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雨落在核桃树湾

今夜雨噗噗嗦嗦，像杜牧那句诗里下的，清明时节的雨。我躲在江南的某个角落，踯躅于工厂的长廊，望着窗外被昏弱灯光托起的景象。絮絮叨叨的雨丝刮着玻璃，听不到声音。雨在下，但它不知道自己在下。它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南的工厂屋顶上，也落在核桃树湾的厚土上。它不知道那厚土下面埋着一个人。

屋顶是黑的，地面是黑的，黑色成了一种强势的色系。有时也会看到行人，晃着一种孤独在幽暗中移动。

看着他们，我想起了你。你已远走，天空里找不到你的影子。核桃树湾的厚土，埋葬了你一声惨叫。

你到底是怎么走的？南方的我，确实不知道。家人只告诉我，你五爸殁了。你比我大十岁或十一岁。你活着时，我没问你。你死了，我不想问人。

我为什么会想你？因为咱俩都是老幺。你是我父辈的，我是你大哥家孩子里的。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逛在外面的人。人们把我们叫“逛散”，这是个不好听的叫法。在家千日好，出门半刻难。

其实，你是个有想法的人。脑子差相电——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就是缺根弦。人们都这样说。那是他们不懂你，就像不懂成名前的爱因斯坦和陈景润。奇奇怪怪的想法，不能讲给那些在牛后面按着犁拐八字的人。他们只懂土壤里的墒情、牛草里的好歹，或者女人的一点风骚。

你是咱家最先富的人。北马坊煤矿，离老家百里地，黑色的金子闪光着赚钱人的尊严。每年过年收种你会回来。若不回来，你那瘸腿的老娘会把柳树豁险看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想你，逮着每个过路的人问。

你每次回来，都给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买东西，有吃的有玩的。

就这个时间，你比较讨人喜欢。你也该成个家了。大家给你张罗，在我大姑妈家那个地方说了个媳妇。咱们村好，地平，人不出力，方圆几十里娶媳妇有号召感。那女孩白白胖胖，爱笑，也随家人。

日子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里过着。你爱上了煤矿。这地方好，有机械。爱着爱着，你发现它有好多不完美。你费力地琢磨：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搞成这样，不搞成那样？那样不是更好么？想着想着，你就有自己的想法了，开始用铁皮、装整条香烟的盒子，捣鼓模型。

这样你上班就不能专心，挣得也少了点。你把捣鼓好的“矿车自动摘钩”方案提交到矿上。不错，矿上好多高层都肯定。有人提出要和你合作。这是个好事情，你高兴。可对于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人来说，你能做出一个东西，却未必能写出它的条条框框。这显然是个挑战。

你想到了读书。一个成年人，没有经济支撑，啃谁的老？啃父母？那时我爷爷已过世，我奶奶也就那样，连一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你想过让兄弟姐妹支持——那是你想多了。

你为了上学，以一种不乐见的方式退了亲事，在理想的边缘奔波。西安是个坳，你凹下去了。你到底怎么上学的我不知道，但我见过你写给我父亲的信，用的是西安某个学校的专用信封。那信封上的字，是你写的吗？还是别人替你写的？你初中都没毕业，那些字却工工整整地排列着，像你捣鼓过的那些模型——每一个零件都放在该放的地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没有一件能转起来。

当你竭尽全力为理想奔波的时候，那些猪狗会出来偷食。你的“矿车自动摘钩”设计，被别人拿去申请了专利。

那段时间，你郁闷，你痛哭，你找人拼命。你离开了北马坊——那个长满黑金子的地方。理想被狠狠捅了一刀，你的理想死了，死给暗杀。

但生活要继续。你在西安漂着，自己卖面皮，在国棉十一厂打临工。你越来越瘦。

我也有些神经病，开创了县城去南方的先河。广东是我熟悉的地方，常年热，热死人。去广东都是从西安走，回麟游都是先到西安再转。每次我都找你，先是我一个人，最后带着我媳妇。我挣的钱已经比你多了，况且我抠得连烟酒都不来点。每次都是你花钱，我想花，总被你挡掉。

你给我的最后印象，是在西安的枣园村。我们俩去一户人家，为你外甥看上门女婿的事。那时候那个地方好臭，城中村的厕所排水没改好。

再后来，就是你去世的消息。在老家借住的叔父那个四面透风的牛棚里，一个冬季的黎明前，你孤独地惨叫一声，一切都顺着西风化成一缕烟，没有留下一点影子。那声惨叫，核桃树湾听见了。它把声音收进土里，埋了这么多年。每年清明，雨落下来的时候，那声音还会浮上来——不是被谁听见，是它自己在土里翻身。

我在这个时候想你，想着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会有理想？平平淡淡的，该吃就吃，别人让你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即使老庄的地，肥肥的，像那个白胖的女人，会长一囤囤麦子，生一炕娃娃。

清明，南方太远了，回不到核桃树湾。不给你在坟上烧纸了。我给你隔着千里敬三杯葡萄酒吧。这个，你喜欢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