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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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人生中的意外
——题记
从你退学那天算起，今天刚好是我陪你走过的第十个年头。那时我四十五岁，你十六岁，刚上高中。这段记忆对我来说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串串让人模糊的眼泪，它有时让我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记得有一次你问我是谁，然后开始骂我，叫我滚远一点，永远不要回家。我知道你又犯病了，于是我来到街上漫无目的走啊走。可是到晚上，你又打电话叫我回家，一进门，你就问我来干什么。
“你不是黄素芹。”你指着我的脸大声地吼叫，“我的妈妈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看上去比你更年轻。你不是她。”
自此，我带着你治病，带着你康复，带着你读书。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故事。为了让读者对故事的脉络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不妨就从你出生之前讲起。
1
我于1996年7月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遵义市仁怀市五马镇文化站上班。冯山山当时在五马中学教书，学校离镇文化站不远，就隔着一条公路。和冯山山相识源于一次文化活动。记得那天他带着初二班级的学生前来镇文化馆参观，末了，他说：“留个电话吧，今后有什么事方便联系。”他突然提出这个要求，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那时除了办公室有一个固定电话外，还没有其他通信设备，可我一时又记不清办公室电话号码，出于礼貌，我还是回复他：“我在文化站上班，欢迎空了来坐。”
他要求留个号码，我提出欢迎来坐，便是我另一重人生的开始。有时我想，我们在生活中苦苦寻找的答案却在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显露出真容。
过两天，他真的来文化站，一进门就说：“今天下午没课，我来看看你。”进屋后，他左看右看。我叫他坐，他便笔直地坐到我对面，而后透过办公室朝向北的大窗户望向外面。我泡了一杯茶递给他，他腼腆地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茶后，又将头转向窗外，仿佛他来看的不是我，而是窗户外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来这里教书几年了？”我打破沉默问他。
“两年了。”他这才转过头来看着我，接着问我，“你来这里工作几年了？”
“刚来。”我说。“哦。”他点点头。我们就这样边聊天边喝茶。这时，我才开始留意他的长相和穿着。背有点驼，身体瘦削，体格显得并不匀称，眼睛狭长凹陷，眉毛乌黑浓密，突出的下巴长出稀稀拉拉的小胡子。虽谈不上赏心悦目，但还是给人一种踏实感。那天下午我们相谈甚欢。
“我从来没认识过这么一个人……怎么说呢，像你这么优秀、这么招人喜爱的一个人。”临走的时候，冯山山这样说道。我的内心被他这番话激起了别样的情愫。
第一次接触冯山山后，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往后，他只要没课，便来看我，这样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记得第一次带他去见我父母时，妹妹大为惊讶，并当着冯山山的面大声斥责我：“姐，你这么漂亮，又不是找不到男人。”这场面弄得我很尴尬。尤其是冯山山，他的脸瞬间就红到了耳朵根部。为这事，冯山山与妹妹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一句话也没讲过。
我上学得晚，加之高三又复读了两年，这样，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已经二十八岁了，相当于大龄女，已然到了青春的尾巴。那时在乡镇工作，适合谈对象的男人并不多。不，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冯山山小我一岁。征求妈妈意见的时候，她说：“男人小一岁，相当于小十岁。”我当时不懂，直到后来的某天，我才体会到母亲的这句话。第二年夏末，当围墙外青蛙的叫声换成蝉鸣，又换成蟋蟀的鸣唱时，我和冯山山结婚了。不久，我怀孕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冯山山时，他耷拉着眼皮唠唠叨叨：
“素芹啊，我……”
冯山山没头没脑地说起自己是个多么糟糕的男人：诸如不甘心在小镇上教书，还有远大宏伟的目标；一会儿说他绝对当不好爸爸，一会儿又说起他太穷了，会让人失望。我默默地听他讲述，像在听天书。最后我温柔地说：
“山山啊。”
“嗯？”
“据说刺猬一碰到其他物体就缩成一团。”
“那怎么了？”
“太像你了。”
其实我也考虑过不要这孩子，去医院检查后，医生的原话是：我血压有点高，如果堕胎，内脏可能受到永久的损伤，最坏的情况是我面临生命危险。而最好的办法是正常分娩。我和冯山山都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八个月后产下了女儿。那是1998年6月15日。冯山山给女儿取名冯文清。“文”，象征学识渊博；“清”寓意澄澈高洁。
2
正如冯山山所言，他不想在乡镇教书，于是他通过努力，考在遵义职业技术学院任教。那年女儿刚满四岁，正好上幼儿园。他这一走，我担子更重，但为了支持他，我默默承担起所有的一切。
每天上班前，我先送女儿到幼儿园，然后到单位工作。下午还未下班，就得去幼儿园接女儿到办公室等着下班，然后才回家做饭。为了节省车费钱，一般是每月或者每季度，冯山山来镇里看我和女儿。偶尔，我也会带着女儿去市里看他。一日又一日，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女儿读三年级。
“镇里教学质量不好。”女儿读三年级那年暑期的一天，冯山山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并严肃地对我说，“下学期，我想带孩子去市里读书。”
说的是“想”，好似以商量的语气，但其实是“必须去市里上学”的意味。
“意思下学期开始，文清就去市里上学了？”
“对。”
“市里虽然教学质量可以，但你带她我不放心。”
“你带她在这里读书，我怕影响她学习。”
“……”
“我会辅导她平时的作业。而且她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这所小学就挨着单位。”冯山山看着我，过一会后接着说，“我都和这学校的领导联系过了，并答应孩子去上学。我现在教学任务不是很重，接送孩子也方便。”
沉默。争论的焦点不是谁带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既然他主动提出要带孩子上学，不管怎么说，这也是爱的表现。于是我答应了他。
那年秋天的开学季，我特意请了十五天的年假，带着孩去新学校报道。从一个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女儿处处显得拘谨和担心。她不时问我老师会不会打人？同学会不会欺负她？爸爸会不会像妈妈一样爱她？小小年纪就提出这些现实的问题，让我不由得心里一紧。我说宝贝女儿那么优秀，他们都会喜欢你的。
女儿开学后，一切生活都步入正轨。早上，我和冯山山一起送她上学。下午，冯山山下班后接女儿回家，我则在家做饭等着父女俩。记得有天吃饭时，冯山山问女儿：
“有同学欺负你吗？”
女儿停下筷子，抬头望着冯山山，说：“没有。”
“如果有人欺负你，你要以暴制暴。”
女儿不懂这个词，便问：“什么叫以暴制暴？”
“别人打你，你用同样的手段打他。”他说这话时，两眼闪着怒光。而后接着说，“你必须在学习上用功，在班里拿第一，这样，别人就不会小看你了。”
女儿似乎听懂了这两句话的用意，没再说话，埋头吃完饭后，一个人回到她房间开始做作业。
往后的几天，女儿放学回来就坐在她的小房间，而且安静得让人常常忘记她的存在。她的眼里很难再容下其他东西，除了学习。我担心她这样下去，会在心理上出什么问题。于是，离开女儿之前，我与冯山山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沟通。大概意思是让他不要严苛地给女儿那么大的压力。他一边反驳，一边说些什么“现在不努力，今后种田地”之类的话。
“种田地也是不错的职业呀，尤其是科技种植。”
“切。”他带着嘲讽的口气说，“你怎么不去种？”
我们第一次为女儿的教育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假期休满后，我回到单位上班。后来的一些双休或假期，我尽量赶往遵义与父女团聚。一方面是想见见女儿，给予她更多的母爱。另一方面，夫妻生活也是重要的一环。老实说，自从冯山山离开我在遵义工作后，他越来越没有这方面的欲望了，每次上床后，要么半天没反应，要么敷衍地完成任务。我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他：
“又不行？你怎么回事？在外面有女人了？如实交待。”
“没有，我只是累了。”
也许真的累了，又或许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但我没必要穷追不舍，毕竟工作和带孩子的确累人。我感同身受地想。
就在那时，我发现冯山山对女儿特别严格，尤其在学习上，稍有差错，他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吼。我从小就特别讨厌人类怒不可遏时的叫喊声。有许多次，女儿被吼得神情呆滞，两眼饱含热泪，想哭，却又被一阵怒吼声压制了。
“你就知道哭，哭，哭。有本事哭出来我看看。”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女儿？”我忍无可忍地向冯冯山发飙。
“我是为女儿好。”
“好，也要讲究个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严格要求出人才。”
“幸福是童年需要学习的首要技能，而不是相反。”
“这有什么不妥？”
“小女孩，珍贵又脆弱，需要十分小心地引领她。”
“……”
这种对话阴阳怪气，嘲讽、责备、恶言相对，音量逐渐增强。有了第一次争吵，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就像商数。同时也积下了怨恨，它潜伏在回忆里，窥伺着，等待着回到下一个时间段，就像炭火依旧留有余温，任何一阵微风都能令其死灰复燃，又或是像那些构思看起来单纯有趣的故事，其实早已埋下了灾难性结局的种子。
3
女儿上五年级期末的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躺在一道万丈悬崖之上（下边是滔滔大海）的梯子上，此时梯子四周的螺丝在松动，我感觉我和婴儿很快就会坠入悬崖，于是便向旁边说话的人发出求救的信号，可是他们并不理会我。就那么十几秒钟吧，螺丝已经松动到快脱落了，我想测试我们会不会真的掉下去，就抱着婴儿向左边轻轻一动，这时突然醒来了。每次做这种噩梦都是醒来拯救了我。
我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目光迷失在从窗户上透射进来的光影中，仿佛沉浸在某个念头里，那念头在我的脑袋里飞来飞去，怎么也捉不住。
第二天是周末，我一早就乘车去看望女儿。我发现女儿的话变少了，而且显得十分忧郁。每次我搂抱女儿时，她都会默默地哭泣。我问她怎么了，她总是摇头。我问冯山山，他说女儿就是这样子的，不要一惊一乍。我没再追问。
冯山山也有不小的变化。经常心情不好，介意周遭的处境，他有便秘，长期用中药来调理，痛苦更加冰冷，令人窒息。还常常饮酒，酒精无法抵达溃烂成灾的灵魂深处，也无法缓解疼痛。
也是一个醋坛子。只要我手机或短信一响，他就会敏感地看着我，仿佛我手机里立刻会跳出一个他的情敌来。他经常安排他的亲戚或雇别人来镇里监督我。名义上是给我带点东西，或看望我，但实际上这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沉堕于鸡毛蒜皮的人情来往，斤斤计较，机关算尽。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肉体生活在一个维度里，而灵魂则生活在另一个维度里。但我是问心无愧的。谁知道他的另一个维度在哪里呢？
“流水不腐。”我一遍遍对他说，“明智的人都知道要向前看，要成熟。你现在变了吗？”
“具体一点。”他提高嗓门并生气地说，“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性格。”
“性格是父母遗传给我的。”
“基因会择优，这是其一；第二，一个人后天的成长会从父母身上看到不足，然后改变。”
“我生来就这样，而且至死不改。”
说完这句话后，我看他薄薄的嘴唇在微微颤动，眉头紧锁，眼睛直愣愣地怒视着我。这一瞬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什么呢？是真的不改？抑或憎恶、轻蔑，还是愤怒？彼此陷入沉默中。许久，他突然冒出一句：
“离——婚。”话说得很重，也很慢，似乎为了确认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听到这两个字，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自从冯山山到遵义教书至今，这个词几乎就挂在他嘴边。同时，那一刻我也在思考：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这是我想要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我无法起身离开？
“为女儿。”我几乎是带着哀求的语气脱口而出。
“不，我带女儿。”末了，他又补充一句，“你每月给1000元生活费。”
“我说的是为了女儿不要离婚。”
“不。”
“……”
一次次这样后，我变得异常冷静，甚至希望他干脆死掉。不是在下班路上遇到车祸，就是在上班路上遇到横祸。总之，就是盼望他遇到什么事故，对这样的自己，我也感到惊讶不已。还想象着自己穿丧服的样子，心里就会莫名地感到舒服。抱歉，我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那天离开的时候，女儿已经去到学校。我在小区门前搭了一辆的士到了忠庄汽车站，购票不一会儿，发往五马镇的班车便出发了。一路上，空虚之感一而再，再而三地涌上心怀。我倾听着自己的声音，倾听着他的声音，倾听着女儿的声音，像波涛翻滚，而且是碰上咸味的波涛，不断持续着，记录着时光的流逝。
回到单位，我一想到女儿，就忍不住哭，每天上班时眼睛都是红红的，同事见到我就问，素芹，你到底怎么了？遇到了什么事？我都摇头表示没什么事。其实我心情已经降到谷底。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者躲在院子的某个角落的树荫下，在空想的世界里幻想着即将到来的一切。过去的这些年，他向来讨厌我总粘着他，坚信男人就该放纵不羁，不需要有个哀怨殷勤的女人常伴左右。可是，刚才离开我几天他一个人自在的日子，他又开始觉得自己需要家庭，非常需要。我希望他这一次也同样如此。
可一月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三份离婚协议书。任何词语都无济于事。他有多看不起自己，恐怕我就有多看不起他，于是我签字后留了一份给自己，其他两份寄还给了他。
不管怎么做，有些东西永远破碎了。这份离婚协议书像回旋镖一样反噬到他自己身上，是七年后的一天。
4
终于没有架吵了，我也没有憎恶他，因为他带女儿会付出更多。我常常这样想。和平重新回到身边之后，我又能专心做我的工作了，而且比之前更加热爱。我要勤奋工作一辈子。于是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者下乡，我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难道还有比全身心投入更能赋予人自由的事情吗？
为了忠于自己的工作，应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开始每天早上跑步，从最初的一公里，到后来的五公里，天天坚持。工作的间隙也做一些伸展活动，那时还没有八段锦。每天除午餐在单位食堂吃，早餐和晚餐都自己做。每天待女儿放学后，我都会打电话问问她情况。
除了家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离婚了。一方面是手续办得太突然，另一方面是我不想过早坦露自己的婚姻状况出了问题。
2009年8月上旬的一天，副镇长带着我和同事杨菲菲，加上驾驶员一共四人，到村里指导村民收高粱。说是指导，其实就是走走看看，同时给他们宣传政府收购高粱的各项指标和要求等事项。那天一早，我们坐车去天坝村，一路颠簸，一路检查，到天坝村时已是中午。
“素芹，这不是你老公的老家吗？”下车站定后，同事杨菲菲大声说。
“是的。”我点点头。
“趁今天来了，你就顺便去看看吧。”一旁的副镇长说。这人工作务实，关心体贴下属。末了，他补充一句，“其他人家我们分别去走访。”
“谢谢！”那一刻钟，我本想拒绝副镇长的安排，但又觉得这样会让他认为我是一个不重视亲情的人。于是我答应了他。
离开公路后，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径直向他家走去。前面一片茂盛的青冈林在眼前展开。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路边一条小溪流水潺潺，这些声音填满了整个森林和庄稼地。一片片成熟的高粱红得像地毯。烈日当头，没走几步，汗水浸透了全身。
中途我想，冯山山有没有跟他父母讲过我们已经离婚了？如果讲了，这样一来，难免有些尴尬。不管讲没讲，毕竟曾经是亲戚，也是女儿的爷爷奶奶，来看望他们也是常理的事情。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他们家门口。冯山山父亲坐在门前一张椅子上抽旱烟，那阵势，像要将日子抽干一样。她妈妈也在屋檐下歇凉。看到我来后，她依然像过去那样亲切地叫我一声：
“闺女来了。”同时高兴地走过来想拉我的手。
那一刻我站着先抹去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才顺势握着她的手，并毫不犹豫地叫了声：“妈，爸。”
“我们刚吃过饭。我马上给你做饭。”说完，她立刻带我来到厨房。饭是热的，她从篮子里拿出刚摘下的两个西红柿洗净切好，又从盒子里拿出三个鸡蛋打在碗里搅拌后，下到锅里开始翻炒。炒好后，她将菜放在桌上，又打了碗饭给我。我开始吃饭。她坐在我边上不时看着我，又寒暄几句。
“你和冯山山离婚了？”她突然问。
我停下手中的筷子，眼神没有看她，而是看向一边的某个虚无的东西。然后收回眼神，看着她说：
“是的。离了。”
这时，她垂眼望着自己粗糙的手指。那是一双常年种庄稼的手指。正是这双勤劳的手，将冯山山和他的妹妹（女儿的小姑子）送进了大学。脸色比前几个月暗淡，黑眼圈很明显。大概是操心我们离婚的事吧。
“自从冯山山……”她说到这儿停下了，从她那因睡眠不足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流下了干涩的泪水。我以为她没有说完的后半句话是“与你离婚后让我难过”之类的话。她抬起手臂，用袖子擦拭了一下眼泪，带着沙哑的声音重复着说，“自从冯山山——带那个女人到家里来后，我就吃不好，睡不好，天天想你们的事。”说完，她又擦了一把眼泪。
我咽下涌上喉头的话，凝视着女儿奶奶。两行泪水顺着面颊滚落，嘴唇颤抖着，拼命压住抑涌上喉头的呜咽。我假装擦汗，故意避开她的目光。好一阵，我才问：
“她带个女人来家里了？”
“对。”
“什么时候？”
她抬头望着天花板，像在思考什么，而手指却在不停数着数，我看到她数到第七个手指的时候停下，然后望着我说：
“七个月前。”
我有点懵圈。因为七个月前我们还没有离婚。那一刻，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到冯山山身边，指着他鼻子骂他：无耻、下流、不是人……总之，人类所有脏话都往他身上泼撒一遍。但冷静一想，有个屁用，手续都办了，人家小日子过得比我舒坦多了。何必自寻烦恼。更不想问这个女人的来龙去脉，没意义不说，越问，对自己伤害就越深。于是，我装着一副平静的表情向她妈妈如此这般的解释，但见她黑亮的眸子依然泛着困惑之色。实在没必要在老人面前讲更多。吃完饭，枯坐一会后便离开了他们。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山山的父母。后来的许多年里，偶尔会想起他们的身影。
5
从乡下回来两天后的晚上，我正准备睡觉时，电话铃声响起。是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的声音听来分外遥远，黑暗的东西沉淀在电话深处。
“你好，你是冯文清的妈妈吗？”
“是，我是她妈妈。”突然有人提到女儿，而且还是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不等她说下一句，我就心急地问，“我女儿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头没有回音，只有沙沙的电流声。
“喂，你没听到吗？”
“听到了。”她说，“我处于人性角度提醒你，如果条件允许，你应该把你女儿带在身边上学。”
“我女儿遇到什么困难了？”
“他父亲——冯山山对孩子的要求近似于疯狂。”
这句话之后 ，我立刻就明白这个人就是冯山山的相好了。不，应该是夫妻了。她是不是因为当后妈，觉得烦，所以才想出如此下策？但她紧接着的话排除了这种可能。她说：
“我已经和冯山山分开了……”
随后便挂掉了电话。躺在床上左思右想，越想越睡不着。单靠思考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便下决心不再想它。可是，我的住房在一楼，窗户就挨着后边的一片杂草，里边不时传来“铛铛、唧唧、聒聒”的声音，声音带有一种秋凉的气息。脑子里全是女儿的身影。实在睡不着，于是翻身坐起，打开灯，并撩开窗帘，斜看天空，此时薄云不断地流动，夜影的衣摆被月光揭开，转瞬又笼罩在淡淡的黑暗中。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半夜，室外突然下起了雨，雨声很大，几次睡着又被吵醒，感觉自己把头露在了窗外，整晚雨一直都打在我的脸上。
接到那个女人的电话之后，我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对尖锐的东西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敏感。
一周后的星期四早上，我向领导请假，说女儿病了，需要去照顾她。领导批准了我两天的假，加上双休日，一共有四天时间。乘车到遵义时，已接近中午，我直接去到女儿学校，还有一节课就是午饭时间，我在学校门口等待。听到下课的铃声后，我来到五年级一班教室门口找女儿。她最后一个出来，看到我时，眼睛睁得大大的，并带着一种惊讶，仿佛我是天外来客似的。她的身体也越来越轻瘦，仿佛灵魂的重量逐日削减似的。
“宝贝，妈妈来看你。”我走上前摸着女儿的脸，弯腰亲她。那一瞬间，眼泪像决堤了似的，无遮无拦地流淌。
良久，女儿像在回忆什么，然后才开口喊一声：“妈妈。”
为了不让场面尴尬，我迅速擦干了眼泪，并嘱咐她去食堂好好吃饭。随后和教室里走出来的班主任老师交谈了一下女儿的学习及思想情况。老师说女儿学习很好，但几乎不和同学们交流，多数时候都是处于沉默的状态。
“做父母的多关心她身心健康，多沟通。”老师准备去食堂时说。
“好的。谢谢老师！”我点点头。看着老师转身走向食堂的那一刻，我感觉我陷在了无底的泥沼里，心头有股难以言喻的焦躁。
走出学校，我在女儿所在小区的边上找了一家宾馆住下。同时给冯山山打电话说我来看看女儿，如果方便，晚上带她出来见见面。他在电话中说女儿不需要我来看，也没有时间见面。
“为什么？”我气愤地问。
“就是不想见。”
“虽然在法律上我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有探视女儿的权利。”
感觉到“利”字还没传达出去，他便挂掉了电话。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不知是谁说过的“每个女子都是寄居于体内的神暂时制服了的野兽的人”这句话。不，我不是野兽，谁也别想制服我。
6
冯山山挂掉我的电话后，不知处于什么心理，我突然想给那个陌生女人打电话，犹豫再三，还是拔通了她的电话。
“你好，我是文清的妈妈，叫黄素芹。”
“你好。”她回复的语调淡淡的，“我叫张德芳。”
“想约你见见面，不知是否方便？”
“方便。”她回答得干脆。
“那么。”我思考了几秒钟，“在哪里见面合适呢？”
“适合见面的地方都可以。”
“晚上七点半在三阁公园门口见面，好吗？”
“好。”
挂掉电话，我一看表，已经六点，于是我下楼到宾馆外一家羊肉粉店吃了一碗米粉后，便慢慢走向公园。黄昏的太阳还挂在城市的屋顶上，漂浮在半空的云层经太阳光的反射，形成火烧云的景象，随后太阳逐渐坠落，云团变得暗淡。我的心也跟着变得暗淡——因为我不知道即将与陌生女人的见面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经过繁华街道时，站店门口的店员不停叫“进来看看”，要在平时，我真就进去看看。但今天不行。继续向前走，穿过一座天桥，再沿着步行街行走二十分钟后，就走到了三阁公园入口处。一个穿着花格裙子的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正低头看手机，人长得蛮漂亮。我估计她就是张德芳，于是走上去打招呼：
“你好，请问你是张德芳吗？”
听到我的问话后，她突然收起手机，然后抬头看着我说：“是的。”
一阵寒暄后，我们往公园里边走去，边走边聊些生活中的见闻，或是其他事情。树叶迎着傍晚的逆光不停翻转，原本静态的图景焕发出流动的活力。走到文昌阁，抬头看那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它呈现出楼阁的典雅与庄严。而此时我的心却是浮泛的。边上正好有一张椅子，她说：
“我们就坐这儿聊聊吧。”
我点点头。
“我和冯山山是同事。”她首先介绍起自己来，“谈你女儿之前 ，我简要谈一下我与他之间这段短暂的情缘。”她深呼吸一下，接着补充一句，“免得你认为我是第三者。”
我没有打断她。尽管我一直想知道他们的情缘究竟是在我们离婚之前，还是之后？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她能敞开心扉说出来，我觉得她是一个不纠结过往的人，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不妨带着耳朵听听。
“我也离过婚。”她不无忧伤地说，“是因为与男方结婚五年后，没生孩子的原因。认识冯山山后，他说他已经离婚了，由于偏信，就常和他在一起。而他与你离婚的真正日期，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立刻明白她的确在我与冯山山离婚前就在一起了。平心而论，她是受骗上当者。而我，则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一个愚蠢的人。她拉了拉裙子，右手捋了一下垂到脸部的头发，又侧了侧身，然后继续讲述。
“他动辄斥责，只要文清稍有走神，一根棍子便朝其背部打下去。这时他的语气比以前更加严厉，手中的棍子也更不留情。文清对这样的打骂也没有一句怨言，遭到斥责时也总是唯诺称是。总之，每天放学后，整个房间都是斥责声。后来他好像也仔细考虑过不那么严格教育孩子，然而反复思量，终无善策，只有比以往更严格地督促学习。
“其实他对我也是这样的，只是他不敢用棍子打我而已。每当看他对孩子那么苛责，忽然觉得这孩子可怜，真正把她当成亲生骨肉来疼爱……”
“谢谢你！”我插话说。
“不用谢。”她说，“我想起王尔德在《自深深处》里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口养着一条小毒蛇，不能每夜都醒来往自己的灵魂里栽种荆棘。’我发现冯山山就在胸口养着一条小毒蛇，而且一醒来就往自己的灵魂里栽种荆棘。谁受得了呢？”
话毕，她用手拍打了一下手臂，好像有只蚊子咬了她。她说完“吸血鬼”这句话后，便爽朗一声笑了。不知道她笑什么？我突然也想把我心中的许多苦水也向她倒倒，但又觉得没必要，不如听她说说冯山山与孩子的事更好。
“冯山山每次这样对待文清的时候，我都发现她的眼神很不安，但冯山山这个家伙根本不可能发现。”她说，末了，她又补充一句：“文清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在你看来，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接着她的话问她。
“她聪明，但她压抑。她想得多，但她无处释放情感。”她将头转过来，眼睛看着我，虽然夜晚的视线不那么清楚，但我分明看到她眼里透着一股希望。“所以，我先前给你打电话，和今天晚上与你谈话都是同一个意思：如果条件允许，你把孩子接到身边带是最好的了。”
沉默像一叶渡船穿梭于此岸。许久，她伸出左手搭在我瘦瘦的肩膀上，像是在安慰我。“你说如果这只手是阳光该有多好，是八月底沉入的风声该有多好。”沙沙的嗓音嵌入我和她之间，嵌入一个个昨天、今天与明朝的无穷的线条之间。天黑了，我看不见她的嘴，她的呼吸声也像在遥远的地方一样。
“非常感谢你。”我说，“彼此相连但又局限的这个世界。”
后来我们还聊了许多现实的问题。那晚告别她后我们从此没有再联系过。回到宾馆躺在空虚之床上，没有困意，没有同伴，没有安宁，陷入困惑意识的潮涨潮落，像黑夜的潮水起伏，那里是怀旧命运和孤寂的汇合处。今夜我如此沉重，压垮了那张梦境的沉默之毯，让自己透不过气来。
见不到女儿，我心里升起一股绝望，还不停诅咒这是一个背负着残忍宿命的男人，对自己那残忍行径仅有的辨白就是严格，严格，严格。无耐之下，我用微信给他发了一段劝告语：
“孩子对不确定性的耐受，或者说对焦虑的耐受是有限度的。所以，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教育的方式，让孩子在宽松的环境下学习与成长。如果做不到，就由我来带孩子。”
过好一会，手机信息里才传过来一个字：“好。”
7
“女儿由你带吧？”这是四年后的一天冯山山在电话中说的一句话。此时，女儿正上初三上半期。
为什么突然要由我来带？莫非文清心理、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了？我脑子里快速闪过不好的念头。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女儿能回到我身边，就是上天赐予我的福。所以我高兴地答应了冯山山。
我安排女儿到仁怀市第十二中插班，学校离镇政府三百米距离，每天早餐后，她自己去学校上课，下午放学后，她先回到家做作业。我也刚好下班回到家中做晚餐。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没发现女儿的身体或心理上有什么异常，学习也不错。只是话少，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
时序进入2015年2月的寒假，一个周六下起了雪。深灰色的天空愈发阴沉，似乎白色都被地面吸收殆尽。那天下午，文清在查阅资料。我坐在她旁边找了本杂志读，但一点都读不进去。心里装着一种不安，而且总也挥散不去。这时，我转过头看到女儿开始颤抖，更确切地说，她好像是受到了惊吓。手在半空中挥舞，好像在驱赶某个无形的东西，又像是在避开什么东西的追打？而后女儿捂住眼睛，摇着头连说：
“不要，不要。”
“不要什么？”我问。
她没回答我，手往头顶拔头发，不一会，沙发上掉了不少头发。
“你哪里不舒服，宝贝？”
她眼神呆滞、茫然若失地看向房间的某处，然后开始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像个不懂事的小孩子。我上前扶着女儿不停安慰她。过一会后，她收住哭泣，突然笑了起来。这一哭一笑，我知道情况不妙。但同时也宽慰自己：女儿也许学习压力重，需要释放情绪，与“精神疾病”不会有关联。
“妈妈，我刚才是怎么了？”女儿问我。
“又哭又笑。”
“真的吗？”
“是的。”
女儿这时紧张而害怕地看着我，但神情已经很清醒了。她起身走到镜子处，左看右看，擦掉眼泪，再回坐到沙发上读书。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而且安静得异乎寻常。
一晃就来到初三的下学期，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三个初三班）前十名，班级前三名。性格上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偶尔会突然向我发点小脾气，或者说些与现实生活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我觉得孩子小，说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属于正常现象。我没有想太多。
中考完，她心情放松，每天要么陪我在办公室玩，要么在房间读点诗歌或小说之类的作品，或者到街上买点零食吃吃，顺便转转。二十多天后，中考成绩出来了，她考了614分。我着实惊讶到了。晚上，我特意做了一几个特别拿手的菜，还在外面买了两瓶啤酒，一同与女儿庆祝。饭间，母女俩都高兴得哭了。
女儿这中考成绩，报什么高中都没问题。但我考虑女儿不能去太远，就近选择在仁怀本市上高中最合理。也不知道女儿中考成绩的消息是从哪里走漏出去的，一天上班时，我接到一个中年男人打来的电话，他说：
“我是仁怀一中校长，叫王远宽。你女儿就报我们中学吧，学费全免。”
天上有这等掉馅饼的事吗？我一边听着这个人的陈述，一边想，莫非是电话诈骗？于是问他本人叫什么名字，学校在哪里等等之类的问题。
“不用怀疑。报名就行了。”他呵呵两声挂掉了电话。
后来，我向同事问了一中校长的名字，他们都说校长就叫王远宽。这下我可放心了，毕竟人家没要我一分钱，反而是免费。骗子根本做不到。我和女儿商量上学的事，她也同意说就上一中。报名十多天后，就收到了一中的录取通知书。
开学那天，女儿自己提着洗漱用具、衣物，我则帮他提着床上用品和其他物品一起坐车赶往市里报名。在教务处报完名后，我领着女儿去了校长办公室。
“你是？”校长问我。
“我是冯文清妈妈。叫黄素芹。”
“你好。”他满脸笑容地看了看我和文清，接着说，“请坐。请坐。”
“谢谢！”
我表达了对校长的感谢。校长则对文清提出了学习上的要求。因开学时间事务较多，聊了大概七八分钟时间，我们便告辞了校长。
8
文清住校，每周回家一次。上学两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他说请我方便时去学校一趟，感觉冯文清的一些言行有点不对劲。这个电话像一个人的眼睛中装着的恶之核的爆炸，瞬间让我四肢发软，头脑发晕，意识模糊。感觉所有的时间都纠缠在一起，而担心的事也终是来了。我旁若无人地、像山洪爆发般大哭一通。哭过后，我想找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可惟有向前的脚步声在回答我。
我急匆匆去学校与老师了解了文清的整个情况，老师给的建议是：先办理休学，再去医院检查治疗，治好了，就回来继续上课。我按照老师的建议，并将女儿接回了家。正如老师所言，文清的言行已出现混乱，同时易发怒、猜疑、受压力刺激时更是容易情绪失调，根本控制不了。之前，我就读了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书，大概知道她这个病属于情感障碍方面的问题。
“我想要在成绩上得全班第一。”女儿怒发冲冠地说，“可是，我还没讲出来 ，班里其他人就知道了？”
“你没讲出来，班里不会有人知道的。”
“就是知道了……”她眼露寒光地看着我。
我当然不能和她争论下去，更不能刺激她。而且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话题。女儿和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神是极度敏感和警觉的。仿佛我也是她眼中最大的敌人，也要和她争第一样。
每次出门，每当我与别人说完一句话，女儿就以为别人在讽刺或骂她，就说：“你是坏人。”与我说话的人感到很惊讶，脸色倏地红了，而后又快速地反问：“我怎么是坏人了？”我觉得很尴尬，一边使劲向对方眨眼睛，一边打着圆场说些宽慰话。别人似乎也理解了我的用意，便不再说什么。
一天晚上，我醒来，听到女儿不停地尖叫。我轻轻走近她房门口，并敲开她的门，她正坐在床上，把床单拉来盖住自己的头，她在哭。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虽然我知道这是女儿犯病的表现，但我还是想问问她到底是什么事。
这时，她突然掀开床单，看着我，“冯山山刚来了。”女儿带着坚定的神情说。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体内有一股令人眩晕的恐慌——我想甩开它。“我打开衣柜给你看，这房间里根本没有人来过。”我说。可文清还是不停地摇头，并指着床下说，“应该在这里。”我明白她这话的意思，于是我扶她下床，我们一起蜷缩着身体往黑暗的底部看，接着便一起站在窗边，向外凝视黑暗。
“没有谁来过。你赶紧睡吧。”
“他在这里呀。”女儿说，“冯山山真的在这里。”
多数时候，女儿冷漠地坐在床上打量我，仿佛我真的就不是她妈妈，而是另一个陌生人。我给她端茶，给她好吃的东西，有时她拒绝，有时又高兴地接受，有时还会大声喊：“别管我，你好烦呀。”这时，我感觉到她语气中有一股气势汹汹的持久力，它一刻不停地带着我们通宵达旦。
在此之前，家里每天都是幸福宁静的，但是在文清一个人短路后，整个家好像开始全面停电了。我决定带女儿去贵阳省精神病医院检查治疗。
“我没病，你为什么要带我去医院？”文清拒绝去医院，并否认她有病。
“是的宝贝，你没病。”为了安抚女儿，我这样回应她，“但去检查一下身体让人安心。”
女儿不认为她有病。而我也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文清精神上的问题。每当同事或亲戚问起女儿为什么没去上学，我就找借口说她请假几天。
后来的许多次，无论我怎么劝，她就是不去，而且每次一提到去医院这个话题，她都又哭又闹。那阵子，我的心都快碎了。但也不能这样发展下去，总得要找个突破口，或者说总要找个什么科学的办法让她恢复健康。那段时间，我拼命在网上搜索关于精神病方面的书目。我看到其中有些观点认为，如果精神病人是快乐的，那么为什么要打扰他们的快乐。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快乐的精神病人，在没有威胁到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又不给家人、社会增加负担的情况下，那么就没必要按照我们的感受去治疗他。这个说法有时也左右了我的思想。但问题是，如果不治疗，她怎么恢复健康呢？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一个人是无法承担的。于是我首先向冯山山报告了女儿现在的情况。
“你自行负责。”他这句冷冰冰的、无一点人性的话彻底把我激怒了。
“难道她不是你女儿吗？”
“我带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是这样？”
“病因是一天两天引发的吗？”
“你不引，她怎么发？”
“……”
“你不负责可以。但你得补助部分钱给我去为女儿治病。”
电话另一头沉默，不一会他直接挂掉了电话。钱，也就别指望了。
9
文清回家十天后，我向弟弟说了这事。他说他有位同学是心理医生，对心理辅导方面很专业，可以找他咨询一下。我说现在文清怕去城里见人。于是弟弟打电话给他的那位同学说明了情况后，那位心理医生第二天（周六）便赶到镇里来给文清看病。
在单位大门外与医生见面后，他说先找个地方了解一下文清的病情，然后再与她见面比较稳妥。于是我带着他到我办公室就坐，泡了茶，彼此介绍了姓名，他叫杨茂光。而后，我开始把文清的病情给他叙述了一遍。他边听边点头，中途不时插一两句话。
“有时候，孩子和父母的灵魂实际上是彼此对立的。”话毕，他抿着嘴唇，国字型的脸上露出帅气的微笑，眼里透着一股清澈的光芒，并专注地看着我。我没敢正视他，眼神往别处瞟了一下。他仿佛从我这个细微的举动中看到了什么似的鼓励我一句：“为了孩子，你要振作起来。”
听到这句话，我泪腺立刻涌了上来，但为了不让场面尴尬，我使劲往上抬眼，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然后问他：
“因为对立，就会引发精神疾病吗？”
“只是特殊型人格的孩子会这样。”他端起杯子茶喝了两口茶，接着说，“一些心理障碍患者是在小时候受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创伤。有些创伤的成因在成人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稍停，他又下意识地端起杯子，但又没喝茶的迹象，仿佛手里非要握着个什么东西，谈话才变得稳妥似的。“多数时候，在孩子的眼中，周边的环境、成人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都被放大了，有些甚至是扭曲的。”他又利落地补充一段。
我脑子里立刻回忆起孩子这些年来遭受的种种压力和表现，不由得心里开始佩服起医生来。我想向医生表达点什么，但一时又说不出口。
“在我和文清面谈之前，我能了解一些她的基本情况，这对于接下来的心理辅导很有帮助。”医生像看穿我内心似的又补白了一句。
我表达了对医生的谢意。他说这就去看看文清，我又领着他来到住宿楼。一进门，女儿便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随即大喊：
“他是谁，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
“这是杨叔叔。”
“滚开。”
女儿撕心裂肺的哭了起来。杨医生没有说话，而是带着鼓励的眼神看着文清。大概半小时后，孩子没有再哭闹了，好像清醒了些。医生这才开始轻言细语地对女儿说：
“你有电话吗？”
女儿带着疑惑的眼神看向医生，又看向我，半晌才说：“有。”
随后，杨医生要女儿把电话号码告诉他，女儿立刻在纸上写下了号码。医生也将自己的号码告诉了女儿。并没有聊什么内容，时间也很短暂。临走的时候，医生向女儿说：
“方便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好啊。”女儿高兴的程度出乎我的想象。
送医生到单位门口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文清同意去省里检查，就带她去，因为不管哪种类型的精神病，都需要专业治疗，再配合心理辅导，这样效果更好。末了，他说：“家人的开导是必需的，配合也相当重要。另外，我每次打电话给文清时，你在旁边注意观察她的言行，聊完天后，你可以将我讲给她的内容让她复述一遍。”
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抓住医生的手拼命地点头。
医生走后，我想，母亲适当疼爱孩子，成年后会比母亲忽视孩子更加自信。但由于女儿从小与我分隔两地，而冯山山对她的期望又超出预期，以至于父女之间的“灵魂彼此对立”，越走越走远。再加上离婚，这难免对女儿心理造成重大影响。我从内心梳理女儿这些年的生活轨迹时，看到了自己很多的罪孽，也许还有更多的什么。
杨医生第三天傍晚便给女儿打来了电话。我在旁边静静地聆听女儿的话语，也在观察她的表情。中途，女儿突然问医生：“你会写诗吗？”“我写诗只写开头一句。”说完，女儿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挂掉电话后，我问女儿：“杨老师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叫我慢慢调整心态，不能整天在意别人的眼神和态度。自己得学会放开心胸……”
我表杨女儿记忆超群。并将此情况向杨医生作为了汇报。他非常高兴地说，你女儿记忆力还非常好，虽然中途问些诗歌呀什么的，这都正常。要我继续配合好他与我女儿的这种辅导聊天。
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女儿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我多次劝女儿去医院，但她坚持不去。我心急如焚。
1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女儿躺在沙发上，两眼无光地问我。
听到女儿发问，我紧握拳头，紧到我能感受到血液偾张。但没让她看到，怕她认为我是想打她。不是的，是终于找到女儿让我舒了一口气。
记得那天是星期五，下班回家后，发现女儿不在（之前，为防止女儿单独出门，我上班时，都把门给锁了。但有一天她发现她被锁后，告诉我说她快疯了，说我不能锁住她，说得出去走走。自那次她提出这个问题后，我就没锁门了）。手机也不在。我随即打了她电话，通了，但没人接。连续打了几个，都没接。我发了一条信息：“宝贝，你去哪儿了？”也没回。我立刻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匆匆跑到门卫处问了女儿的行踪，门卫说我女儿好像是出门了。
“是不是真的出门了？不要用好像。”我的话有点急迫。
只见门卫眼睛眨了几下，又左思右想了一会，终于张开大嘴说：“千真万确。”
我冲出门外，沿着公路向镇中心小跑而去，脑子里快速闪现许多画面：她正在“乐悦购”超市买零售，或者在“喜食”店买吃的。这两家店平时我们去得最多。气喘吁吁来到乐悦购超市，扫视了一眼，里边没文清的影子。我赶紧折回，迅速去到喜食店。店老板是一个年轻妇女（我们早前就相识，她叫李素娟），她看到我心急火燎的样子，以玩笑的口吻说：
“哈哈，你是被风吹过来的？”
“不开玩笑。我女儿来过你这里没有？”
“来过。还买了几袋巧克力。”
“几点？买完后往哪个方向走了？”
“大概四点。往街道的西边走了。”
我在脑子中快速换算时间差：女儿四点出走，我下班是六点，两个多小时，按照步行的速度，她大概已经行走十公里了。我转过身便往街道的西边大步走去。行走大概十来分钟，我听到后边有人喊我：“黄素芹，等等。”恍惚中回头一看，是喜食店老板。只见她手里拿着电筒，肩上挂着个包，里边装着两件雨衣。她快步追上我，说要和我一起去找文清。她的话和她这个人就像神的光芒。瞬间，我感动得眼泪花花的。人，真是脆弱得很。她递给我一张纸巾，我迅速擦干了眼泪。多少年暗自忍受的煎熬教给了我超人的自我克制能力。边走，她边安慰我，她的每一句话都像在我的骨髓里催促着我行走。
素娟三十五岁，是寡妇。她丈夫两年前因车祸去世了。有两个孩子，老大已经十岁了，小的八岁。两个孩子都由她妈妈帮助照管。素娟靠开喜食店、卖点季节性山货供养两个孩子。勤劳、助人为乐、温柔和美德是她身上闪着的光点，也是她未来的希望。
天色渐渐暗下来。银色金星发出柔和的光辉透过公路上的树枝缝隙在西边天空低处闪耀着。一轮月亮浮游在天边，看上去，它的边缘如此光滑锋利，触碰到它的事物仿佛都会被割出伤口。除了偶尔路过的汽车声和森林深处传来的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夜，静静的。此时的空气好像负载着重物，变得十分凝重。
我忽然想到弟弟曾经向我提过手机可以定位（他在移动公司任职，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事，随即打电话向他说明了文清出走的情况，叫他想办法给定个位。十五分钟后，他给我打来电话，说文清现在在寒坡岭，离我们所在的地方大概有五公里路程。
寒坡岭，海拔比镇上高五百米，气温较低。而且那段路面经常起雾、结冰，即使白天开车行驶，还得打开雾灯才能前行。女儿在往一个深深的黑洞走去，而这个黑洞又像一个黑色的悲伤。没什么犹豫的，必须加快脚步，一个小时后追上了女儿。她穿着那件花格子棉衣，像个幽灵似的在马路前方慢慢走着。为避免惊扰到她，我们没有大声说话，接近她时，她平静地转过身来看了看我们，然后又转过身继续前进。仿佛这世界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事。
“文清。”我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但女儿的确听见了，她停下脚步，身影在电筒光亮里呈现一团意志的幻象。我想大喊：你选择离开我，或离开我的视线，是一种糟糕的决定。但我忍住没喊。
“这是谁啊？”女儿指着站在我边上的素娟问道。
“这是李阿姨。”我说，“宝贝，我们回家吧。”
我走上前拉着女儿冰凉的手，她没有拒绝，而后就这样沿着来时的公路慢慢走着。素娟走在后边打着电筒为我们照亮。长久的沉默，而流逝的夜，又深深封闭着女儿的眼睛和心灵。我不知道她此时会想起什么，会不会听见另一条激流的声音？那声音在尘世的高空，在月亮的背面闪耀。
回到家时，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
11
这样的日子同时在飞快地缩短和变长。半月后，女儿的情绪稍稍稳定了下来。期间，心理医生也打过两次电话给女儿。我和医生沟通后，决定带女儿去医院看看，不管她愿不愿意。杨医生说他陪我一起去，并在贵阳与我们见面。我心想，他是心理医生，对于怎么治疗精神疾病应该有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等于是默许了。
“我带你去外面玩玩。”我对着女儿说这句话的那天是星期一的清晨，而且已经向单位请了假。单位领导也非常关照我，给我批了很长时间的假。
她盯着我。“有什么好玩的？”她问道。
我立刻打开手机，把里边保存的图片递给她看（这是我之前设计好的）。
“啊，好漂亮。”女儿大声说。
我知道，女儿的这声“好漂亮”意味着她同意出门了。但问题来了，如果到贵阳后，带她去医院，她拒绝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用这句人们用旧了的话安慰自己。我把该带的衣物分别装在两个箱子里，然后娘俩便来到镇上停车场坐上开往贵阳的班车。四个小时后，班车到达贵阳西客运站。杨茂光提前十五分钟抵达。那天是2015年12月15日。
为方便游玩，我将箱子寄存在客运站，而后与杨医生子取得了联系，他约定首玩地选在黔灵山公园，于是我们搭车前往目的地，十多分钟就到了。与杨医生见面也没多说什么，就陪着女儿在公园里四处观景。女儿走到哪里都指指点点，观察每个走过我们身边的人。“嘻嘻，你看那个男生人戴的帽子。”“嘻嘻，你看那个女生，冬天还穿裙子。”这一刻，我和杨医生都像是同谋——都保持沉默状态。游玩黔灵山公园后，我们转场去甲秀楼，那已经是下午六点过了。杨医生私下给我说晚上就去精神病院附近找家宾馆住下，方便第二天带文清去医院。我都听从他的安排，因为我对贵阳不熟悉。
杨医生陪我们去车站取了行李，而后又搭车前往贵州省精神病医院（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206号）附近入住一家宾馆。晚餐吃了贵阳有名的豆腐圆子。转了一天，实在疲劳，回到宾馆不一会就入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清晨。我叫醒了女儿，也叫醒了隔壁房间的杨医生。一同吃过早晨，便带着文清往医院走去。没走一会，她停下抬头看了看前方一幢高楼。我也跟着看过去，只见楼房正面写着“贵州省精神病医院”几个斗大的红字。
“你们是不是带着我到精神病医院去？”女儿边说边哭泣。
“带你去看看。”我声音轻柔地说。
“不去。就是不去。”
“文清，去检查一下身体，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太好了。”杨医生顺势劝女儿。
女儿听到这句话，突然收住了哭泣，然后笑嘻嘻地说：“我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是的，好好的。”医生借着女儿的口气说。
“那为什么要去检查？”
“每个人每年都应该体检一次身体。有病治病，无病放心。”
医生说完这话后，女儿像是听懂了，又像是没听懂一样愣愣地发呆。杨医生向我使了个眼色，我立刻领会到了，于是我们拉着女儿的左右手往医院走去。来到门诊，排队挂号。我们直接挂普通精神科/专家门诊。挂完号，来到等候区，不一会就叫到冯文清的名字了。就在此时，女儿大哭起来，坚决不进门诊室。杨医生说叫我先进去和医生沟通（这也是检查精神病临床实践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由亲人代替精神病人叙述症状），他在外面负责照顾文清。我走进门诊，递上挂号单，医生看了我一眼，说：“请坐。”她接过单子看了看，并在电脑上进行登记，完成这项工作后，她正面看着我，问：“你是冯文清妈妈？”“是的。”我说。她要我讲述一下文清的具体症状。我按照她的要求把文清的症状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她像是胸有成竹地边听边点头，然后在电脑上快速写下什么，并打印出来。
“拿着这个单子先去交费，再去各科室检查。”
从门诊出来时，文清已经平静多了。我们带着她交完费，才又按照医生所例内容分别进行检查。依次是血液、体液检验；CT检查；电脑生理检查；心理评估测量。当天下午，我带着文清，并拿着这些检查结果去到门诊室。主任医生先仔细看了一遍检查结果，那表情显得凝重。许久，她才放下手中的单子，望向文清，随后问了一些问题。文清有时对答如流，有时又语句错乱。医生不再询问，而是快速地在电脑上写出诊断结果。她拿着刚从打印机里滑出的单子，望着我，严肃地说：
“需要住院治疗。”
“我有什么病，医生？”女儿急切地问。
医生说是一般的病便敷衍了过去。她没有当着女儿的面说结果，只是说一般的病，需要住院治疗。想来，她是怕女儿听见她自己的病症后，会影响到她的心情。
我拿着单子一看，里边赫然写着：“双相情感障碍。”
办完手续，入住医院已经是黄昏了。杨医生回到宾馆，我与女儿同住一个科室。
12
入住715号病房时，里边已经有两位病人。一位胖胖的女孩与文清年龄相当，名叫张雅倩。长长的头发油腻腻、乱麻麻的，她住在病房靠墙的北面。陪床的是她父亲，大概五十七八岁。另一位瘦瘦的女孩则稍大一些，名叫罗秋香。挨着靠墙的南面。陪床的是她姐姐。女儿住中间一张床。陪床的人挨着东面靠墙的位置每人撑开一张行军床竖着放。
冬天，越发紧张的空气仿佛向两边拉扯天空，同时也匆忙地进出于胸膛。我感觉我好像变成了女儿，十七岁的女儿。莫名其妙地，我心脏会怦怦的跳，感觉像有人追来。精神病科的病人当中，有的人表面看来安然无恙，但突然间就会大喊起来。我作为陪护，安顿好女儿后，只要有空，我就在医院走廊上溜达。
那位胖女孩，自我们进来后，她要么蒙被大睡，要么醒来就一直坐在床上拿着手机看。有时忧伤不已，有时又摇头、叹气、苦笑，也不与她父亲交流。靠南面的瘦瘦的女孩则不停地从床的一头走到床的另一头，或者从门口径直往里走，再折返回门口。反正不会出门半步。仿佛这间病房就是她自己的家，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与她无关。读者可以想象，病房里就这么一点空间，其中一个人在里边来回走步，而且边走边哼歌，边走边嬉笑不已。
精神病医院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作息时间和用药管理。从早上六点半起床开始，到晚上二十一点半熄灯睡觉，中间各时间段都有详细的规定。目的是通过规律的作息和严格的用药管理，帮助病人重建生活节律，稳定病情，为康复打下坚实基础。
住院第二天，杨医生来医院探视，第三天，他又来探视。他因有事需回去办理，第三天下午便返回市里了。临走，他拿着一个鼓鼓的信封递给我，我猜可能是钱，便坚决拒绝收下。
“一点心意。今后有困难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杨医生边说边将信封往我手里塞。
“这怎么好。”我推辞。
你来我往的推托一阵后，他将信封丢在床上，转身快速地向门口走去，身影瞬间消失后，一阵落空感突然向我全身心袭来，我一屁股坐在床上。空，就是这种感觉吗？而空有多重呢？可能性是不是巨大的温床？不可能性亦然？一连串的自问转化为一连串的泪水。这泪水是由时间提供事实的证据，是达到了极限生活的最后一种希望，是永不屈服。
住院期间，父亲，妹妹、弟弟，少数同事，李素娟也都来医院看望文清。唯独冯山山没有来，也没给一分钱。我在书中看到一句话：生活是什么？如果不是在坟墓上跳舞。这种强烈的对比关系，让我觉得，即使站在坟墓上，我也选择不屈服、不消沉，反而要用最热烈的方式（跳舞）来庆祝和体验生命。所以，你来，或不来。你给，或不给。命运依然会引领我们母女前行。
很快，时间过了一月，文清的病情相对刚进院时要好很多。她乐于助人，同病室的两位病人有什么需求，她都主动帮助。她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怜悯，不是出于仁爱之心的考虑，她在学杨医生，她不知不觉受到了影响。这是女儿给我说的。
张雅倩的病情似乎没有好转，与别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一天比一天孤独，她的心情也千回百转，有时还变得诡异。她父亲不怎么言语，好像根本不了解她。记得有一天，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他曾经是一位部队大校（具体是不是，我不得而知），在某部队服役，转业回地方后，部队里的关系依然存在。我们只好安安静静地听他聊。偶尔也向他倾诉，什么话都能说，无拘无束，还吊儿郎当开玩笑。
三天后，那个男人带着他女儿出院了。告别时，我礼貌地对着他和她女儿挤出一点笑容，并祝福他女儿早日康复。
这个胖女孩出院后，随即入住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叫王丽文，由她妈妈陪着。这女孩一进来就特别警觉、激动、紧张，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不停地看房间四周，而且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抛开病态角度，说实在的，这女孩非常漂亮。她表情纯真、文雅，眼睛里还闪烁着热情的光芒。我和女儿都主动帮她们忙前忙后。
那个叫罗秋香的女孩，一个多月后已经不瘦了，病情相比之前要好很多，也不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静静的，痴痴的。应该是药物的作用。因为治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米氮平等）可以抗抑郁，它阻断大脑中的组胺H1受体，从而产生强烈的镇静效果。在其他药物的综合作用下，会出现不良反应。比如体重增加，食欲亢进，血压升高等。但不服用这些药物，就不可能稳定情绪、消除幻觉妄想等症状。
一天，罗秋香的姐姐罗秋美向我说起她父母的情况（我是一个从不打探别人隐私的人，别人不讲，我绝对不问）：她父亲腿有残疾，只能勉强做点维持生计的劳作。而母亲的眼睛有只是瞎的，另一只也是模糊的。她说她长年在外打工，挣的钱全都补助家用，治妹妹的病。今年已经三十三岁了，还没成家。话毕，她脸上挂着苦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饱含着热泪安慰她，但又觉得这句话十分苍白。
就在罗秋美述说她家事的第三天，她带着她妹妹出院了。
13
医院里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人间苦剧。隔壁病室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小男孩，每天中午举着投降似的双手，嘴里念念有词地在走廊上来回走。一天在门诊大厅遇见一男孩被家人围着，男孩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声吼：“我没有精神病，没有病。”还有一位女孩，只要遇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阿姨，我给你讲讲石头的梦想。”我还得假装认真听一会儿，不然她会火冒三丈。后边入院的王丽文，特别会讲故事，她讲时间无形却塑万物，讲着讲着，就又说时间会被人偷走，你信吗？我只能点头答应。
精神病人，心理障碍，都是一种极端化的表现，你不能说他们有病就不聪明，他们往往聪明，不但聪明，还超出了你的理解能力的那种聪明。
女儿的病情虽然比之前稍好，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每天坚持写一两句开头诗就没下文了。她还提出不同的世界观和看法。我有时也非常认同她的观点。不但能理解，还是深刻的理解，并且对有的还很认同。与此同时我也担心：我是不是有问题了？
因为我曾在网上查到过“二联性精神病”这个词条，这是查尔斯·拉赛格（1816—1883，法国精神病学家）提出的。即感应性精神障碍，是一种以系统妄想为突出表现的疾病，往往发生于同一环境中长期密切接触的两例病患身上。两人精神症状极为相似，一例为原发者，另一例为被感应者。
但我作为孩子的妈妈，即使我有这种精神倾向，我也必须保持足够清醒，并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真是这样，那不是瞎子领瞎子，双双有掉到坑里的危险吗？不，我绝不能这样。
而且女儿存在着易冲动、情绪化，受压力刺激时容易情绪失调的特征，并且伴随着自残、自杀倾向。我查了许多精神病学资料，其中一条叫“边缘型人格障碍（简称BPD）”，这是一种复杂且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去找医生讨论，医生说按照她的诊断治疗没错。我当然相信医生说的没错。
因双相情感障碍与这个边缘型人格障碍极度相似。但双相情感障碍症的情绪波动是比较稳定的长周期，分成抑郁和狂躁两种状态。而边缘型人格障碍症的情绪波动通常是突然发生的，没什么规律，触发点也比较随机。这两种症状在临床表现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很容易搞混淆。
两个月过去了，女儿病情没有根本性好转。中途，杨医生还来过两次，我和他讨论过文清的病症，他也认为我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处于医院医生的权威，也就没过多干涉。一是我假期满了，二是我不想在医院这样耗下去。花钱不说（当时文清的住院费用无法报销），病根不能除，这才是最要命的事。我决定带女儿回家自行治疗。但具体要怎么治疗，心里没底。和医生商量后，她也同意出院，但必须服药，而且要定期来医院复查。
出院那天，阳光明媚，女儿高兴得像一朵金黄色的花在肥壮的茎秆上展现着灿烂的笑容。
14
回到家服药的过程转眼两年过去了。期间，我也带女儿到医院复查过，医生说文清的病情比之前要好，但千万不能刺激她，要继续服药。我把女儿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向医生作了汇报。但她始终认为：这个病很顽固，要有耐心。
我对女儿有耐心。可是对医生，那是我的最后一次耐心。
“坚决停药。”我离开医院时大声说。
因为在过去这两年的服药中，女儿变得喜欢吃东西，根本控制不住嘴，人越来越胖。按照医生的叮嘱是不要刺激她，所以她想吃什么，我尽量满足。喜欢打扮，头发也烫了。虽然心疼，但还必须得花。另外，她的双手开始颤抖，像帕金森病人那样颤抖。而且她会在某一个我完全无法察觉的点上直接情绪爆发，并且伴随着较为严重的自我伤害行为，比如咬伤自己，或是用拳头猛力击打家具。记得有一次，我赶着要出门开会，嘱咐她在家里呆好，语气稍微急了些，她就突然站起来用拳头打我。关门后，我听见她把屋里的东西捣得稀里哗啦的。像这样的情绪爆发变得也非常频繁，几乎每周都会崩溃数次。
就在这些由无数个灰色的阴影构成的日子里，冯山山因意外事故去世了。我与他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也就此告终。女儿知道这个消息后，情绪更加不稳定。我能说什么呢，毕竟冯山山是她父亲，是血脉相连的一体。有时，我会从女儿的身形上看到冯山山的影子，挥不去，抹不掉。那是因女儿失去了父亲而从心中升起一种对逝者的庄严敬重和对孩子的悲悯。
那两年多的时间一切都显得多么不真实，好像存在过，但是我又有意躲闪着跳过，根本不愿意去回想。但偶尔也跳不过去，记忆如同折翼机一样掉下来，躯壳如泥一样瘫软，灵魂像进入一个黑洞。
好在，杨医生一如既往的给我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渴望与抗拒。且经常处在一种挣扎的状态：既希望别人关心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触和回应别人，于是干脆直接抗拒。总之，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和心里想的完全相反。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曾两次说过他想和我结婚。
“不能。”我冷漠地说。
“为什么？”
“怕影响你。”
“可是我不怕。”
“你小我三岁。”
“三岁是距离吗？”
“当然不是。”
“那又是为什么？”
我没回答。他也没再问。结婚的事就样暂时搁下。后来的某一刻我忽然想到，这对话怎么有点像当初我要冯山山和我结婚一样的场景，只是换了另一个人在反问我。莫非冥冥中，命运有一种我想象不到的轮回？但我不相信这个，而是相信命运像潘多拉盒子里的最后一个礼物：希望。
15
一天上班时，我读到一篇《观鸟疗法》的文章。这是英国作家乔.哈克内斯写的一本书，书里讲述了他从精神疾病中一点一滴、艰难恢复的过程。他于2013年经历精神崩溃后，尝试了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和正念练习，但效果有限。直到他开始观察鸟类，逐渐从鸟类的行为和自然环境中获得平静，最终通过观鸟活动重建了自我认同。观鸟主要疗愈机制是情绪缓解，自我接纳。
光。我看到了一束光。
那是2019年6月底，我们房子外面门框上方的燕子正在筑巢。从黎明到黄昏，这对燕子用尖细的喙衔来泥土、草叶、羽毛，耐心细致地劳作。
“门前有一对燕子在筑巢，宝贝去观察一下它们的习性。”女儿听见我说的门前有燕子在筑巢，一下兴奋起来。
“是吗？那我出去看看。”
于是我陪着她来到门外，站在门框下观看燕子筑巢。那当儿，两只燕子正在巢上休息。一只稍大的燕子（雄性）给另一只稍小（雌性）的梳理羽毛，雌燕啁啾着。不一会，雌燕给雄燕梳理羽毛。它们就这样互换着梳理对方。女儿则看得入神。我没讲任何一句话，就这样陪着女儿观看。
由于我要上班，往后的白天都是她自己出门观察。刚开始，我没有与女儿交流观察心得，我怕给她心里带来负担。反而是她自己主动向我描述燕子每天的生活习性。
半月后，女儿的身体状况开始好转，我趁机向她讲述锻炼身体的好处。女儿刚开始不愿意。但我依然坚持每天跑步（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信仰，现在更是要在女儿面前做好榜样）。后来的某一天，女儿说她愿意和我一起锻炼身体。就这样，观鸟和锻炼身体被编进了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循环——成了每天的一种秘密仪式。我们开始分享彼此的观鸟心得，跑步时的风景也成了我们交流的话题。
每个双休日，只要天气好，我都会带着女儿穿过镇政府后边一条又深又宽的峡谷。峡谷里有一条经年流淌的河——叫五马河。野鸭自由地畅游，野鸽成群地在河上盘旋，一会儿落在岸边，一会儿在空中急急地兜几圈，便又飞得无影无踪。河岸边是一片一片的青绿色高粱，而土地边上的山茱萸和柏杨树，在灿烂的旭日照耀下显得层次清晰。鸟类和其他各类昆虫一大早用清脆的叫声充塞四野，仿佛有无数微小的铃铛在我和女儿的耳边鸣响。我和女儿沿着一条硬化道往山上爬去，当她看到一条小溪从土地里涌出，羞答答地沿着山坡流淌，她会非常开心；每次当她专注地看小鸟，并听它们歌唱时，她的脸上就会有一种言不由衷的满足和幸福。
山上还有许多微观的精灵，女儿都特别喜欢。遇到一些漂亮的植物，女儿会问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赶紧打开手机里的支付宝功能，用里边的扫一扫确定植物的名字。女儿听后微笑着说：
“大自然真是充满了一种使人心平气和的美与力。”她停下，望着远方某处，而后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妈妈，处在这迷人的大自然的怀抱里，在跟这美与善的最直接的接触中，人心里的一切恶念也该消失净尽了吧？！”
惊讶。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胸口便像触碰到一个什么尖锐的东西，那东西正往上窜，窜到喉咙堵着，根本无法说出任何一个字。我瞬间流泪满面。三年啊，遮天蔽日的三年，终于听到她讲了一句在我听来已经是正常人的话，而且充满了诗意。
待稍稍平静后，我才对女儿说：“是的，宝贝。”
16
自此，我每天清晨或晚上都带着女儿跑步，然后观鸟儿，听鸟语。一段时间后，女儿所有的压力，思想的呆滞，都慢慢回到一个正常而清晰的状态。我们母女之间也不再有陌生感了，每次在眼神的接触中，都要对视好一会儿，这时，女儿的眼神仿佛在对我说：“你永远不要觉得你是独孤的，我也在这儿陪你，就在你身边。”
过了不久，一个早晨，我和女儿出门准备跑步时，只见燕窝里有一只短秃的翅膀热情而又胆怯地拍打着，并带着好奇的目光看向外面。这时，燕子妈妈和爸爸双双用嘴衔着虫儿飞回来了。雏燕叽叽地张开大嘴，然后接下父母的爱意。女儿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待燕子父母又飞去寻找食物时，我和女儿才迎着晨光去奔跑。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鸟、锻炼、去大自然探寻，我发现女儿比以前从容与稳定。我想，观鸟、跑步和大自然探寻本身就是一门心灵课程，能让人进入到一种无我之境，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当然，这个过程也离不开杨医生的心理辅导。他几乎十天或半月就会来和女儿聊聊天。女儿也开心并乐于见到杨医生。因为他来时，每次都带吃的，穿的，用的，还有文学方面的书籍。我也从网上给女儿买了许多书。对了，读书也能让人安静。
顺带一提，杨医生和弟弟是小学和初中同学。由于家庭贫穷，他到初三上半期便辍学了，在家待了两年后，他选择去当兵。通过努力，他被破格提拔为军官。又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混到团级军官转业。那时他四十二岁，但还没有成家。记得有次他说：“我终于混成光杆司令了。”我忍不住笑了。下地方后，他又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资格。我拒绝他的求婚，一方面是冯山山刚离世不久，另一方面，我不想带给他任何负担。因为那时女儿的情况非常不好。更要命的是，由于操劳过度，我已经绝经了，根本无法给他生育孩子。
对于我的拒绝，他似乎并不在意，而且还借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里边的一句“女人这个东西不论你怎样研究她，她始终还是一个崭新的题目”来嘲弄自己。
雏燕慢慢长大，它们飞到窝外嬉戏，女儿也跟着燕子的嬉戏显得很高兴。燕子妈妈和燕子爸爸则在站在电线上望着自己的孩子。不久，它们飞走了。周围也寂然无声了，听到的只有凋谢的树叶悄然落地的声音。女儿说她有点失落，还在梦中听见燕子在唱歌。为此，女儿还作了一首完整的诗，题目是《燕子之爱》（这首诗后来发表在《遵义日报.大娄山》副刊上）。
燕子带着爱和自己的心
划破夏天蓝色天际的幻影后
随着地球的曲度归巢了
唧唧声将屋檐上的空气划破
并演奏出动人的燕鸣的音乐
由此，燕子便生活在苦乐和奔波中
后来，老翅膀开始拍打新翅膀
并用咿呀掘出迷宫，为迁徙开路
而后带着隐于背后的骄傲飞向远方
燕子飞向南方，但还有其他鸟类可以观看，于是我托弟弟在市里给我买了一只鹦鹉和一只画眉鸟来养。鹦鹉取名洋子，画眉取名乐乐。鹦鹉到来一个陌生的环境，并不怎么发声，经过女儿一段时间的精心喂养，它逐渐变得机灵起来，还能模仿人的口语和器物的声响。这让女儿开心得不得了。画眉鸟一开始就在清晨和黄昏不停地鸣唱，旋律多变、婉转悠扬，非常悦耳，且富有金属般的穿透力。
女儿一边观鸟，一边读书，其中读了德里克.沃尔科特《白鹭》的诗后，背诵了第一自然段给我听：细察时间的光，看它经过多久/让清晨的影子拉长在草地上/让潜行的白鹭扭动它们的喙与颈/当你，不是它们，或你是它们，已消失……
“太棒了，宝贝。”
女儿从小就喜欢阅读。现在，每当她读到她喜欢的作品时，精神似乎变成了血液，像一种内在的力量在肉体中搅动，并以快乐的形式表现出来。
她的病情一天天在康复，学习上也一天天在进步，我由衷的感到高兴和幸福。为此，我思考让女儿重新进入学校，但又立刻否定这个想法。我问自己，什么是生存，什么是生活，何为始，何为终，何为慈悲，何为仁爱，何为条条大道通罗马。让她继续学业，压力随之而来后，会不会又是一地碎散？此后谁曾是、谁是谁的女儿？我想到那时，叙述所依并非年岁之光，而是眼泪的轨道。
17
“黄姐，兹定于2020年5月1日在清源餐厅举办婚礼。邀请你及你女儿前来喝喜酒。”
这是李素娟于2020年4月25日给我发来的一条信息。我当即给他回了一条信息：“收到。我一定前来参加小妹的婚礼。”回完信息后，我给杨茂光打了电话，告知李素娟的婚礼日期。他当即答应了。当时鬼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就在我带女儿回家治疗期间，李素娟找了个男人，叫方强，带来我家里多次（杨茂光也认识）。那男人长得蛮标准，身体又强壮，任谁看，都是一个干活的能手。素娟私下给我说，这男人离过婚，但没有孩子。素娟说对她、对孩子都好得很。我说这是幸事，世间有这么好的一个稀少男人，就赶紧结婚吧。素娟呵呵一笑说，快了。
自从素娟那次与我出门寻找文清后，我们成了闺蜜。不，简直就是亲姐妹。她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给予我经济、行动和情感上的坚定支持，让我永生铭记。父母，妹妹、弟弟对我更是关爱有加，那是一种血源之爱。
那时疫情防控得非常严格，八人以上在餐厅聚餐也得报备乡镇一级同意后，方可举行。素娟这人很会处事，别看她就经营一个小卖部，镇里的多数领导她都认识，申请举办一场婚礼不是什么难事。
5月1日中午，杨茂光开车下来参加素娟婚礼。我带着女儿一同前往。总共三桌客人，说是举办婚礼，其实就是几个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吃饭。用餐前，素娟和她男人举起酒杯发表祝词。男人嗑巴地说了些感谢和祝福的话。素娟在边上迅速地眨动着眼睛，仿佛在用眼皮说话。然后，她说：
“各位亲朋好友，感谢大家在疫情期间来见证我们的幸福。我想对我的老公说：遇见你，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从今天起，我们将共享三餐四季，共度岁月长河。我愿与你携手，在永远不会消失的生活里，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得更美好。也祝愿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生活美满，幸福安康！来，干杯。”
掌声一片。随后是众人洪钟般的一声“干”。
素娟平时大大咧咧，说话随意，没想到她今天讲出如此高水准的话，让我肃然起敬。就餐时，他们又都跟每个客人敬了酒。轮到我时，素娟故意拉上杨茂光，并看着我一板一眼地说：“婚姻这东西嘛，你不结，就是两个无聊的躯壳。你结了，就是两个有用的躯壳。”她对我说出颇有哲学意味的话后，便用左手用力地拍了拍我肩膀，接着说，“乖乖姐，我想尽快喝你喜酒哈。”
杨茂光在边上频频点头，仿佛素娟说的话就代表了他说的一样。我没点头，是因为我还没有考虑好。尤其像我这样的年龄，绝对不愿回到“人生只要踏错一步就会兵败如山倒”的循环和死结中。
那天吃饭喝酒直到傍晚才散席。女儿说她想回家喂鸟，便自个儿回去了。我和杨茂光从餐馆出来后，沿着街道慢慢往镇里走去。由于疫情管控，小镇并不景气。两个人相对无言。镇上的灯光看上去忽聚忽散。我们俩也是忽而挨在一起，忽而又分开。那一刻，我体会到过去曾经碎片的世界，现在却享受着重新成为整体的感觉。
“你看到过山洞中的植物吗？”杨茂光突然问我。
“看到过。”我疑惑地说，“何用意？”
“生长在山洞中的植物向着光攀缘，即使是最微弱的光，它也不会放弃。就像一个人如果需要寻找到圣洁，或者说需要寻找到不屈服的眼泪的那个人，那他一定会寻找到。不会放弃。”
仿佛我在走路，可是眼泪模糊了视线。仿佛眼前是一种幻觉，仿佛我并不属于我。那就把能够成为现实的东西交给想象吧。
18
“欢迎回家。”
一进门，女儿养的那只鹦鹉对着我点头哈腰地说。
“洋子真聪明。”
女儿给我泡了一壶普洱茶。她说今天妈妈喝了几杯酒，必须喝点茶解酒。茶的叶片在壶里自我放大，并散着香气。我内心也泛起万千星河，而时间所湿润的一切，都在这茶叶的抽象命运的杯里翻涌着。我端起女儿给我倒的茶喝了一口，口感从苦涩到回甘，就像从日子的艰辛回到生活的舒坦。
那天夜里下起了雨，偶尔划过的闪电照亮了窗户，透过光亮，我看到雨滴形成的雨帘从玻璃上流下来，像流进灵魂的页面。我闭上眼睛，深呼吸。
我和女儿分别上床睡觉，入睡后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带着女儿离开了小镇，生活在另一片大陆，依然是母女俩，依然有波浪向我们涌来。但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身处何方，无论惊人的聚变在地球表面刻下了多少印迹，我的心都会最朝向家庭，朝向女儿。我告诉自己，用母爱的力量去关注女儿，她一定是幸福的。
醒来时，晨光在慢慢扩散，外面的画眉鸟开始鸣唱。我惊讶地发现周围笼罩着光明和安宁，在深陷如此长久的阴影之后，竟然有美好的事物如此意外地降临了。
这美好的事物便是文学。
女儿身体全面康复后，她开始专心致志地写作，写诗歌、散文、小说。天啊，简直一发不可收拾，从省市到国家级刊物，两年多时间，发表各类作品二十余万字，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她说，往后还要出版散文集、小说集。她还说，要坚持不懈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我听见了女儿向前踏响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