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牵挂

一生的牵挂

孙文章

秋阳又一次洒满唐崖河畔的青石板路，远处的土司牌坊在光影中愈发庄重。站在申世遗成功十周年的时间节点回望，那些与唐崖土司城遗址交织的记忆碎片，如唐崖河底的彩石般清晰浮现，串联起一段跨越四十余年的牵挂与荣光。

1981年的秋天，我还是尖山高中一年级的新生。语文老师杨慧是一个既长得清秀又落落大方、并对乡土文化颇有情怀的人，在一个云淡风轻的周末，她带着我们全校新生三个班150余名同学，徒步走向十多里外的唐崖土司城遗址。那时的遗址还藏在荒草与杂树间，石阶被落叶覆盖。土司城内，一眼望去，只见那座刻有“荆南雄镇”和“楚蜀屏翰”的石牌坊独自在风中凌乱，土司皇坟和石人石马还蒙着厚厚的尘埃，唯有那条宽敞的古石板路，虽显残缺，但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气势与宏大。杨老师站在牌坊下，指着“荆南雄镇”的题字，即兴讲起“土司王朝的兴衰往事”，让我们这些山里孩子第一次了解，脚下的土地竟沉睡着如此厚重的历史。

回校后，老师布置了一篇游记。或许是现场的震撼尚未消散，或许是老师的讲解点燃了灵感，我握着笔，从清晨出发的雀跃与欢呼写起，描摹了荒草中的石阶、沉默的石俑，又结合老师讲的土司故事，写下对这片遗址的敬畏与遐想。没想到，自己这篇作文竟得到了杨老师的极力称赞，在全校作文讲评会上被当作范文在全校各班朗读。当自己笔下的文字透过老师的讲堂传遍校园，我攥着衣角的手微微发颤——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也是第一次因关注家乡的历史而获得认可。这份褒奖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原本有些迷茫的学习之路，让我拾起了搞好学习的信心与勇气。此后的我，象变了个人似的开始发奋，课堂上专注听讲，课后还常抱着书本在校园内的大桂花树下苦读，心里总想着要对得起那份肯定。1983年高考，我不负自己和家人，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中专，迈出了走向人生理想的第一步。

参加工作后，因工作需要常往返于各乡镇之间。每次路过尖山乡时，我总会特意绕到唐崖土司城遗址去看一看。

那时的遗址保护，虽然条件简陋，经费紧张，但是，政府却十分重视，部门也没有放松对遗址的保护。据文物管理部门记载，从1978年起，唐崖土司城遗址就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1980年，县政府拨专款对土司城遗址进行修缮。1986年，土司城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入恩施州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列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更是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县保”上升为“国保”质的提升，除有一大批人辛勤付出外，让我印象极深的，与以下两个人的默默奉献分不开。

一个人是陈照南。1982年土司遗址修缮完成后，县文物管理部门就近找人看护遗址时就找到他，聘请他为遗址临时管理员。陈照南不负众望，从1982年开始说干就干，一直干到2015年他离世时止。在守护路上的这33年里，他拿着国家给与的微薄工资，却每天背着水壶、拿着镰刀和扫帚等工具，沿着遗址的边界巡查，清理杂草，劝阻各种破坏行为。有时我奉命带着客人去土司城参观，都是他开的“城门”，还顺带热情地给客人当起了临时讲解员。当我夸赞他“管辖范围内环境卫生搞得好”时，他轻声地对我说：“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宝贝也懂人性，你亲近它，就会沾上好运，我得好好地护着。”我将信将疑地听着他那朴实的话语，心头涌起一阵暖流。不正是有陈老汉这样的守护者，才让唐崖土司城的文脉在艰难的条件下得到不断延续吗！

另一个人是廖忠民。上个世纪末的咸丰，财政状况并不宽裕，要为申遗拿出更多的钱，难度可想而知。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时，廖忠民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实干派”。后来他调任尖山乡担任乡党委书记时，上任第一件事就把唐崖土司城遗址的申遗与保护提上议事日程。为申报“国保”，争取支持，他认为迫在眉睫的，是要改善咸丰县城通往尖山乡和土司城遗址的道路。他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一声令下，不惜带领全乡广大干部职工，组成修路大军，亲自上阵，去拓宽原有的狭窄道路;他还亲自出马，常常清晨就出发赶往车站，坐最早一班班车去恩施州里，向上级部门汇报申遗工作，递交申遗报告，一天往返就是几百公里。有一次我在去州里的班车上碰到他，见他眼窝深陷，嗓子沙哑，略显疲惫，但他仍与我谈起了申遗的趣事，兴致勃勃地说道，只要能把唐崖土司城遗址的“国保”拿下来，跑多少趟都值！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和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2006年，唐崖土司城遗址顺利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消息传来时，廖忠民终于松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

2013年，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我负责联系社会发展块的工作，恰好赶上唐崖土司城遗址申世遗的关键时节。这一次，我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旁观者”，而是成了亲身体验申遗的“参与者”。那段时间，自己与县申遗办的同事一道，白天，不但要在各种协调与联系工作中度过，还要深入遗址现场，实地了解省考古队在遗址现场的工作开展情况，掌握勘察和测量数据、绘制保护范围图等；晚上回到办公室，还要整理汇总相关的工作数据资料，收集和撰写申报材料，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没有人抱怨辛苦，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让这座沉睡数百年的土司城走向世界。

2014年，我调到县科协工作。虽然岗位变了，但对申遗工作的牵挂丝毫未减。县科协经费有限，我就与同事们商量，决定从有限的科普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资金，为唐崖土司城申世遗作贡献。我们主动去遗址现场，请专业人员设计制作申遗科普宣传牌，将遗址的历史背景、文物价值、保护意义等内容，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来，立在遗址入口和主要景点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里的历史和申世遗的意义。同时，我们还组织编写了申世遗科普宣传资料，分发到县内的学校、乡村和机关单位，开展申世遗的科普宣讲活动。看着孩子们围着宣传牌好奇地提问，看着村民们认真阅读宣传资料，我越发觉得，申遗工作不仅是保护一处遗址，更是传承一种唐崖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唐崖、热爱家乡。

2015年7月4日，从德国波恩传来喜讯——唐崖土司城遗址与国内其他两处土司遗址一道，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一刻，整个咸丰都沸腾了。人们走上街头，敲锣打鼓，互相传递着这个好消息。

而就在这天，守护遗址多年的陈照南老汉，在遗址旁的小屋内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家人说，他当天上午还在念叨“要是能亲眼看到申遗成功就好了”，或许是心愿已了，才带着满足离去。令人欣慰的是，陈老汉的孙女毕业后，主动回到遗址工作，现已成了一名优质讲解员。如今，每当游客走进唐崖土司城参观，都能听到她用温柔的声音讲述土司故事，讲述爷爷守护遗址的往事——这份守护，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来。

更令人称奇的是，申遗成功的第二天，咸丰下起了大雨，唐崖河水位暴涨。雨过天晴后，村民们在河滩上发现了一根形状奇特、高度炭化的阴沉木。这根阴沉木，纹理精致、形态古朴，仿佛是大自然为申遗成功送上的礼物。申遗管理处的负责同志看过之后，将它安放在遗址核心区，作为“镇址之物”。有人说，这是上天对咸丰人努力的回馈；也有人说，这是陈老汉这样的守护者，化作自然的一部分，继续陪伴着这片土地。

在不久后咸丰县委、县政府召开的表彰大会上，我也因参与申遗的相关工作，被授予“申世遗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当接过荣誉证书时，我心里没有太多的骄傲，更多的是欣慰与感动。

感动的是，在申遗路上，是县领导们的科学决策和亲历亲为。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戴清堂，为争取国家、省、州的重视，指挥县里的一班人，在申遗路上各尽其责，各显神通；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欧阳开平，主动请缨，负责抓申遗工作。每周都要到遗址现场办公，大到保护规划的制定，小到游客步道的铺设，都一一过问；时任副县长陈飞，多次带队赴北京、武汉汇报申遗工作，邀请专家来咸指导，专业性地开展申遗工作；时任县政协副主席邹玉萍，更是把家安在了遗址附近的临时办公室，协调各种矛盾纠纷，带领尖山乡的干部做好遗址规划区内的征拆工作。

欣慰的是，在申遗路上，还有太多的像廖忠民、陈照南这样的人，他们在申遗路上搭建了稳稳的“垫脚石”，是他们“把申遗与保护工作当成自家事”的担当，让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朝着同一个目标奋力冲刺，才圆了这个“世遗梦”。

如今，十年过去，唐崖土司城遗址早已旧貌换新颜。曾经的荒草地变成了整洁的景区，破损的文物得到了专业修复，游客络绎不绝地到来，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让咸丰有了一张走向世界的“金字招牌”。每次外地朋友来参观，看到他们惊叹于土司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都会由衷地自豪。这十年里，咸丰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而唐崖土司城遗址就像一颗明珠，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回望这段与唐崖土司城遗址相伴的岁月，从高中时的作文获奖，到工作后的亲身参与，我有幸见证了它从荒草丛生的遗址，一步步成为世界级的文化瑰宝。这不仅是一段遗址的“重生”之路，更是一段我与家乡共同成长的历程。它让我明白，任何事情，只要心怀敬畏、脚踏实地去努力，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就不会留下遗憾。

秋风吹过唐崖河，泛起层层涟漪。站在十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仿佛看到唐崖土司城遗址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新的荣光。而我的家乡咸丰，也必将借着这股文化东风，在新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咸丰发展，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