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皮夹

周末清理书架时，一本本书册间，一个旧皮夹悄然映入眼帘。我将它抽出，轻轻地拭去落在上面地灰尘，那斑驳陆离的皮革已黯淡无光，边角磨损处裸露出内衬的布料，唯有“先进工作者”、“武定县人民政府”、“1983年”几个白色字样，依旧醒目如初。拉开拉链，几张泛黄的老照片与一本红色党费证滑落而出。我俯身拾起，目光落在爷爷年轻时的照片上，手中紧握着那本党费证，思绪悠悠，陷入了深沉的回忆——这小小的皮夹，承载着我对爷爷的无限敬仰，也裹着绵长的怀念。

这个皮夹，是在整理爷爷遗物时偶然发现的。生前他从未提起，我也从未见过，却像一件珍贵的信物，我小心翼翼地保存。后来工作辗转多地，我总把它随身携带，放在书架上，盼望随时能触摸到它，让那份温热的记忆常绕心头。

爷爷生于1930年，那是个战乱频发、民生艰难的年代，求学之路，对于乌蒙山腹地的孩子而言，无疑是奢望中的奢望。然而，曾祖父却坚定地支持爷爷读书。少年时期，爷爷踏上了一段最为艰难的征程——前往四十公里外的插甸学堂求学。如今，四十公里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在那个交通闭塞、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个半大孩子来说，每一步都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每当想起爷爷当年背着行囊，在崎岖山路上蹒跚前行的身影，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意。

我曾听爷爷淡淡地讲述过那段历程。没有车马相助，每个季度的往返，全靠双脚丈量。天未亮透便启程，背着沉甸甸的行囊，里面装着曾祖母亲精心准备却极为简陋的干粮：几块硬邦邦的麦面粑粑、几个煮熟的洋芋，这便是路上的全部口粮。珍贵的课本用油布仔细包裹，藏在行囊深处，生怕被山雨淋湿。脚上的草鞋新编不久，磨得脚底生疼，水泡起了又破，破了又起，疼痛难忍。山路崎岖，盘旋于乌蒙山群峰之间。夏日骄阳似火，汗水如溪流般顺着脸颊淌下，浸透了粗布短褂，背包带深深勒进稚嫩的肩膀；冬日寒风凛冽，单薄的衣衫难以抵御山间的刺骨寒冷，冻僵的手指几乎握不住背带。陡峭的上坡让人气喘吁吁，胸腔仿佛有火在燃烧；湿滑的下坡则令人胆战心惊，稍有不慎，便会滚落山涧。饥饿与疲惫如影随形。行囊中的干粮需精打细算，往往走到半途便已所剩无几，只能忍着饥肠辘辘，捧几口冰凉的山泉水充饥。危险更是无处不在。山洪暴发时，浑浊的泥水瞬间冲断小路；雨季滑坡，滚石随时可能从天而降；深山老林里，野兽伤人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每一次往返，都像是一场生死考验。支撑着他的，是山那边插甸学堂摇曳的灯火，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朦胧信念，更是摆脱父辈面朝红土背朝天命运的倔强渴望。那一串串沉重的脚印，不仅印在了四十公里蜿蜒的山道上，更烙印在他年少的心田，成为他日后面对困苦时沉静坚韧的底色。每每念及此处，我对爷爷的崇敬之情便愈发浓烈。

在插甸学堂，爷爷有幸遇到了李炳阳先生（革命烈士）这样的良师益友。先生教授语文，不仅传授书本知识，更将忧国忧民的情怀、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如同穿透阴霾的光芒，照亮了少年荒芜的心田，为他的信念抹上了最初的亮色。学堂的时光，是那段艰辛跋涉中最珍贵的慰藉，知识的清泉、老师的风骨，滋养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筋骨。我仿佛能看到少年爷爷坐在简陋的教室里，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那是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对命运的抗争。这份执着与热忱，让我深深动容。

高小毕业后，为了生计，爷爷未能继续深造，而是早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从更偏远险峻的金沙江边白马口渡口买来大蒜，背着沉重的背篓，在白马口与插甸之间狭窄的山道上辗转奔波，赚取微薄的差价。他的身影在崎岖的山路上蹒跚前行，汗水浸透了衣衫，肩头被蒜袋勒出了深红色的印痕，那是生计的重量在单薄肩膀上留下的印记。汗珠滚落，落入眼角，灼痛了眼睛，也刺痛了少年迷茫的心——那是一种微辣而苦涩的滋味。可即便如此，爷爷也没有放弃，他用勤劳的双手努力改善着家人的生活。这份责任感与担当，让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后来，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工作春潮席卷到家乡，爷爷热血沸腾，毅然加入了土改工作队，走上了革命道路，此后便在插甸区政府、田心公社（后来改为田心区政府、田心乡人民政府）等地工作。他一生都未曾离开这片土地，仿佛这里的红土已经融入了他的血脉。他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家乡的建设。

1987年5月，爷爷光荣退休。那时我九岁，随父母去接他回家。他胸前佩戴着一朵硕大的红花，飘带上写着“光荣退休”。爷爷笑得合不拢嘴，皱纹像盛开的花朵一样绽放。爷爷一生清贫，身无长物，退休时的全部家当只有几口箱子，里面装满了书：《红楼梦》、《三国演义》、《薛刚反唐》……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典籍。那些书本散发着油墨的香气，看着那些书籍，我仿佛看到了爷爷在昏黄的灯光下认真阅读的身影，他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让我肃然起敬。

退休后的爷爷依然闲不住。他常常一边放牛，一边修路。村里通往大银坡的那条泥泞土路，在他的努力下，一筐筐碎石、一锄锄泥土地填补，渐渐变得平整结实。他还带着我和哥哥植树造林。记得有一年四月，他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一头拴上一把镰刀，用来采集桉树树梢饱满的种子，我则提着竹篮跟在他后边拾捡采集下来的种子，拿回家后晾晒，筛捡，保存。选择一块近水的土地，开挖、翻地、撒种、盖草、浇水，精心呵护。七八月间，雨水来临，他领着我们把桉树苗移栽到山坡上，不出几年，家里能种树的荒山都种上了树。乡亲们也纷纷效仿，现在，我们村庄四周常年绿树成荫。另外，爷爷还带头进行科技实验，什么薄膜育秧、双龙出海、科学养鱼，种桑养蚕等都是他带头实践，积极推广，带领乡亲们改变观念，改进方法，提高产量。他写得一手好字，在乡邻间颇有名气。每逢喜事或过年，爷爷总会被请去写对联。红纸铺开，他磨墨执笔，凝神片刻，便笔走龙蛇，墨迹游动如活物。周围的人屏息凝视，看着他笔锋起落，墨韵氤氲中飞扬出方正饱满的字迹，仿佛他将生命里的笃定与方正，再次赋予了人间。他的一举一动，都彰显着一种高尚的品质和人格魅力，让我由衷地钦佩。

师范毕业后我回到故乡教书，每逢周末都会回家探望爷爷。他特别喜欢和我聊天，讲起当年从白马口背大蒜翻山越岭叫卖的艰辛，讲土地改革时的激情与困难，讲在田心公社工作的琐碎日子。他常常叮嘱我：“好好干工作，要对得起人民，更要心中无愧于党。”这句话朴素却沉重，像秤砣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时刻提醒着我。我知道，这是爷爷对我的期望，也是他对我深深的关爱。

爷爷晚年患上了食道癌，面对如此残酷的打击，他却表现得豁达乐观。他缓缓地用竹烟筒吸着自己栽种，烤制的旱烟，望着远山和落日，目光沉稳而平静。那弥漫开来的淡青色烟圈，仿佛是他缄默中另一种无声的表达。他的坚强和从容，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乐观的心态。

2004年2月14日凌晨，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哽咽的声音：“爷爷……走了，很平静。”我握着电话，一时茫然失措。挂断电话后，窗外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夹杂着零星的雪花，在夜色中无声飘落。我匆忙收拾行李，赶到县汽车站，搭上了返回故乡的早班车。车窗外面，雨雪交加，雨丝绵密地连接着天地，车灯在湿滑的路面上艰难地切割着黑暗。车辆在泥泞的山道上剧烈摇晃，我的心也随之颤抖不已。爷爷走了，这世上从此少了一种声音，少了一道目光。雨水模糊了车窗，我伸手擦拭，试图看清前方的路，更想留住那即将逝去的背影……当我赶回家中时，爷爷安静地躺在那里，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爷爷一生清白无私，宛如山间清泉，虽细小却清澈见底；他朴素勤恳，如同默默奉献的泥土，滋养着一方土地上的人们。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中满是悲痛和不舍。

后来我调到乡中心小学工作。闲暇之余，遇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谈起爷爷，他们总是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他为人正直，做事认真负责，真是个难得的好人！”他们的话语朴实无华，却让我仿佛看到了爷爷瘦削挺拔的身影，目光坚定，就像当年胸前那朵鲜艳的大红花，永不褪色。

如今，那个印有“先进工作者”字样的旧皮夹依然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和记忆的沉淀。每当打开它，指尖触摸着斑驳的皮革，爷爷的形象便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戴着大红花，微笑着站在岁月的长河中；他奋笔疾书时专注的神情；他牵着牛走过自己修过的小路；他面对生死时坦然无畏的目光……爷爷慈祥的脸庞逐渐模糊又重新凝聚，最终定格为一种永恒的神情——那不是笑容，却比笑容更加凝重，那是历经风雨后的平静与从容。

我深知，那一代人用血肉之躯铺就了山间的道路，只愿后来者能够走得坦荡，心中也能装下远方。在武定教育的讲台上，窗外少年奔跑的身影永不停歇。当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端正的笔画时，那遥远的叮咛仿佛穿越时空，隐隐约约地传来：这不是消逝的余音，而是空气中永恒悬浮的微尘，提醒我去书写另一段不负山河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