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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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以老镢叩问冻土，以筋络应答千年——此问非关玄想，乃在掌纹叠印处，见炊烟起于刨痕，见脊梁立于汗碱。
《脊梁辞》
文/陈文滨
纺车摇醒的晨光里
一册旧籍踉跄着 用断线的针脚
缝合黄河与莱茵河的掌纹——
土炕焐热的方言 正将“剩余价值”
熬成治咳的糖浆
而油灯捻亮时 窑窗忽然成了取景框
把纺锤的孤影 叠印成
巨型齿轮的一枚齿牙
整座高原开始用腰胯丈量
从《宣言》扉页到田垄的坡度
那时吻是两柄淬火的老镢
在星图与冻土对峙的隘口
刨出第一缕会唱歌的炊烟
后来有粒铅字跌进犁沟 学会了匍匐
长成会背诵《实践论》的
荞麦芒（每根尖梢都挑着未干的汗碱）
此刻窑洞躬身为桥 月光驮着
麻纸船队从折痕驶入人海
所有标点开始用喉结滚动——
它们正衔着枣花蜜与机床的震颤
在脚手架的锁骨间
筑起会行走的巢
（搁笔时见砚池涨潮 原是千载诘问
正沿笔架山的褶皱 长成
每双握过锤镰的手背上的
筋络）
“让哲学在泥土里生根——《脊梁辞》创作谈兼论劳动本体论的文学表达”
1945年的延安窑洞，一盏油灯映亮了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谈。“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之问，穿越七十余载风云，至今仍在叩击着时代的门扉。当我伏案写下《脊梁辞》的开篇，指尖划过“老镢”“冻土”“炊烟”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词语时，忽然意识到，自己笔下的每一个字符，都是在为这道“窑洞之问”寻找一份文学的答案——这份答案，早已沉淀在延安文艺扎根大地的传统里，在工农兵的劳作与呼吸中代代相传。
创作的起点，源于一场对“崇高”与“卑微”的解构。长久以来，哲学总被置于云端，被抽象的概念与晦涩的术语包裹，仿佛与躬身劳作的凡俗生活隔着万水千山。而“脊梁”二字，若只作精神隐喻，便失了血肉与温度；若沦为解剖学的名词，又少了灵魂与重量。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无数文艺工作者走出书斋，奔赴一线，从百姓的柴米油盐中汲取灵感，让作品真正成为“画中是自己”的精神共鸣。这份传统恰是我创作的底气：让哲学走下神坛，让思想褪去华服，赤脚踩进泥土里——延安的窑洞里，从来没有空谈的道理，只有与百姓同耕共织的实践；那些纺车吱呀、镢头起落的声响，本就是对历史谜题最朴素的回应。
于是，我让纺车摇醒的晨光里，一册旧籍用断线的针脚，缝合起黄河与莱茵河的掌纹。土炕焐热的方言，消解了“剩余价值”的理论艰涩，将其熬成能治咳嗽的糖浆——这是劳动的魔法，让冰冷的概念有了烟火气，有了治愈人的力量。就像延安时期的《兄妹开荒》《南泥湾》，用最质朴的旋律唱出劳动的赤诚，让文艺打破与大众的壁垒。当油灯捻亮，窑窗化作取景框，纺锤的孤影叠印成巨型齿轮的齿牙，我忽然懂了，延安大生产运动里，每一架纺车、每一把镢头，都在参与着一个国家的建构。从《宣言》扉页到田垄的坡度，需要用腰胯去丈量，需要用汗水去浸润，这便是劳动本体论的真谛：世界从不是由语言虚构的，而是由无数躬身的脊梁，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正如路遥笔下孙少安兄弟那般，以纯粹的体力付出书写生命的坚韧，也如莫言笔下的劳动者，在技艺的绽放中彰显生命的活力。
我偏爱在诗中写劳动的“痛感”。那对吻作两柄淬火老镢的意象，是我刻意埋下的伏笔——星图与冻土对峙的隘口，最锋利的武器从来不是空谈的口号，而是能刨出炊烟的老镢。这种痛感，是孙少平背石头时被压弯的脊梁，是西延高铁建设者攀爬悬崖勘察时的艰辛，更是劳动者在与大地的博弈中，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磨砺。当一粒铅字跌进犁沟，褪去油墨的光鲜，学会匍匐生长，最终长成会背诵《实践论》的荞麦芒，我知道，这是思想扎根泥土的最好姿态。每一根荞麦芒尖梢挑着的汗碱，都是劳动的勋章，也是对“窑洞之问”的无声回应：唯有与人民同劳作、共甘苦，才能在历史的浪潮中站稳脚跟，正如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住土窑洞、穿草鞋，在艰苦生活中发现民间音乐的魅力，让作品永葆生命力。
搁笔时，砚池涨潮的意象跃入脑海。我忽然觉得，千载以来的诘问，从来都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沿着笔架山的褶皱流淌，最终长成了每双握过锤镰的手背上的筋络。这筋络，是劳动者的生命线，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线。就像延安的窑洞，躬身作桥，驮着麻纸船队从历史的折痕驶入人海，那些带着枣花蜜与机床震颤的标点，最终在脚手架的锁骨间，筑起了会行走的巢——这巢，是家，是国，是无数脊梁撑起的精神大千。从延安时期的纺车到如今高铁的钢轨，劳动的形态在变，但劳动创造世界、凝聚人心的本质从未改变。
如今再读《脊梁辞》，我更愿意将其视作一次对延安文艺精神的当代践行。让哲学在泥土里生根，让劳动成为文学的主角，既是对“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承，更是对“窑洞之问”的深刻应答。毕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密码，从来都藏在劳动者的掌纹里，藏在那片被汗水浸润的土地中；而文学的生命力，也永远在于其与人民、与土地、与时代的血脉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