系统观,正是东方智慧的独特之处。
小岳突然轻声说:“你们看那分水线,像不像太极图中的阴阳分界?”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鱼嘴处的水流一分为二,一浊一清,一动一静,恰如阴阳相生。李教授赞许地点头:“说得好!这正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体现。”他进一步解释,都江堰的设计处处体现着这种辩证思维:分水而不离水,控水而不阻水,用水而不害水。这种智慧,在今天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飞沙堰上,洪水在演算最古老的数学题。浊流在此处突然懂得转弯,将满腹泥沙吐在外江。李教授抚着湿漉漉的栏杆:“看见没有?这弧度多像老子写的那个‘道’字。”石堰的褶皱里,藏着整部《道德经》。
从鱼嘴往下游走,水势更显凶险。飞沙堰像一位太极宗师,以柔克刚地将洪水的蛮力化解。我们站在堰体上游,看着浊浪排空而来,却在接触堰体的瞬间改变了脾气,部分水流温顺地折向外江,其余的则被驯服后引入内江。这种精妙的分流,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智慧。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杂技表演,那些技艺高超的演员总能将看似危险的动作化为优雅的艺术。飞沙堰不正是这样的艺术家吗?它将狂暴的洪水变成了自然界的芭蕾。
“这叫‘正面引水,侧面排沙’。”李教授的声音混在涛声里,却异常清晰。他弯腰拾起一块被水流磨圆的卵石,放在掌心给我们看:“你们看这纹路,像不像年轮?”石头上深浅不一的纹路确实像在诉说岁月的故事。突然记起父亲曾经常拿着的那把老铁锨,木柄上也有类似的纹路,那是经年累月的手汗浸润出来的。器物如此,水利工程亦然,都需要时间的打磨才能臻于完美。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的洪水冲刷,每一块石头都被水流打磨得圆润光滑,每一处构造都在与洪水的对话中不断完善。这种在时间中沉淀的智慧,是任何计算机模拟都无法替代的。
小岳蹲下身,用手指丈量着堰体的坡度。“六十度...”她轻声说,“这个角度刚好能让水流产生环流。”她的专业术语让我惊讶。这个刚才还被洪水吓得脸色发白的姑娘,此刻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李教授赞许地点头:“正是这环流,让泥沙自己跳出来。”他进一步解释,飞沙堰利用弯道环流原理,让表层清水流入内江,底层浊水则自然排往外江。这种设计避免了人工清淤的繁重劳动,实现了“水沙自动分选”。我不禁想起现代城市的排水系统,那些复杂的管网和泵站,却常常在暴雨面前束手无策。而两千多年前的都江堰,却用最简单的原理解决了最复杂的问题。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我们沿着堰体慢慢行走,脚下的石块被雨水冲刷得发亮。每一块石头都严丝合缝,仿佛天生就该在这个位置。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石匠修桥,他们总能把形状各异的石块拼得天衣无缝。当时觉得神奇,现在想来,那不过是顺应了石块的本性。都江堰的建造者深谙此道,他们不是强行改变自然,而是巧妙地利用自然规律。这种“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征服自然”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东方智慧显得尤为珍贵。
转过一个弯,眼前突然开阔。飞沙堰在此处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度,洪水在这里跳起旋转的舞蹈。李教授突然吟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话音未落,一个浪头打来,溅起的水花正好落在我们脚前,像在印证这句古语。他说:“老子说的‘上善若水’,不是指水的温顺,而是指水的智慧。水知道何时该柔,何时该刚;何时该进,何时该退。”这让我想起那些伟大的外交家,他们不正是深谙此道吗?在关键时刻既能坚持原则,又懂得灵活变通。都江堰的设计者,想必也是这样的智者。
望着飞沙堰的巧妙设计,我不禁联想到现代城市的排水系统。每逢暴雨,多少城市陷入内涝?我们的工程师们设计了复杂的管网、泵站,却常常忽略了最基本的自然规律。而两千多年前的都江堰,却用最简单的原理解决了最复杂的问题。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小龚突然说:“你们看,这飞沙堰多像一位智慧的老人,在教导洪水如何做人。”我们都笑了,但细想之下,这个比喻何其贴切。都江堰就像一位智者,不是用强力制服洪水,而是用智慧引导洪水找到自己的道路。
雨势渐小,阳光偶尔从云缝中漏下,在堰体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站在飞沙堰前,看着洪水被驯服的过程,仿佛在观看一场古老的仪式。这场仪式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见证了无数王朝的更迭,却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智慧。这让我想起泰戈尔的诗句:“古老的文明像河流,永远向前,却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本质。”都江堰不正是如此吗?
宝瓶口的山岩如合十的佛掌。被扼住咽喉的激流,反而显出前所未有的沉静。水在这里学会低头,在狭窄处找到宽广。听说七四年那场大水,对岸的哀嚎与这边的安宁,隔着一道李冰画的符。
离开飞沙堰,雨势稍缓。我们沿着湿滑的石阶下行,前往宝瓶口。路越来越窄,两侧的山崖却越来越高,最后几乎要合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压力,仿佛连呼吸都要变得谨慎。石阶上的青苔在雨中泛着幽光,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这让我想起登黄山时的感受,那些陡峭的山路同样让人屏息凝神。但此刻的紧张不同,那是对自然伟力的敬畏,是对古人智慧的惊叹。
“到了。”李教授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前停步。眼前景象令人屏息:两侧峭壁如刀削斧劈,中间只留一道狭窄的水道。这就是著名的宝瓶口,都江堰的“咽喉”所在。洪水在此处被强行收束,流速骤然加快,却奇异地呈现出一种秩序感。浊浪排空的喧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沉的、有节奏的轰鸣,像是大地的心跳。这声音不刺耳,却直抵心灵深处,让人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
“这就是都江堰的咽喉。”李教授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李冰当年劈开玉垒山,不是要扼杀江水,而是给它一个更明确的流向。”他指向水面,“看那漩涡,像不像在打坐?”确实,被约束的江水在宝瓶口形成了规律的涡流,每一个漩涡都像一个小小的冥想者。这让我联想到禅寺里的僧人,看似被清规戒律约束,内心却比任何人都自由。约束与自由,原来可以如此和谐共存。同样,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十四行诗还是古典音乐,都是在严格的格律中创造出无限的自由。都江堰不正是这样的杰作吗?
小龚突然说:“这让我想起城市的交通。”我们诧异地看向他,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最堵的路口,往往只需要一个合理的红绿灯设置...”他的话没说完,但我们都懂了。宝瓶口的智慧,何尝不能用在现代城市的规划中?我们总是习惯于拓宽道路,却很少思考如何让车流更有序地通过。都江堰告诉我们:有时候,适当的约束反而能带来更大的自由。据说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虽然车流如织,却因为科学的管理而井然有序。而我们的一些城市,道路越修越宽,交通却越来越堵,这不正是缺乏“宝瓶口智慧”的表现吗?
雨又密了起来。我们站在观景台上,望着被峡谷驯服的洪水,各自陷入沉思。回想现代城市那些被拆迁的老街区,当年要是能像宝瓶口这样,既保留古韵又疏导交通,该有多好。可惜我们一些地方的决策者只懂得“拓宽”二字,把百年老树和青石板路统统铲平。一滴雨水顺着我的脖颈流下,冰凉如历史的眼泪。这些年来,我们失去了多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街巷?那些被水泥覆盖的青石板,那些被砍伐的古树,那些被拆除的老宅,都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啊。
李教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轻声说:“都江堰之所以能运行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尊重自然规律。现代人总想改造自然,却忘了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话让我想起那些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古城,那些被水泥硬化了的河岸,那些被砍伐殆尽的原始森林...我们以为这是在进步,实际上可能是在自毁根基。就像一位医生,如果只懂得切除病灶,而不懂得调理整体,终究不是良医。
宝瓶口的岩壁上,隐约可见斧凿的痕迹。李教授说,这些痕迹证明宝瓶口是人工开凿的。在没有炸药的年代,古人用“火焚水激”的方法,先烧热岩石再泼冷水,使其开裂。这种智慧,不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吗?记得都江堰还有另一个传说:李冰为了镇住水怪,铸造了五头石犀,沉于江中。这看似神话的故事,实则反映了古人对水文地质的深刻认识。那些“石犀”,很可能是用来测量水位或调节水流的工具。古人用神话包裹智慧,让后人既能记住故事,又能领悟道理。
望着宝瓶口湍急的水流,我突然明白:都江堰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的实用功能,更在于它蕴含的哲学思想。它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是征服与被征服,而应该是对话与共生。这种智慧,在今天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时,或许应该从都江堰的智慧中寻找启示:不是对抗自然,而是顺应自然;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和谐共处。
伏龙观后的李冰石像,青苔长成寿斑。雨水顺着他的皱纹流淌,像在重走当年的治水路。小龚突然说:“石像在笑。”确实,那嘴角的弧度,和鱼嘴分水线一模一样。
雨中的伏龙观显得格外幽静。我们绕过正殿,沿着一条被雨水洗得发亮的小径,来到后山的李冰石像前。石像并不高大,却自有一种威严。千年的风雨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纹路,青苔在衣褶间安家,让他看起来就像一截会思考的树干。石像的眼睛半睁半闭,似看非看,仿佛在凝视着某个遥远的时空。联想到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蕴含着无尽的智慧与慈悲。
“据说这尊石像的眼睛...”李教授压低声音,“会根据岷江的水位变化而湿润。”我们凑近细看,果然,石像的眼窝里蓄着雨水,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微光,仿佛真有生命。小时候曾在一本小人书上看到的传说:都江堰的守护神会在洪水来临时流泪。当时只觉得是个美丽的童话,现在站在石像前,却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共鸣。科学告诉我们,这是石材吸水性不同造成的自然现象;但诗意的心更愿意相信,这是李冰仍在守望他亲手创造的奇迹。科学与诗意,本就可以和谐共存,就像都江堰的实用与美学完美统一。
小岳忽然伸手,轻轻触摸石像的基座。那里刻着六个斑驳的大字:“深淘滩,低作堰”。她的指尖小心翼翼地描摹着笔画的走向,像是在解读某种古老的密码。“这六个字...”她轻声说,“比任何水利教科书都深刻。”李教授点头:“这六个字,是都江堰的灵魂。'深淘滩'是说每年要深挖内江河床,保持水流畅通;‘低作堰’是说飞沙堰不能修得太高,要留出泄洪的空间。”他进一步解释,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却包含了治水的精髓:既要积极作为,深淘滩,又要懂得节制,低作堰。这种辩证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
雨滴从石像的鼻尖滑落,正好滴在那“深”字上。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家那条年年淤积的小河。村里人只知道加高堤岸,却没人想过深挖河床。直到那年来了个水利专家,带着大家清淤疏浚,问题才彻底解决。当时觉得神奇,现在站在李冰石像前,忽然明白:这道理,两千年前就有人懂了。我不禁想,如果我们的基层干部都能懂得“深淘滩,低作堰”的道理,多少社会矛盾可以化解于无形,社会治理何尝不是如此。既要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深淘滩,又要保持政策的适度与灵活,低作堰。
李教授从包里取出一小瓶酒,缓缓倾倒在石像前。“这是本地的高粱酒,”他说,“李冰当年犒劳民工用的就是这种酒。”酒香在雨中弥漫,与草木的清香混在一起,竟出奇地和谐。我们静静地站着,各自想着心事。石像沉默如初,但恍惚间,我似乎看见他嘴角的弧度加深了些许。我突然记起《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面对这样的先贤,我们怎能不心生敬意?李冰不仅是水利专家,更是一位深谙“道法自然”的哲人。他留下的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态度。
雨小了。一只翠鸟飞来,停在石像的肩头,歪着头打量我们。这画面如此生动,仿佛李冰化身为鸟,来看他守护了两千年的都江堰。小龚突然说:“你们发现没有?石像的表情和鱼嘴的弧度很像。”我们仔细看去,果然,石像嘴角那抹似有若无的笑意,与鱼嘴分水线的弧度如出一辙。这或许就是古人所说的“道法自然”最高的智慧,往往就蕴藏在最简单的自然形态中。达芬奇曾说:“简单是复杂的终极形式。”都江堰的设计不正是如此吗?看似简单的分水、排沙、控流,背后却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
离开石像时,雨几乎停了。阳光穿透云层,在石像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石像的眼睛似乎更亮了,仿佛在目送我们离去。耳旁又响起那位外国专家的话:“古建筑都是该淘汰的机器。”此刻我只想对他说:来看看这尊石像吧,它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永恒。技术会过时,机器会淘汰,但智慧永存。就像都江堰,两千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修缮与改进,但其核心理念始终未变。这种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智慧,不正是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最需要的吗?
现代堤坝在窗外掠过,水泥的骨骼硌得眼睛生疼。都江堰的雨滴还挂在睫毛上,看什么都是温柔的。李教授忽然吟起诗来:“岷江知道......”我们跟着默念,车轮压过水洼的节奏,恰好是都江堰的心跳。
离开景区时,雨终于停了。阳光穿透云层,在湿漉漉的树叶上洒下碎金。我们的鞋子都灌满了水,走起路来吱呀作响,却没人抱怨。路过纪念品商店时,小岳买了一个小小的鱼嘴分水堤模型,说要放在书桌上。“每次写论文卡壳时,就看看它,”她笑着说,“想想水是怎么找到出路的。”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书桌上的那个小指南针,正是它激发了这位科学巨匠对自然奥秘的好奇。或许这个小模型,也会成为某个未来城市规划师的灵感源泉。
返程的汽车沿着岷江行驶。窗外不时闪过新建的水泥堤坝,灰白、笔直、生硬,与都江堰的柔美曲线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现代工程像一道道伤疤,粗暴地划在江岸上。李教授望着窗外,突然说:“你们看那些堤坝,像不像在跟江水吵架?”车里一阵轻笑,但笑声里带着苦涩。想起城市里那些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老街区,想起被推土机碾碎的青石板路,想起那些打着“现代化”旗号的粗暴干预。我们总以为新的就是好的,却忘了古老的智慧往往更接近真理。这让我想起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的警告:“这个将毁灭那个。”他预言印刷术将取代建筑成为人类思想的载体。今天,我们是否也在用“现代”的名义,摧毁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空间?
小龚忽然指着江面:“快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一群白鹭正掠过水面。它们的飞行路线恰好与鱼嘴的弧线平行,仿佛在天空重演都江堰的分水奇迹。这画面美得让人屏息,连司机都放慢了车速。“岷江知道......”李教授又开始吟诗,这次我们齐声接了下去:
“测量员的测深杆上,
刻度不仅记录水位,
还丈量着文明与自然的
安全距离。”
诗句在车厢里回荡,与窗外的江水声应和。也让我脑海涌现出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那些歌颂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的诗篇。东西方的智者,终究会在对自然的敬畏中相遇。
转过一个弯,都江堰终于消失在视野中。但我们知道,那鱼嘴的弧线、飞沙堰的坡度、宝瓶口的约束,已经刻在了我们心里。两千年的治水智慧,在今天这个暴雨过后的黄昏,完成了对四个现代人的洗礼。小岳突然说:“我觉得都江堰不仅是一个水利工程,更是一部哲学著作。”李教授赞许地点头:“说得对。它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如何治水,更是如何处世。”突然我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栖居”理论,他认为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都江堰不正是这种“诗意栖居”的典范吗?它让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韵律和谐共鸣。
车轮继续向前,碾过一片水洼。溅起的水花在夕阳下折射出七彩光芒,像都江堰留给我们的最后礼物,石像基座上那六个字:“深淘滩,低作堰”。这不仅是治水的箴言,也是人生的智慧。我们要时常“深淘”心灵的河床,清除淤积的偏见与执念;也要懂得“低作”,保持谦逊,留出接纳的空间。如此,生命的河流才能畅通无阻,奔流不息。这让我想起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世界上的空间足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婪。”都江堰的智慧告诉我们:节制与疏导,比征服与占有更为高明。
天色渐暗,车内的谈话声也渐渐低了下去。每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我望着窗外流动的风景,突然明白:都江堰的伟大,不仅在于它灌溉了成都平原,更在于它为我们指明了一条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是智慧;不只是力量,更是谦卑;不只是改造,更是对话。就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写:“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都江堰,正是这种诗意栖居的完美体现。
当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在山后,李教授轻声说:“都江堰的水,会一直流下去。”是的,就像中华文明的智慧,穿越时空,永远流淌。而我们,都是这长河中的一滴水,既要顺应河流的方向,也要为河流的清澈贡献自己的力量。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中写道:“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都江堰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可见的水利工程,更是那看不见的智慧与精神。
车子驶入成都市区,霓虹灯开始闪烁。现代都市的喧嚣扑面而来,但我们的心中,依然回荡着都江堰的涛声。那声音,将伴随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就像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写道:
“这些美好的景象
不会因为我们不再看见而消逝
它们将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成为滋养心灵的甘泉。”
都江堰的智慧,也将如此,永远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