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洁冰清——冼玉清

据说周恩来总理曾有句名言：全中国优秀青年都是我的子女。但很少有人知道，此类似理念最早出自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山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文物馆馆长、广东省博物馆馆长、孙中山纪念室主任冼玉清。冼玉清（1895年1月—1965年10月2日）生于澳门，祖籍广东南海西樵（现为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也是黄飞鸿老家），兼具画家、著名文献学家、杰出诗人等多重身份，被誉为“岭南第一位女博学家”。她毕生致力于岭南文化研究，在历史文献考据、乡邦掌故溯源、诗词书画创作、金石丛帖鉴藏等领域成就卓著，功昭学林，被赞为“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的“不栉进士”“岭南才女”。

冼玉清的父亲冼藻扬，是一个由广东岭南到澳门再到香港的船业大老板，一生乐善好施，由于小时候没条件上学，身为人父后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还在冼玉清的鼓动下赞助过同宗老乡孤儿兼音乐家冼星海出国留学（冼星海出世前，父亲作为渔民，就已藏身南海），并用自己的运煤船顺带冼星海去了巴黎，还多次出资赞助美国教会创办的岭南大学。冼玉清自幼聪慧，早年就读于澳门启明学校，后转入近代教育改革先驱陈子褒创办的灌根私塾，深受“教育救国”思想熏陶；之后赴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专攻英语，1918年转入岭南大学附中，1924年从岭南大学文学院毕业，次年留校任国文系助教，后逐步升任讲师、副教授、正教授，还曾开创广州女教师教授男中学生的先例。她虽貌美如花，却十六岁就发誓终生不嫁，要为倍受列国欺凌的祖国也为父母的老家作出最大贡献，自称"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有人问她怕不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说：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子女，我最好的学生就是我最好的子女！

冼玉清的诗词深受中国三陈（陈道箴、陈三立、陈寅恪爷孙三人）之陈三立、陈寅恪影响，属于黄庭坚建安风骨派的传人，也备受陈三立、陈寅恪的赞赏。1937年，冼玉清将《碧琅玕馆诗集》呈赠陈三立，获其“淡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的高度评价。她一生最荣幸的不是拥有许多头衔，而是给陈寅恪当过一段时期的助教，以至自己的教研与为师之道皆大有长进。她若有一个心仪的男人，必是陈寅恪无疑，但陈寅恪虽然家世坎坷、世代遭难，甚至都不忍研究清史，却有一个与他心心相印的好老婆，便一心只管治学，无暇他顾。

冼玉清从小就为自古忠良不得好报而耿耿于怀，甚至还想等自己出人头地，就要努力改变这种现象，却不料自己未到退休年龄的五十岁，就被莫名其妙地解除教职，虽然还保留着其他许多职务（直到今天，她的岭南老家才为她创办了一个“冼玉清中学”，除了纪念，也让当地师生永远铭记并学习冼玉清的为人为学之道）。冼玉清当时问不出她被开除究出何因（估计有人看不惯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大小姐且不肯结婚，一定是人品有问题，或她每年都要去香港领取一些银行利息被疑为国民党间谍，而且没有积极参加批判胡适的全国大运动），想那岭南大学还有她父亲的心血，虽然建国后就与中山大学合并，怎么着也不该莫须有地开除她呀，何况她为人十分谦逊低调，自己衣著朴素、省吃敛用，却对贫困学生和同事竭尽援助之能，而且从不留名，甚至还为抗美援朝捐了一笔巨款。她当时也想请陈寅恪帮忙过问一下，却未敢出口。

要说陈寅恪本是清华博导，仅凭父亲陈三立，以81岁高龄拒绝为日本人充当维持会长而绝食殒命，也得愤而随迁西南联大。日本投降之后，西南联大将回北京之前，他被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好友陈序经软磨硬缠，并许其一幢校内小洋楼，便就教于岭南大学，这对岭南大学是大功一件。建国初，他认定北京既是新中国政治中心，必将与苏联一样会有许多政治条款束缚，再说当时的国人多以为，毛泽东打仗无人可比，治国未必比老蒋更好，便留在南方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方针。当时，德高望重的山东好汉傅斯年曾写信竭力邀他赴台，他也坚决不肯，他要守着大中国，静待复兴之日。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因在《论中国革命》一书中大量引用陈寅恪的文章，便问陈寅恪现况如何，毛泽东大吃一惊，想不到中国还有此高人，回国当天就嘱托周恩来对其多加照顾，以便待时而用。周恩来也很忙，便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照管。陶铸除了给学校打招呼之外，还专为陈寅恪修了一条白色盲道，以便出入方便（陈寅恪从小多病，视力不好）。1953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创办中国历史研究所二所，拟让郭沫若任副所长，陈寅恪任所长，有关人士便派陈寅恪弟子汪篯南下。可惜派错了人。汪篯、吴晗只当过陈寅恪三年的本科生，虽然天赋很高，也发表过较高水准的史学论著，但根底尚浅。当时的汪篯虽与陈寅恪谈了10小时，陈只列出几个条款，其中两条是：一，要毛、刘给予免死金牌，二：要允许他和他的研究员们不学马列主义（陈寅恪22岁就在德国通读《资本论》原著，认为那套学问对中国没好处）。这事当然作罢。1955年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名要那不肯学习马列的陈寅恪担任政协常委，并将其列入学部委员名单（相当于今天的院士）。后来，陈寅恪因为有一个被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杜国痒称之为天下最贵学生的胡守为，就是说他拿着450元的月薪，只带着唯一个不太聪明的学生，还占着一幢别墅。其实那胡守为既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助手，虽然足显政府对他的重视，同时也让许多同事不服。加上陶铸到时也自身难保，他便被赶出了校园，一时没了工作，且无处可去，只好吃老本地在校外租了两间小平房，又几经批斗之后，双目失明、两腿瘫痪。他年轻时就有眼疾，由于长期战争，错过了几次赴英开刀之机。1941年去香港治眼疾，正赶上香港沦陷之时，冼玉清曾托人向治病事小、活命回家都难的陈寅恪赠送40元“军票”，虽未被接受，但这份情谊让陈寅恪铭记终生。1965年冼玉清逝世后，陈寅恪还写了一首《挽冼玉清》的诗：

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

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1958年6月10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信中豪言：“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着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这是让举国震惊地对陈寅恪开了第一枪。1961年11月15日，郭因想不到陈除了专门治史，还在戏剧方面精研了《再生缘》，便有兴南下请教，自觉大有所得之后，还即兴写出一副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上联意为，自己生于1892年，旧历壬辰年，壬五行属水；陈生于1890年，旧历庚寅年，庚五行属金，故“壬水庚金”借指郭陈，下联的“郭聋陈瞽”是指郭沫若耳朵不好，陈寅恪视力不行。郭自视为新兴唯物主义史学家泰斗，而目陈寅恪为旧资产阶级史学权威，故有“龙虎斗”（也有一说下联是陈的对答，才有“马牛风”不相干的说法）。郭沫若回头按照陈的请求，从北京给陈寄了一些研究资料，自己也发表了几篇探讨《再生缘》的文章，并于1962年1月再度南下请教，回头就大批特批陈寅恪。就跟建国初狠批胡适一样。全不管郭沫若被聘为院士之前，科学院还特地请教了远在华盛顿的胡适：郭沫若是否有资格当选院士？胡适说：且不管他的人品，但以他的资格当选院士还是可以的。也不管陈寅恪说过：郭沫若所有著作中只有《青铜时代》还值得一看。殊不知那《青铜时代》现在豆瓣评分上，也远比容庚、张光直等低分许多。

话说陈寅恪既已运交华盖，且不能上班工作，便十年磨一剑地用盲文写作90万字大书《柳如是别传》。其书似有一层言外之意：“我还不如一个风尘女子”。书中引文，都由老婆唐筼为其念诵，他用盲文记录。该书包括以前的准备时间一共20年，好在生前有幸完成，却拖到1980年8月，才由时任中山大学化学教授的小女儿陈美延将其送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一生著作比吕思勉、钱穆少得多，但考证之广，费时之多，论述之精，无人能及。唐筼生前患有多年的心脏病，必须每天服药不止，陈寅恪一死，她就停止服药，44天后也随陈而去——所谓大苦无言，大爱也无言！

再说冼玉清因被无辜免除教职，身心俱损，便去香港看病。香港大学还趁机请她赴任，并许以月薪3000港币，家人也要她留在香港、澳门也罢，她却一心系着岭南，不肯为新中国以外的世界服务。她后因乳腺癌无治，也曾拜托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为其收集散稿。但那学生胆小怕事，并未谨遵遗命。好在她去世后，其大量著作与手稿都被妥善收藏于广东民间艺术馆、广东省文史馆及中山大学等单位，为岭南文化研究留下了珍贵遗产。她生前还曾立下遗嘱，将父亲留给自己的房产和存款大多留给了在香港的侄儿侄女，并给中山大学捐献了全部私人藏书，又向中山医学院第一医院等机构捐赠款项达10万港元之多，并给大学教育基金会留下了一支时值38万港元的股票，说是为教学做点最后的贡献，并说这纯属自己个人行为，“切不可宣传，更不可嘉奖”“钱财所以济人利物，非徒供个人享受”。可那时任中山大学教育部的某领导，可能是个只上过小学或初中的老革命，根本搞不懂也不屑那资本主义的股票是什么东西，就将其扔在一边，全不管在那教学资金极其溃泛的年代，那38万港元能造出几幢教学楼、购买多少图书？

直到改革后的1993年，中山大学才有了金融系，也才有人想起了冼玉清的那支股票，便有心去香港。才得知，由于大陆多年无人问津，那支时值38万的股票又跌到20几万，后又涨到116万。当时的那家证券公司只怕那股票又要乘坐过山车，便将其平仓，只是无权动用现金。冼玉清的侄儿得知此事，便要理所当然地索取那支股票款。好在那家证券公司还相当讲原则地根据冼玉清遗嘱，只付给他当时价值的38万，致使中山大学的后来人，唏嘘不止。

简单地说，以上只是一个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故事。但这故事何止万千，想想这人世，个个都抱怨遇不着一个真好人，遇上真好人又不把他当人，坏人又难以应付。殊不知，那建国以来最坏的知识分子，就是那活得最风光的人。后来人都会说，那都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剧。可是，非特殊年代，人性就能变好么？何况冼玉清的故事还发生那个特殊年代之前，与其说是国家政策造成，还不如说是个别猥琐小人搞的鬼。莫说冼玉清这样的并非国家栋梁之人，就从电视剧《功勋》上看，那后来的孙家栋、屠呦呦、袁隆平之类，若非关健时有人保护，都有可能被人害死，何况那些过于专业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都不太精明，别说成为共和国功勋，甚至获诺贝尔奖了。整个人类以及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成者英雄败者寇。因为好人要造福天下，坏人就要搞破坏，只为一点小得罪加上自己恶性难改，而且坏人乍看都是好人。好在那个年代的受冤之人最终还能得到一个说法，后来的好人若要倒霉，只能怪自己不长眼了。因为人性万古不变，善与恶也将永远纠缠，奸佞小人无时无处不在，没见过小人怎样害人的人，都算白活；熬不过小人的人，就别想成功，顽强刻苦只是成就事业的基本功。

此文参见岳南〈南渡北归〉和汪荣祖〈陈寅恪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