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门口的草

放学回家，掀开门帘时，那股子灶间的烟火气先扑过来——混着麦秸没燃透的焦糊味，还有锅里粥水熬出的淡香。母亲正蹲在锅门口，手里捏着几根碎麦秸，往灶膛里塞得轻手轻脚，火苗忽明忽暗，把连房灶的土墙映得一道亮一道暗。我们家这三间房，是典型的连房灶：灶台挨着凉锅（客堂），凉锅角落挤了张床，妹妹们常蜷在床沿写作业，我跟弟弟得趴在凉锅的小方桌上；凉锅后墙隔出小半间，是父母和祖母睡的，一家七口就这么挤在方寸地儿里，另有一间矮房，借给了村里无依无靠的聋哑老人。那时候，锅门口的草堆得高不高，就是日子的晴雨表——草少了，母亲的眉头就皱着，草满了，灶膛的火都烧得旺些。

“大凡，你瞧。”母亲直起身，手指蹭了蹭灶膛边的黑灰，指给我看锅门口：空荡荡的，只有几块被火燎黑的土坯，碎草末子都没几根，“明儿得去严湾河堤拾草，这点只够烧今晚的粥。”她围裙上沾着草屑，袖口磨得露出了棉絮——原先是公社纺织厂的临时工，生了小妹后就辞了，家里三个娃要带，她只能抢着去队里干零碎活：摘棉花、拾麦穗，一天挣两个工分，刚够买盒火柴。

祖母坐在凉锅的长凳上纳鞋底，裹过的小脚踩在矮凳上，线穿过布底的“嗤啦”声，跟灶膛里麦秸的噼啪声缠在一块儿。“你二先生爹去李庄了。”她抬头看我，眼睛昏沉沉的，得眯着才看清人，“早上走时说，李庄的棉苗该打杈了，晚了就争养分。”

父亲是五年前下放来的。原先在公社学校当校长，年轻时在南京学过农作物栽培，到了乡下，因排行老二，乡邻们都喊他“二先生”，喊的时候总带着点敬，路过门口还会探探头。王庄的大队长头一个来找他：“二先生，咱的西瓜年年结得小，你给瞅瞅？”开春他就往王庄跑，蹲在瓜田里捏着瓜蔓，指给社员看：“留三蔓就够，多了养分匀不开，结的瓜不瓷实。”入夏又去李庄，扛着锄头教人家给棉苗打杈，太阳晒得他后颈脱皮，掉的皮屑能搓出小团，晚上母亲用草木灰水给他涂，他还笑：“没事，晒透了结实。”社员们过意不去，有时塞两个刚摘的青瓜，有时送一小捆芝麻秆，他总说“给娃们添口菜”，从不提自己在日头下站了多久。

我往墙根摸镰刀时，手指先碰到了那截发黑的木柄——木柄上的纹路早被汗泡软了，握着手感温温的，刃口锈着层黄渍。这是父亲用废钢钎，请东边朱铁匠打的，锈了就往大崔河边跑，找块平整的青石板“沙沙”磨，磨得虎口发麻，刃口泛出青白，就算利了。哪敢用食用油抹？那时的油金贵得很，炒菜都得数着滴儿，母亲常说：“锈就锈着，磨亮了照样割草，别糟践东西。”

“带上这个。”祖母往我兜里塞了块粗布，是从旧夹袄上拆的，边角缝了两道线，怕洗散了，“擦汗用，别让汗腌了眼睛，割草看不清路。”我把镰刀放进网兜，十三岁的身子刚过灶台高，可盯着锅门口的空荡，心里头比镰刀还沉——知道明儿得早点起，不然严湾的好草该被人拾光了。

严湾河堤的草，春上长得疯。马绊草顺着河堤坡往底下铺，根须扎得深，一镰刀往根下扎半寸，猛地往后拽，草根带着泥块“噗”地翻上来，溅得裤脚都是黄浆。太阳爬到头顶时，网兜渐渐沉了，背带勒得肩膀生疼，我就把背带往胳膊上绕两圈，咬着牙往家赶。路上撞见张勇和姚俊，他们是特意找过来的——张勇他爹是食品站的，兜里总揣着油纸包的肉包子；姚俊父母在公社卫生院，他背着军绿色书包，里面常装着白面馒头。“大凡，歇会儿！”张勇跑过来，把个还热乎的包子塞我手里，“我娘早上蒸的，我吃不了俩。”姚俊蹲下来，帮我拾了把铁线草：“这草耐烧，我家有煤炉用不上，你多拾点。”他们没多待，帮我把网兜拾满半兜就走，姚俊回头喊：“周末去我家，我娘熬了红薯粥！”我攥着包子，热乎气透过粗布褂子烙着心口，想说谢，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时候的半大孩子，“谢”字像含着块硬糖，梗着说不出口，只闷闷地朝他们挥挥手。

入夏时，父亲从王庄回来，手里拎着个网兜，装着三个圆滚滚的西瓜，绿皮上还沾着田埂的泥，带着层绒毛。“王庄的西瓜今年结得好，大队长非塞的，说让娃们解解暑。”他把西瓜往水缸边一放，额角的汗滴在缸盖上，“你去舀点凉水，泡会儿再切。”我蹲在缸边舀水，水溅在胳膊上，凉丝丝的。父亲过来摸了摸我胳膊——上面全是草叶划的红痕，他手指糙得像砂纸，蹭过红痕时我缩了缩，他倒笑了：“下次拾草戴个袖套，草叶割人。”说着就拎起我的镰刀，往大崔河边去了，我跟在后面看，他蹲在青石板上磨，石屑混着河水，在地上积出一道白痕，刃口被磨得发亮。

冬天来得陡，风卷着雪沫子打在脸上，像小刀子割。河堤上的草枯成了灰黄色，一捏就碎，只能去捡枯枝，或是往河南的木业社外围转。木业社的木屑要花钱买，三分钱一斤，我们家舍不得，只能捡些被风刮到墙根的碎木片、刨花子。有回路过木业社的河码头，看见刚靠岸的木排上，几块杨木的树皮被浪头撞得翘了边——那树皮厚实，晒干了抵得上半捆草。我瞅着四周没人，脱了鞋就往冰水里蹚，刚踩进去，脚就麻了，像踩在碎玻璃上，得咬着牙才敢往前挪。攥着树皮边缘使劲一拽，“刺啦”一声，半尺宽的树皮脱了下来，冰水顺着裤脚往上漫，冻得我打哆嗦。

上岸时，棉袄下摆冻成了硬壳，我抱着树皮往家跑，心里怦怦跳——这一块树皮，够烧两顿饭的。推开门，母亲正往灶膛里添芝麻秆，粥香漫了满凉锅。她回头看见我，手里的火钳“当啷”掉在地上，赶紧扯过墙上挂的干布巾，擦我脸上的雪沫子：“咋湿成这样？傻孩子！冰水多凉，不要命了？”她的手冻得通红，搓着我冻紫的耳朵，眼泪掉在我手背上，凉得我一哆嗦，她又赶紧用袄袖擦，嘴里念叨：“没事没事，快到灶膛边烤烤火。”

父亲从里屋出来，手里还捏着个小本子——刚帮李庄算完棉花产量。看见我怀里的树皮，他眉头皱了皱，接过树皮掂了掂，没骂我，只说：“木业社的树皮也是有数的，人家要留着烧火，下次别冒这险了，冻坏了身子划不来。”说着就把树皮往锅门口挪了挪，“先晾在灶边，干了再烧，不然烟大。”

日子就这么过：清晨去拾草，傍晚磨镰刀，锅门口的烟火起了又落。我从初中读到高中，肩膀被草筐勒出的红痕褪了又现，背也渐渐直了，能扛着满筐的草走老远。

高中毕业那年夏天，我背着行李离开老家。母亲往我包里塞煮熟的菱角，塞了一层又一层，说“路上饿了吃”；父亲帮我捆扎被褥，他的背比从前驼了些，头发也白了几根，可村里喊他“二先生”的人越来越多——有人找他看庄稼，有人请他教娃写字。没多久，落实政策，父亲恢复了工作。祖母站在连房灶门口，看着锅门口堆得半高的棉柴，笑出满脸皱纹：“如今好了，不用再去拾草了，你二先生挣的工资，够买木屑的，灶膛再也不用空着了。”

小木船从大崔河动身时，我望着岸边的房子慢慢往后退，连房灶的烟囱还冒着烟，像根细棍儿扎在屋顶上。忽然想起那些清晨：露水打湿裤脚，草叶上的霜沾在鞋上，冻成一层薄冰，我背着草筐往家走，远远就看见那缕烟——锅门口的草或许不算多，可灶膛里的火，总能把一家人的日子，焐得暖烘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