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宁的腊月,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被针尖一针一线牵出来的,藏在母亲的顶针里,浸在父亲赶集的脚步中,缠在我们兄妹盼年的目光里。
当第一片雪花轻盈地落在黄土塬的褶皱里,沾在光秃秃的槐树枝头,母亲就开始翻箱倒柜了。那只老旧的樟木箱,是外婆留给她的陪嫁,暗红色的漆皮已经斑驳脱落,却被擦得锃亮。箱底压着的几张布票,被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叠得方方正正,边角都有些卷翘,那是攒了大半年的家当,比任何钞票都金贵——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身新衣裳,就是孩子们整个冬天最殷切的期盼。父亲赶集的日子也变得频繁起来,每到集日天不亮就起身,裹紧了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脚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在弹奏一首腊月的序曲,怀里揣着用纸片记好的全家人的尺寸,生怕记错一丝一毫。
供销社的柜台高高的,玻璃擦得透亮,柜台后,各色布料卷成整齐的圆柱,码得像一堵小小的墙。父亲踮着脚,手指在粗布、细布、卡其布之间反复游走,触感粗糙又实在,像在抚摸自家田里的泥土般虔诚。他在心里一遍遍盘算:深蓝色耐脏,给老大做件罩衫,能穿一整年;碎花的确良颜色鲜亮,给姑娘做袄面,过年走亲戚时最体面;至于贴身的里子,一定要用最软的白细布,贴着皮肤才舒服。棉花更是一两都不能少,陇东的冬天冷得透彻,风像个无孔不入的小贼,会从领口、袖口、衣角钻进来,像无数细小的冰针,扎得人浑身发僵,唯有厚实地絮上棉花,才能挡住那刺骨的寒意。
夜晚的煤油灯,昏黄的光晕笼罩着小小的土屋,把母亲的身影放大在土墙上,忽明忽暗,格外温暖。顶针套进中指时,发出轻微的“咔”声,那声音不响,却比任何声响都让人安心,是腊月里最动听的韵律。钢针引着浸过蜡的棉线,穿过厚厚的布料夹层,“嗤——嗤——”的声响,均匀而绵长,像春蚕啃食桑叶,又像时光缓缓流淌。我们兄妹几个趴在炕沿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看蓬松的棉花在母亲手中,渐渐舒展、铺匀,盛开成一朵朵柔软的云朵。二弟性子急,总想伸手去摸那雪白的棉花,每次都会被母亲用针屁股轻轻敲开,语气里带着嗔怪,又藏着温柔:“急什么?福气要慢慢絮,絮得越厚,来年的福气就越足。”
新衣做成的那晚,是整个腊月里最热闹的时刻。母亲会把新衣举到煤油灯底下,仔仔细细地照,一遍又一遍,不放过任何一个针脚。针脚要密得像初春的雨点,密密麻麻,不留一丝缝隙;棉花要匀得像刚落下的初雪,厚薄一致,不鼓包、不塌陷。而后,她打开樟木箱,那股混合着樟木的清香、薰衣草的淡香,还有旧衣裳的烟火香的味道,便缓缓漫出来,填满了整个屋子。新衣被母亲抚了又抚,折了又折,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最深处,上面还要放几张红纸剪的窗花,有喜鹊登梅,有连年有余,都是母亲亲手剪的。
“得让衣裳吸足箱底的福气。”母亲说这话时,眼睛亮得像煤油灯的火苗,里面积满了温柔与期盼。
等待新衣的滋味,比灶上熬的麦芽糖还要粘牙,缠缠绵绵,让人放不下。我常常趁母亲在灶房做饭的间隙,偷偷溜进里屋,踮着脚尖掀开樟木箱的盖子,把脸深深埋进叠好的新衣里,贪婪地呼吸着那股独特的香气——新布的浆香、樟木的辛冽,还有阳光晒透棉花的暖香。那棉花,是秋日里在场上摊开晾晒过的,吸饱了整整三个季节的阳光,藏着阳光的温度与味道。我把鼻子凑近袖口,仿佛已经看见大年初一的清晨,自己穿着这身崭新的衣裳,在漫天的鞭炮屑里奔跑、欢呼,风吹起衣角,带着满满的欢喜与骄傲。
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日子,是静宁年的分水岭。过了这一天,年的气息就愈发浓郁了,而清晨的猪嚎声,便是年的号角,准时吹响,唤醒了整个村庄的烟火气。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村东头李家的猪嚎声就率先划破了村庄的寂静,悠长而洪亮,像一支青铜号角,响彻在黄土塬上。紧接着,西头张家、村中间王家的猪嚎声也陆续响起,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像一首雄浑的交响乐,把整个村庄都从沉睡中唤醒。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出了袅袅炊烟,白汽裹挟着饭菜的香气,在街巷里漫开,与猪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腊月里最鲜活、最热闹的图景。
杀猪的场地,选在村中央的打麦场上,那里宽敞平坦,是全村人聚集的地方。男人们早早地就来了,呵着白气,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脸上满是期待与忙碌。女人们则端着大盆小盆,有的盆里装着清水,有的盆里放着粗盐和荞麦面,还有的盆里摆着刀具,围在一旁候着。当滚烫的开水浇上猪身时,白汽轰然腾起,瞬间模糊了所有人的脸,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热气腾腾的水汽味。褪毛的刮子在猪皮上沙沙作响,那声音厚重而绵长,带着一种原始的质感,听得人牙根发酸,却又忍不住凑上前去看。孩子们躲在草垛后面,双手捂着耳朵,脸上满是害怕,却又舍不得离开,从指缝里偷偷张望。平日温顺的猪,此刻显得格外庞大,而大人们的手法又如此利落,一举一动都充满了力量。
最神圣、最隆重的,莫过于接猪血的时刻。家里的主妇端来一个干净的大陶盆,盆里提前撒了粗盐,兑了少许荞麦面,据说这样能让猪血凝固得更紧实,味道也更好。当执刀的李叔手腕一动,滚烫的猪血便顺着刀刃,缓缓泻入盆中,深红的液体与黄褐的荞麦面急速旋转、融合,渐渐变成一种厚重的赭石色,冒着腾腾的热气。李叔的手艺极好,手腕轻轻一抖,血沫里便绽出一朵转瞬即逝的花,引得围观的人连连称赞。
晌午时分,第一碗猪血面准时端上了炕桌。菱形的面片,在红油汤里沉浮,翠绿的葱花翠生生地浮在表面,点缀着鲜红的猪血,香气扑鼻而来,让人垂涎欲滴。按照村里的规矩,父亲先夹起一筷子面,高高举起,敬天敬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后才轮到我们兄妹几个。热乎的血面滑进喉咙的瞬间,一种温厚的暖意从胃里升起,缓缓蔓延到指尖、脚尖,驱散了所有的寒意——这是年的温度,扎实的、带着淡淡腥香的、充满烟火气的温度,是平日里吃不到的滋味,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年味。
而猪头的故事,要比猪血面漫长得多,也精细得多。硕大的猪头,被洗净后放进铁锅里,加上冷水、姜片、葱段,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慢咕嘟,整整炖了三个时辰,直到皮肉酥烂,用筷子一戳就能戳透,香气飘得整个村子都能闻到。拆骨是个精细活,不能急躁,父亲坐在炕沿上,双手在热气中翻飞,小心翼翼地把猪头肉从骨头上剔下来,一丝一毫都不肯浪费。剔下来的碎肉,被装进洗净的化肥袋里,扎紧袋口,压在院中的磨盘下,这一压就是一天一夜,目的是把肉里的油脂压出来,让肉变得更紧实、更香醇。
我半夜起来解手,月光清冷冷地洒在院子里,照亮了磨盘的身影,磨盘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显得格外厚重。磨盘底下,被压着的猪头肉正缓缓渗出晶亮的油脂,一滴,两滴,落在冻硬的土路上,很快就凝成了琥珀色的小珠子,晶莹剔透。我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忽然懂得,有些美味,有些福气,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重重的打磨,就像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朴实而厚重,唯有默默坚守、用心经营,才能尝到其中的甘甜。
腊月二十五,是静宁人蒸年馍的日子,这一天,家家户户的灶火都彻夜不熄,蒸笼里的云雾升腾,把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暖意之中,那是年的香气,也是家的味道。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身了,先把灶膛里的柴火点燃,熊熊的火焰舔舐着锅底,很快就把锅里的水烧得滋滋作响。蒸笼是用竹篾编的,大大的,圆圆的,摞得比人还高,像一座小小的宝塔,白汽从竹篾的缝隙里钻出来,丝丝缕缕,渐渐汇聚成大片的云雾,把整个灶房都变成了仙境,连母亲的身影,都变得朦胧起来。
母亲和婶娘们围在案板旁,手上的面团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听话地在掌心翻滚、揉搓。静宁的锅盔是出了名的,要擀得厚实,用祖传的枣木擀面杖,一下一下地擀,力道均匀,节奏沉稳,仿佛要把地气、把阳光、把所有的期盼,都擀进面团里。烙锅盔的鏊子,是曾祖母传下来的,生铁铸成,沉甸甸的,需要两个人一起抬起,鏊子表面光滑发亮,那是常年使用留下的光泽。
“烙锅盔,火候最要紧。”母亲一边用麦草把火调得匀匀的,一边念叨着,“急不得,慢不得,火太旺容易烙糊,火太弱又烙不熟,就像过日子,要一步一步来,稳稳当当,才能有滋味。”
锅盔在鏊子上慢慢烘烤,渐渐鼓起焦黄的斑点,麦香一丝丝渗出来,先是淡淡的,而后越来越浓郁,飘出灶房,飘出院门,飘遍整个街巷。这香气古老而醇厚,让人恍惚,仿佛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妇人们,也在用同样的方法,烙着同样的锅盔,同样的香气,同样的期盼,在岁月里代代相传。
花卷则是另一番天地,婶娘的手最巧,能把面团拧成麻花的样子,盘成如意的形状,捏成元宝的模样,个个精致可爱。最妙的是枣花馍,发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面片,抹上一层香香的胡麻油,撒上少许白糖,再卷起来,切成小段,每段中心按进一颗红彤彤的红枣,放进蒸笼里蒸熟。出锅后的枣花馍,层层酥松,枣的甜润渗进每一层面里,咬一口,软糯香甜,满口都是幸福的滋味。
我们孩子的任务,就是看火。母亲反复叮嘱,柴要架得空一些,这样火才能旺而不烈,才能把馍蒸得蓬松柔软。我们搬来小板凳,坐在灶膛旁,一边添柴,一边盯着蒸笼,火光把我们的脸烤得发烫,蒸笼里冒出来的白汽扑在脸上,湿漉漉的,带着淡淡的麦香。忍不住想偷一个刚出锅的花卷,趁母亲不注意,伸手掀开蒸笼盖,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烫得我们赶紧缩回手,却还是不死心,踮着脚,飞快地捏起一个,烫得在两手间来回倒腾,一边吹着气,一边迫不及待地咬下去,纯粹的、没有任何修饰的麦香,在口腔里瞬间炸开,软糯中带着一丝韧劲,还有胡麻油的清香,那种朴素而丰盈的满足感,简单而纯粹,后来走过再多地方,吃过再多美味,也再也没有遇到过。
最后一笼馍出锅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东方泛起了鱼肚白。母亲把蒸好的枣花馍,小心翼翼地端到祖先牌位前,摆得整整齐齐,再插上几炷香,虔诚地拜一拜,祈求祖先保佑全家平安顺遂、五谷丰登。而后,把大大的锅盔整齐地码进干净的瓦瓮里,盖上盖子,再压一块干净的布,这样能保存得更久,够全家人吃到正月十五。
母亲拍拍沾满面粉的手,轻轻舒了一口气,轻声说:“好了,够吃到正月十五了。”
那一刻,满屋的蒸汽忽然有了形状,它们缠绕在母亲身边,像一缕缕温柔的纱,又像一个个小小的精灵。我忽然明白,这蒸笼里的云雾,这满屋的麦香,从来都不只是食物的香气,它们是一个家对抗寒冬的底气,是一个女人能给家人的全部守护,是年的味道,也是爱的味道。
除夕的暖锅,是静宁年最隆重的仪式,也是全村人最热闹的相聚。静宁人过年,暖锅要“凑台”,这个老规矩,说不清始于何年,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藏着邻里间的温情,也藏着年的热闹。
所谓“凑台”,就是家家户户各出一份力,谁家今年光景好些,就多出些肉;谁家婆媳手巧,就多备些炸货;谁家菜种得好,就多拿些新鲜的蔬菜。不用任何人招呼,到了除夕午后,大家就纷纷端着盆碗,不约而同地来到约定好的人家,东家端来切得透亮的五花肉,薄厚均匀,肥瘦相间;西家端来炸得金黄的豆腐,外酥里嫩,香气扑鼻;王家端来捏得紧实的肉丸子,圆润饱满,筋道弹牙;还有人家端来自家腌的酸白菜、泡的干豆角、晒的海带结,各种各样的食材,摆了满满一桌子,五颜六色,琳琅满目,透着浓浓的年味与温情。
母亲的大暖锅,是家里的传家宝,乌黑发亮,沉甸甸的,端坐在炕桌中央,像一位等待加冕的君王,威严而庄重。铺底的,是自家腌的酸白菜,脆嫩爽口,吸油解腻,能中和肉的油腻;接着,铺上厚厚的土豆粉条,晶莹剔透,还有泡发好的干豆角、海带结,层层叠叠,满满当当;然后,放上金黄的炸豆腐、褐色的肉丸子,错落有致;最上面,五花肉片铺得密密实实,肥瘦相间,在蒸汽的氤氲中,微微颤动,仿佛在诉说着年的喜悦。
浇汤,是暖锅仪式的高潮。骨头汤,从除夕午后就开始熬了,母亲把猪骨头、羊骨头放进大砂锅里,加上冷水、姜片、葱段,大火烧开,撇去浮沫,再转小火慢慢熬,整整熬了一下午,直到汤汁变得浓白如奶,香气浓郁得化不开。父亲双手捧着砂锅,小心翼翼地走到炕桌旁,手腕微微倾斜,浓白的汤汁划出优美的弧线,从暖锅的最上层缓缓渗透,一层,两层,三层……直到汤汁漫过所有的食材,从锅边溢出小小的涟漪,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盖上沉重的铜盖,炭火在锅底轻轻歌唱,火焰小小的,却足够温暖,慢慢炖煮着锅里的美味,也炖煮着全家人的幸福。
等待暖锅烧开的时刻,是最惬意也最煎熬的。男人们围坐在炕桌旁,开始温黄酒,锡壶坐在热水里,酒香混着姜丝、枸杞的甜味,慢慢弥漫开来,沁人心脾。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喝酒,说着一年来的收成,说着村里的新鲜事,脸上满是惬意。女人们则围在一旁,最后检查着凉菜:萝卜丝要切得细如发丝,能穿过针眼;压好的猪头肉要片得薄如蝉翼,晶莹剔透;凉拌黄瓜要脆嫩爽口,酸甜适中。我们孩子们在炕上打滚、嬉闹,一刻也不安分,眼睛却不时瞟向那口咕嘟作响的铜锅,鼻尖萦绕着浓郁的香气,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当父亲掀开暖锅盖的刹那,热气轰然而起,像一股暖流,携带着无法形容的复合香气,肉的丰腴、菜的清甜、骨汤的醇厚、炭火特有的焦香,还有各种食材融合在一起的鲜香,瞬间填满了整个屋子,又飘出屋外。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深深吸气,仿佛要把这浓郁的年味,刻进肺腑里,藏进记忆中。
按照村庄里的规矩,第一筷子,总是要夹给最年长的长辈。长辈们颤巍巍地伸出筷子,夹起一片五花肉,在蒜泥醋汁里轻轻蘸过,慢慢送入口中,细细咀嚼,脸上渐渐露出满足的笑容。然后,他眯起眼睛,长长地“嗯”了一声,那一声,里面积满了欣慰,也满是幸福,像一句无声的号令。
紧接着,筷子纷纷落下,热闹而有序。炸豆腐吸饱了浓稠的汤汁,咬下去的瞬间,汤汁在嘴里迸溅开来,鲜香四溢;肉丸子筋道弹牙,每一口都能尝到满满的肉香;酸白菜早已炖得透明软糯,吸足了肉的香味,清爽解腻;粉条软糯入味,裹着浓浓的汤汁,好吃得让人停不下来。铜锅咕嘟咕嘟地响着,像一首欢快的歌谣,炭火映红了一张张脸庞,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里满是温情。
不知是谁起了头,哼起了秦腔,声音粗粝而雄浑,带着静宁人的豪迈与洒脱:“我主爷——”
起初只是低声哼唱,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声音越来越高昂,越来越洪亮。没有弦索伴奏,没有锣鼓喧天,只有粗粝的嗓音,在小小的土屋里回荡,撞在土墙上,又被暖意烘得柔软。二爷接上了调子,三爸也跟着哼唱,最后,满屋子的男人都在吼秦腔,唱的是《下河东》的悲壮,唱的是《斩单童》的豪迈,唱的是千百年来,静宁人在这片土地上,对抗荒寒、坚守生活的苍凉与坚韧。
女人们笑着摇头,一边给男人们添酒,一边继续往暖锅里添菜,眼里满是温柔与宠溺。我们孩子们听不懂戏文里的悲欢离合,却在这雄浑高亢的嘶吼里,感到一种莫名的踏实与安心,仿佛这声音,这暖锅的热气,这满屋子的热闹,就能把整个冬天的寒冷,都一并扛过去,就能守护着这个家,岁岁平安,年年顺遂。
正月的社火,是静宁年最热闹的盛事,也是陇东人骨子里的浪漫。过了初七,锣鼓声就从村头的排练场隐隐传来,断断续续,试探着,零星着,像早春冰裂的声响,又像年的余韵,渐渐的,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重,终于在某个清晨,汇成一股洪流,响彻整个黄土塬,踩碎了一冬的冻土,也唤醒了大地的生机。
社火队伍出发的那天,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最先上场的,是春官,他穿着一身宽大的长衫,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手里执着一把羽扇,身姿挺拔,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目光威严而温和,扫视着台下的乡亲们。春官不唱,只说,用最地道、最朴实的静宁土话,把当年的收成、村里的喜事、国家的好政策,编成一句句押韵的吉祥话,通俗易懂,又诙谐有趣。“今年庄稼长得好,玉米棒子比人高;家家户户添新喜,日子越过越红火”,一句句吉祥话,从春官嘴里说出来,引得台下的乡亲们哄堂大笑,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是社火的序曲,也是整场演出的“戏眼”,藏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春官说完吉祥话,舞狮队就登场了。两只彩狮,一红一黄,浑身缀满了彩色的绒毛,眼睛圆溜溜的,灵动可爱,不知在谁家的祠堂里睡了一年,此刻抖擞精神,跃跃欲试。擎狮头的后生,都是村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肌肉虬结,浑身充满了力量,他双手紧握狮头,手腕灵活转动,把狮头舞得呼呼生风,时而跳跃,时而翻滚,时而俯身,时而直立,活灵活现,仿佛真的有两只狮子,在场上嬉戏打闹。执狮尾的汉子,腰身灵活,紧紧跟着狮头的节奏,腾挪跳跃间,狮身起伏如浪,配合得天衣无缝。
最精彩的,莫过于“采青”环节。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挂着一颗翠绿的白菜,还有一个红包,白菜寓意着“百财”,红包寓意着“吉祥”,高高悬起,引得两只彩狮争相抢夺。狮子一次次纵身跃起,试图咬住白菜和红包,却又一次次“错过”,动作滑稽又灵动,引得台下的乡亲们阵阵欢呼,孩子们更是蹦蹦跳跳,拍手叫好。直到最后,一只彩狮趁另一只不注意,猛地纵身跃起,一口叼住彩头,台下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鞭炮声也随之响起,热闹非凡。
舞狮队过后,高跷队就来了。七八尺高的木杆,牢牢地绑在演员的腿上,行走起来,高高在上,威风凛凛。演员们穿着鲜艳的戏服,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有的扮成八仙,有的扮成财神,有的扮成牛郎织女,一个个栩栩如生。行走本已不易,他们却还要在场上扭秧歌、劈叉、叠罗汉,动作惊险又优美,引得台下的乡亲们频频叫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领头的是个精瘦的老汉,已经七十多岁了,据说年轻时,能踩着高跷翻跟头,身手矫健。如今虽已年迈,却依旧精神矍铄,稳稳地走在队首,每一步都踩在鼓点上,沉稳而有力,像踩着大地的脉搏,也踩在乡亲们的心坎上。
我们孩子们最爱的,却是“二鬼摔跤”。一个人,穿着特制的服装,扮成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鬼,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脸上画着狰狞的妆容,在场上翻滚、厮打、拉扯,动作逼真,仿佛真的有两个鬼在打架。明明知道是一个人扮演的,却还是看得心惊肉跳,跟着场上的节奏,时而紧张,时而欢呼。当“二鬼”终于分出胜负,胜者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台下的鞭炮声、叫好声、孩子的尖笑声,混成一片,响彻整个村庄。
社火队伍,沿着村庄的街巷,一路前行,浩浩荡荡,气势恢宏。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摆上了香案,放上了鞭炮,主妇们用托盘端着红枣、核桃、糖果、花生,每当社火队伍经过,就热情地塞给演员们,脸上满是笑容,说着吉祥话。穿戏服的杨贵妃,接过红枣,娇羞地行个礼,眉眼间满是温柔;黑脸包公,拿着核桃,依旧一脸威严,却也难掩眼底的笑意。现实与戏文,在这一刻奇妙交融,分不清是戏里,还是戏外。
队伍的最后,是秧歌队。男女老少,不分年纪,都能加入进来,穿着鲜艳的衣裳,手里拿着红绸、扇子,扭着欢快的秧歌,红绸舞成一片火海,扇子开合翻转,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热闹非凡。最前面领舞的,是七十岁的王奶奶,她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脚步依然轻巧灵活,手里的扇子,开合翻转,行云流水,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差。有人问她,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爱跳,累不累。王奶奶眼睛一瞪,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年纪大咋了?我跳的是心气,是欢喜,是咱静宁人的精气神!”
是啊,心气。这漫天尘土里的舞蹈,这冻土之上的欢歌,这粗粝豪迈的呐喊,不就是静宁人,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对抗荒寒、坚守生活的心气么?是无论日子多苦,都能找到欢喜的勇气;是无论岁月多艰,都能满怀期盼的底气。
静宁的年,离不开社火,更离不开秦腔。戏台是临时搭的,就在村中央的打麦场上,简单却庄重,几块门板拼在一起,铺上鲜红的红毡,就是舞台;舞台两侧,挂着两盏大大的汽灯,昏黄的光晕,能照亮整个打麦场,就是舞台的灯光。台下更简单,长条凳一排排摆开,来早的乡亲们,坐在凳子上,嗑着瓜子,聊着天;来晚的,就站在后面,伸长了脖子,翘首以盼;孩子们,大多骑在父亲的肩头,手里拿着糖果,眼睛亮晶晶地盯着舞台,满心期待。
天黑透时,汽灯“噗”地点亮,黄黄的光晕,把台上台下,都罩成了一个温暖的孤岛,隔绝了外界的寒冷与黑暗,只剩下满场的热闹与温情。开场的锣鼓,总要敲三遍,一遍比一遍密集,一遍比一遍响亮,像是在唤醒沉睡的岁月,也像是在迎接戏里的悲欢。
第一遍锣鼓,稀疏而低沉,像远山的闷雷,隐隐约约,回荡在夜空里,提醒着乡亲们,戏要开演了;第二遍锣鼓,渐渐密集起来,节奏明快,像春雨打芭蕉,淅淅沥沥,却又充满力量,让人心潮澎湃;第三遍锣鼓,才是真正的疾风暴雨,所有的锣、鼓、钹、梆子,一起发作,震耳欲聋,响彻夜空,震得人心头发颤,浑身的血液,都跟着沸腾起来。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声响里,幕帘一掀,主角登场了,台下瞬间安静下来,连孩子们的嬉闹声,都消失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舞台上。
今晚唱的,是秦腔名剧《三滴血》,是乡亲们百看不厌的剧目。演周仁瑞的老生,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头发花白,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一登场,就自带气场。他一开腔,浑厚而雄浑的嗓音,就传遍了整个打麦场,全场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那声音,仿佛不是从喉咙里发出的,而是从黄土深处,硬生生迸出来的,带着陇东高原的苍凉与厚重,高亢时,能刺破夜空,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低回时,又温柔而绵长,像在耳边絮语,诉说着无尽的悲欢。
他唱到“父子们相隔在天涯,不知何时能相见”时,声音里满是悲苦与思念,汽灯的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那皱纹里的沧桑与悲戚,如此真切,如此动人,台下已有婆姨,悄悄抹起了眼泪,想起了自家远方的亲人,想起了那些分离的岁月。
但秦腔,从来都不只有悲苦,它也有泼辣辣的欢喜,有活生生的妩媚。花旦出场时,全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她穿着一身鲜艳的戏服,水袖长长的,裙摆飘逸,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眉眼弯弯,顾盼生辉。水袖一甩,像两道洁白的虹,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线;碎步疾走,身姿轻盈,似水上漂萍,灵动而优雅。她唱到“奴家今年一十八,待字闺中盼君来”时,声音清脆悦耳,眉眼间满是娇羞与期盼,眼神轻轻飞过台下,几个年轻的后生,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脸上泛起了红晕,眼里满是爱慕。这是秦腔的另一面,是带着泥土芬芳的妩媚,是陇东女子的泼辣与温柔,鲜活而生动。
最绝的,还要数丑角。他摇着一把破扇子,歪戴着一顶小帽子,脸上画着滑稽的妆容,一登场,就引得台下的乡亲们哄堂大笑。他一开口,就是地道的静宁土话,诙谐幽默,插科打诨,把台上台下的典故,把村里的新鲜事,都编进了戏里,随口拈来,恰到好处。说到谁家的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谁家的闺女,就要出嫁了,谁家的庄稼,今年长得最好,台下就爆发出一阵阵会心的大笑,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戏里戏外的界限,在这一刻,彻底消融了,台上演的是古人的悲欢,说的,却是眼前的日子,是乡亲们自己的生活。
夜渐深,霜开始降了,寒气越来越浓,汽灯的周围,聚起了一圈白蒙蒙的哈气,把昏黄的光晕,衬得更加朦胧。台上周仁瑞,还在寻找失散的儿子,一声“儿啊——”,拉得百转千回,满是悲苦与期盼,回荡在夜空里,久久不散。台下,骑在父亲肩头的孩子,已经睡着了,小脑袋一点一点,靠在父亲的肩头,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容,大概是做了一个关于年的美梦。母亲解下自己的头巾,轻轻盖在孩子的身上,小心翼翼,生怕吵醒了他,自己的眼睛,却依然紧紧盯着舞台,跟着戏里的情节,或喜或悲。
我忽然明白,秦腔为什么非要这样吼。在这片十年九旱、土地贫瘠的黄土塬上,风大,路远,不吼,声音就传不远;不吼,心里的委屈与不甘,就憋在胸口,喘不过气;不吼,就对不起这苍茫茫的天地,对不起这沉甸甸的岁月,对不起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辛辛苦苦的付出与坚守。那嘶吼里,有塬上的风,有沟里的水,有祖祖辈辈的汗与泪,有分离的悲苦,有相聚的欢喜,也有生生不息的盼头,有陇东人骨子里的豪迈与坚韧。
戏散时,已近子夜,霜花铺满了整个打麦场,白白的,薄薄的,像一层轻纱。人们缓缓起身,拍打身上的霜花与尘土,互相招呼着,说着“明年再来看戏”,慢慢往家里走。汽灯熄了,月光清冷冷地照下来,洒在空荡荡的戏台上,也洒在满地的瓜子壳、糖纸、鞭炮屑上,显得格外寂静。但那些秦腔的嘶吼,那些锣鼓的声响,那些乡亲们的笑声与欢呼声,似乎还在夜空里飘着,飘得很远很远,要飘到来年开春,飘到每一个角落。
过了正月初十,静宁的年,就渐渐走向尾声了,但元宵的灯盏,却又为这年味,添上了一抹温柔的亮色。静宁的元宵灯,不是买的,是女人们亲手捏的,捏在手里,暖在心里,亮在夜里,藏着满满的期盼与祝福。
过了初十,女人们就开始和面了,捏灯盏的面,要用荞麦面,劲道足,不容易变形。荞麦面要用温水,一点点加,一边加,一边揉,揉到不粘手、不结块,软硬适中,才能用来捏灯盏。手巧的妇人,能捏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十二生肖,一个个栩栩如生:老鼠尖嘴圆眼睛,小巧玲珑;牛角弯弯,憨厚老实;老虎额头捏个“王”字,威风凛凛;兔子耳朵长长,灵动可爱。手笨的,也没关系,最简单的酒盅形,捏圆了,中间按个小小的窝,用来装灯芯,也是一盏好看的灯盏,一样藏着满满的祝福。
灯芯,是用胡麻杆裹上新棉花做的。胡麻杆要选笔直的,粗细均匀,没有虫蛀,剪成长短一致的小段;棉花要撕得极薄,轻轻裹在胡麻杆上,裹紧了,不能松松散散,这样点燃后,才能烧得均匀,不容易熄灭。一盏灯盏,一根灯芯,小心翼翼地插进面窝中央,一盏亲手捏制的元宵灯,就准备好了。
元宵节的天,黑得格外早,仿佛是在特意等待着灯盏的亮起。当最后一抹霞光,消失在西山背后,夜幕笼罩了整个村庄,点灯的仪式,就开始了。母亲端着一盏小小的油壶,里面装着清亮的胡麻油;父亲拿着火柴,小心翼翼地护着火苗;我们孩子们,捧着自己亲手捏的小灯盏,跟在父母身后,一步一步,慢慢走动,像一群小小的萤火虫,带着欢喜与期盼。
点灯,要从堂屋的供桌开始。给祖先的灯,要捏得最大,油要添得满满的,寓意着祖先保佑,全家平安。火柴划亮,小小的火苗,跳跃着,点燃了灯芯,“噗”的一声轻响,豆大的火苗,在灯盏里摇晃起来,昏黄的光晕,把祖先牌位上的名字,映得格外温暖,也把整个堂屋,照得暖意融融。
接着,要给灶王爷点灯,给门神点灯,给粮囤、水缸点灯,甚至鸡窝、羊圈,都要照到。母亲一边给灯盏添油,一边低声念叨着吉祥话:“照亮些,走路不跌跤;照亮些,吃食不断顿;照亮些,邪祟不进门;照亮些,来年多收成。”灯火摇曳,映在母亲的脸上,她的眉眼,格外柔和,眼里满是虔诚与期盼。
院门口,要摆两盏最大的灯盏,高高的,亮亮的。母亲说,这是给游魂照路的,“大过节的,不管是谁,都要沾沾年的喜气,让没家的游魂,也能找到一条温暖的路,不至于在黑夜里漂泊。”这话,让小小的我,打了个寒噤,再看那两盏灯时,便觉得它们真的在等待着什么,在守护着什么,温柔而庄重。
元宵节最热闹、最好玩的,还要数孩子们的“偷灯”游戏。我们三五成群,提着各自的小灯盏,在村巷里游荡,脚步轻轻的,生怕惊动了别人。看到谁家门前的灯盏好看,造型别致,就互相使个眼色,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飞快地“偷”走两个,然后赶紧跑开,躲在墙角,捂着嘴偷偷笑,心里既紧张,又欢喜,像偷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被偷的人家,不但不恼,反而格外高兴。他们说,灯被偷走,意味着自家的福气,被别人“沾”走了,是吉兆,是好事,说明自家来年,会福气满满,顺遂安康。有一年,我偷偷跑到王奶奶家的门口,看到她家的灯盏,捏得格外好看,小兔子的眼睛,用红豆点缀着,活灵活现,格外可爱。我刚伸手,想偷一个,门“吱呀”一声开了,王奶奶笑呵呵地站在门口,脸上满是慈祥,语气温柔:“慢点拿,别碰熄了灯芯,也别摔着。”她非但没有责备我,还多塞给我一个,笑着说:“这个也给你,带回家,给你弟弟,让你们兄弟俩,都沾沾福气。”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偷”,其实不是偷,而是一种给予,一种分享。把自家的福气,分给别人;把别人家的喜气,带回来。灯火在黑暗中传递,温暖也在人心间流动,邻里之间的温情,就在这一盏盏小小的灯盏里,悄悄传递,代代相传。
子夜时分,灯油渐渐将尽,灯芯的火苗,跳动了几下,终于缓缓熄灭了,留下一缕细细的青烟,袅袅升起,消散在夜空里。母亲让我们围过来,看灯盏里的灯花,燃烧后的灰烬,形成的各种形状。“你们看,这朵灯花,像麦穗,今年的收成,肯定好得很;这朵灯花,像元宝,咱家来年,肯定有喜事。”母亲一边指着灯花,一边笑着说。我们挤在一起,睁大眼睛,仔细地看,其实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我们愿意相信母亲说的每一句话,愿意相信,来年一定会更好,一定会有满满的福气。
最后,要把灯盏吃掉。母亲说,这灯盏,不能独食,要三个人分着吃,取“三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寓意,也寓意着全家同心,和和美美。灯盏被火烤得焦黄,掰开来,热气腾腾,带着淡淡的麦香和油香。咬一口,外焦里嫩,口感软糯,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属于夜晚的清气,好吃得让人回味无穷。据说,吃了这亲手捏的灯盏,一年到头,眼睛亮堂,心里明白,不犯糊涂,还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如今,我在城里生活,过元宵节时,满街都是电子花灯,流光溢彩,精致漂亮,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那股荞麦面在掌心揉捏的触感,粗糙而实在;少了灯芯点燃时,“噗”的那声轻响,温柔而治愈;少了偷灯时的心跳加速,紧张而欢喜;少了分食灯盏时的温情脉脉,温暖而幸福。那些电子花灯,再亮,再好看,也没有亲手捏制的灯盏,那样有温度,那样有味道,那样有记忆。
那豆大的火光,究竟照亮了什么?
它照亮过祖父蹒跚的夜路,让他在黑夜里,不至于迷失方向;照亮过母亲缝衣的针脚,让她在灯下,能细细地缝补我们的衣裳;照亮过游子归家的方向,让那些漂泊在外的人,能循着灯火,找到回家的路。而今,它在我记忆的深处,依旧亮着,很小的一点光,却足够温暖,足够明亮,足以温暖我往后所有的寒冬,足以照亮我所有的迷茫。
正月十六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拿起扫帚,开始扫院子。经过了一个春节的热闹,院子里落满了鞭炮屑、瓜子壳、糖纸,还有孩子们嬉闹时留下的痕迹,显得有些杂乱。
母亲的动作,轻轻的,慢慢的,把满地的杂物,仔细地扫拢在一起,却不像平时那样,倒进猪圈里喂猪,而是小心翼翼地堆在院角的老槐树下,用一层薄薄的泥土,轻轻盖住。“让它们慢慢化进土里,”母亲一边扫,一边轻声说,“年的喜气,就留在咱家了,留在这院子里,留在这老槐树下,来年,咱家就还有满满的喜气,满满的福气。”
的确,年,看似过去了,热闹也渐渐消散了,但它又没有完全过去,它的痕迹,它的气息,它的温暖,依然留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留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久久不散。
屋檐下的灯笼,还挂在那里,红红的,圆圆的,虽然有些褪色,却依旧醒目,红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像是在诉说着春节的热闹,又像是在送别远去的年,迎接新的日子。门神秦琼、尉迟恭,依然威风凛凛地贴在大门上,瞪着眼睛,守护着家门,只是脸上,溅了一些泥点,多了几分烟火气,少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亲切。灶王爷像前供的糖瓜,少了一角,想必是他老人家,已经吃过了糖瓜,带着全村人的期盼,上天复命去了,留下了满满的甜蜜,满满的祝福。
空气里,还弥漫着淡淡的硝烟味,混着残存的饭菜香、酒香、麦香,还有灯笼红纸的味道,那是年的味道,浓郁而醇厚,吸一口,依旧能感受到春节的热闹与温暖。孩子们口袋里的糖果,还没有吃完,时不时地摸出一颗,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甜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剥开糖纸的声音,清脆而悦耳,打破了村庄的寂静,也勾起了人们对春节的回忆。
最明显的,是人们脸上的笑容,是人们眼里的温柔。经过了一个春节的陪伴与休憩,被寒风皴裂的口子,开始慢慢愈合;被岁月刻下的皱纹,似乎也舒展了一些;平日里的疲惫与忙碌,也消散了不少。乡亲们见面打招呼,不再是平日里简单的“吃了没”,而是带着笑意,带着温暖,轻声问一句“年过得好着么”。对方必定会笑着回答:“好着哩,好着哩,都好着哩。”哪怕明明知道,谁家过年时,吵了架,谁家的孩子,因为工作忙,没有回家过年,谁家的光景,依旧不好,在这时节,也要笑着说“好”,因为这是年的约定,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邻里之间最温柔的善意。
年,就像一场酣畅的睡眠,忙碌了一整年,疲惫了一整年,在年的时光里,好好地休息,好好地陪伴家人,好好地享受热闹与温暖。睡醒了,筋骨舒坦了,精神饱满了,又要开始新一年的忙碌,新一年的奔波,但梦的余温,还在被窝里,在枕头下,在睁眼后那片刻的恍惚里,在每一个人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我开始帮母亲拆洗被褥,正月里盖过的被子,带着一种特别的暖香,那是太阳的味道,是暖锅的味道,是黄酒的味道,是秦腔的味道,还有很多人挤在一炕上的体温,温暖而踏实。被面,是母亲早年织的土布,蓝底白花,图案简单而朴素,洗得发白,也变得软软的,贴在皮肤上,格外舒服。我把脸埋进被褥里,深深吸气,那股熟悉的味道,瞬间包裹了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我也是这样,把脸埋在新棉袄里,呼吸着新布与棉花的味道,满心都是欢喜与期盼。
“妈,这被面,都旧了,该换新的了。”我一边拆被子,一边对母亲说。
母亲正在拧被单,水珠滴滴答答地落进盆里,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抬起头,看了看被面,笑着说:“换啥,好好的,还能再用几年。”说着,她展开被面,对着阳光看了看,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你看这布,织得多密实,针脚多整齐,现在的布,哪比得上这个,看着好看,却不结实,也没有这么实在的味道。”
阳光透过布隙,漏下来,在母亲的脸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忽明忽暗。那一刻,我忽然看清了母亲的模样,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深,腰背,也没有了年轻时的挺直,变得有些佝偻。我忽然想起,母亲年轻时,也是这样,在院子里洗衣,也是这样,对着阳光看布,那时的她,头发乌黑,眉眼清秀,腰背挺直,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时间过得真快啊,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快的,不是日子本身,而是日子里的母亲,是那些陪伴着我们长大的时光,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情与牵挂。
下午,父亲把他的锣鼓家什,都拿了出来,摆在院子里晾晒。牛皮鼓面,怕受潮发霉,铜锣、铜钹,怕生锈,他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块软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遍又一遍,动作轻柔而虔诚,仿佛在擦拭一件稀世珍宝。擦着擦着,他忽然轻轻哼了起来,是秦腔《火焰驹》里的段子,调子悠长,带着几分惬意,几分温柔。哼到“清风徐来增凉爽,满院花香沁心房”时,他的手,还在膝上,轻轻打起了拍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笑容,温柔而安详,像个孩子一样纯粹。
我没有打扰他,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的身影,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看着屋檐下的灯笼,忽然觉得,年,其实从未离开过。它藏在母亲织的被面经纬里,藏在父亲擦拭的锣面反光里,藏在老槐树下的鞭炮屑里,藏在我们每个人被年味浸润过,又渐渐恢复平常的眉眼里,藏在邻里之间的温情里,藏在每一个平凡而温暖的日子里。
就像那棵老槐树下的鞭炮屑,慢慢化进土里,成为根须的养分,滋养着老槐树,来年春天,枝头绽出新芽时,那绿里,一定有红的记忆,有年的痕迹,有满满的福气与期盼。
要离开家乡,返回城里的那天早上,母亲天不亮就起来了。我躺在床上,没有起身,听着她在灶房里忙碌的声响:风箱轻轻拉动,“呼——吸——”,像时光缓缓流淌;柴火噼啪作响,熊熊燃烧,温暖着整个灶房;铁勺碰着锅沿,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一首温柔的歌谣。接着,是揉面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厚实而绵长,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不舍。我知道,她在烙干粮,烙那些我爱吃的锅盔、馍片,让我带走,在路上吃,在城里吃,让我无论走多远,都能吃到家的味道,吃到年的味道。
窗户渐渐发白,天快要亮了。我起身,走进灶房,灶台上,已经摆着三个巨大的锅盔,金黄酥脆,香气扑鼻,还有一袋烤得焦脆的馍片,鼓鼓囊囊的。“路上吃,”母亲一边擦手,一边对我说,语气里带着温柔,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舍,“锅盔耐放,能吃好几天,想家了,就吃一块,就像在家里一样。”
父亲站在一旁,默默捆好我的行李,动作缓慢而认真,生怕把什么东西落下。我知道,樟木箱里那件我小时候穿的旧棉袄,他昨夜悄悄塞进了我的行李箱,那件棉袄,已经洗得发白,针脚也有些松动,却依旧干净、暖和。“城里暖气足,用不上,”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就是个念想,看到它,就像看到家里,看到我们一样。”
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想对他们说一声辛苦,想对他们说一声舍不得,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剩下满心的酸涩与不舍,眼眶也变得湿润起来。念想,是啊,所有的年味,所有的牵挂,所有的温情,到最后,都成了念想,成了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最深的牵挂,最温暖的慰藉。
新衣的针脚,是念想,想起母亲在灯下缝衣的模样,想起那些期盼新年的日子;杀年猪的号角,是念想,想起村庄里的热闹,想起猪血面的温暖,想起磨盘下的猪头肉;暖锅的咕嘟声,是念想,想起邻里间的温情,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幸福,想起秦腔的豪迈;社火的锣鼓,是念想,想起那些热闹的场景,想起乡亲们的笑容,想起陇东人的心气;秦腔的嘶吼,是念想,想起戏台上的悲欢,想起夜空里的声响,想起这片土地的厚重;灯盏的火苗,是念想,想起亲手捏灯盏的快乐,想起偷灯时的欢喜,想起分食灯盏的温情。它们被时间打磨得锃亮,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记忆深处,像母亲压箱底的绸缎,平时舍不得碰,只在某个深夜,某个思念家乡的时刻,拿出来,对着光看一看,摸一摸,就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院外对面公路上,班车的喇叭声,准时响了,催促着我,该出发了。我提起沉重的行李,转身准备出门,母亲忽然走上前,往我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小小的,硬硬的。我愣了一下,母亲笑着说:“拿着吧,路上看,是个念想。”
上车后,我掏出来一看,是两个小小的面灯盏,已经干硬了,却依稀能看出,是兔子的形状,那是元宵节那晚,我偷偷“偷”来的,后来忘了放在哪里,没想到,母亲竟然帮我收了起来,还偷偷塞进了我的口袋里。
车开动了,缓缓驶离了村庄,驶离了家。我趴在车窗边,看着父母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终于,消失在塬边的拐弯处,再也看不见了。我紧紧握着手里的面灯盏,粗糙的触感,硌着掌心,却也暖着掌心,暖着心底。
路两旁的田野,还在冬眠,黄土裸露着,沟壑纵横,显得格外苍凉,却又藏着无尽的生机。但仔细看,向阳的土坡上,已有零星的草芽,裹着一层薄薄的霜花,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像一个个好奇的孩子,打量着这个刚刚褪去年味的世界。它们大概是被年的烟火气唤醒了,是被秦腔的嘶吼惊动了,是被灯盏的火苗暖到了,才敢在这料峭的春寒里,悄悄酝酿着新生的力量。
车越开越远,村庄的轮廓,在后视镜里,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一片苍茫的黄土塬,在晨光中舒展着筋骨。我紧紧握着手里的面灯盏,那粗糙的触感,仿佛还能摸到母亲捏灯时的温度,摸到元宵节那晚,灯芯跳动的暖意,摸到王奶奶递灯时,掌心的温柔。那干硬的面壳里,藏着整个静宁年的记忆,藏着母亲的牵挂,藏着父亲的期盼,藏着邻里间的温情,藏着这片土地的厚重与坚韧。
我忽然懂了,年是什么。
年不是日历上的一个刻度,不是鞭炮声里的一场热闹,不是酒足饭饱后的一次休憩。年是母亲顶针里的针脚,把牵挂一针一线缝进新衣;年是父亲磨盘下的猪头肉,把岁月的醇厚,一点点压进烟火人间;年是蒸笼里的云雾,把家的温暖,一缕缕飘进寻常日子;年是暖锅里的咕嘟声,把邻里的温情,一口口炖进彼此心底;年是社火踩碎冻土的脚步,把生活的心气,一步步踏得坚实有力;年是秦腔吼破长夜的嘶吼,把陇东人的坚韧,一声声刻进血脉深处;年是灯盏里跳动的火苗,把远方的牵挂,一点点照亮,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
年是念想,是牵挂,是团圆,是新生。它藏在每一个朴实的日子里,藏在每一份真挚的牵挂里,藏在每一次重逢的欢喜里,藏在每一个关于家、关于土地、关于生活的期盼里。
无论走多远,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城市的霓虹如何璀璨,只要想起静宁的年,想起那烟火气里的温暖,想起那黄土塬上的温情,心底就会涌起一股踏实的暖意。那暖意,像母亲灶房里的柴火,像灯盏里跳动的火苗,像秦腔里雄浑的嘶吼,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凉,足以支撑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能心怀期盼,向阳而行。
静宁的年,散了,又没散。它藏在我行李箱里的旧棉袄里,藏在我背包里的锅盔香里,藏在我掌心的面灯盏里,藏在我每一次思念家乡的瞬间里。它像这片黄土塬上的风,生生不息;像老槐树下的根须,深深扎根;像灯盏里的余温,久久不散。
来年腊月,当第一片雪花,再次落在黄土塬的槐树枝头,当母亲的顶针,再次套进中指,当村东头的猪嚎声,再次划破村庄的寂静,我知道,静宁的年,又会如期而至,带着烟火气,带着温情,带着期盼,再次唤醒这片土地,唤醒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唤醒每一份藏在心底的牵挂。
而我,会循着年的气息,循着烟火的味道,循着心底的牵挂,再次回到这片黄土塬,回到家,回到母亲的身边,再吃一碗猪血面,再尝一块刚出锅的枣花馍,再听一场吼破长夜的秦腔,再捏一盏带着温度的灯盏,再赴一场,关于年、关于家、关于温情的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