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枕着大崔河

大崔庄西头，河北岸那座亮堂的砖瓦房，檐角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可我闭眼就想起它最初的模样——三间土墙茅草房，带着半人高的走廊，格子玻璃窗在庄上算是新鲜物，透着几分说不出的“洋气”，像枚扎在乡土里的温软念想，枕着大崔河的水影，一晃就淌过了几十年。

这地基是我爷爷解放前用一百块银元置下的，就盼着子孙能在这片土地上扎稳脚跟。建国初，二十一岁的父亲从部队复员归来，揣着在部队学的那点绘图手艺，蹲在河边的青石板上画草图，领着家人一锨一锨夯实地基，亲手盖起了那三间茅草房。庄上别家的房子多是闷头土坯墙，父亲偏要在门的上半截装小格子玻璃，中间留块大方玻璃，笑着说“让河边的光多照进屋里来”。后来我才懂，他是见过外头的天地，把对“亮堂日子”的盼头，悄悄嵌进了这窗棂缝里。

那时候的老屋，是庄上娃子们最爱的去处。我找了根晒粮食的粗麻绳，在走廊的横梁上打了个死结当秋千，荡到最高处，能看见大崔河的水慢悠悠淌过青石板桥，河边的芦苇晃着白穗子，刮到脸上痒痒的。夏天傍晚，母亲坐在走廊的石磨盘上择菜，指尖飞快地掐掉菜根；我胳膊肘支着窗台，作业本摊在玻璃窗前，河面反射的光跳在纸上，连笔画都跟着晃。一放暑假更疯，约着伙伴扎进河里摸鱼、打水仗，浑身湿淋淋爬上岸，就蹲在走廊的青石板上晒太阳，听父亲讲他在部队扛枪的往事，风里裹着河水的凉和茅草的清腥气。

这茅草房一住就是三十多年。我高中毕业那年隆冬，夜里刮起呼啸的北风，“哐当”一声，屋顶的茅草被掀了个窟窿，雪片子顺着天窗往屋里灌。母亲抱着棉被堵在洞口，父亲蹲在灶屋门口搓着手，手指头反复摩挲着灶膛边的青砖——那灶膛是他当年一泥一砖盘起来的，如今却护不住一家人的暖，眉头拧得能夹死蚊子。没等开春，父亲咬着牙拍了板：“不能等，赶在腊月里把房盖起来！”那阵子，他和母亲天天跑亲戚，东家借五块，西家凑十块，总算凑够了料钱。转头找了庄上的瓦匠，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工匠们手冻得通红，呵着白气垒砖砌墙；我跟着搬半块砖、递一把泥，手指冻得发僵也不肯歇。大妹的同学汤桂芹——也是我的学妹，听说家里盖房，天天来搭把手，和我们一起搬砖和泥，一干就是十几天。看着红砖一块接一块垒起墙，青瓦一片压一片铺成顶，心里甜得像含了块灶糖——这下，再也不怕风雪灌屋了。

日子就像大崔河的水，悄没声地淌，不声不响就过了这么多年。父亲走后，八十七岁的母亲守着老屋，院子里的桂花树年年开得热闹，菜地里的苏州青、菠菜一茬接一茬冒头，只是老屋的墙皮渐渐起了壳，门窗也松了框，风一吹就“吱呀”作响。去年秋天，我退休回村，拍着胸脯跟母亲说：“妈，咱把老屋修修！”

动工那天，弟弟妹妹都来了；连远在杭州的张勇、南京的万东这两位老同学，也特地赶回来帮着出主意。守在村里的大荣兄更上心，隔三差五就来工地盯着，还从网上精挑细选了贴脚砖，直接寄到家里。我也撸起袖子上手，蘸着乳胶漆刷墙面，涂料沾在手上凉冰冰的，擦都擦不掉，倒像摸着那些没走远的旧日子。乡邻们路过也不肯走，有的扛着铁锹来铲建筑垃圾，有的端来刚熬好的玉米粥，说“干活的人得垫垫肚子”，院子里人来人往，热闹得像办喜事。

两个多月后，老屋彻底换了新模样：琉璃瓦盖的顶，雨天再也不漏水；铝合金门窗亮堂堂的，河光照样能洒进堂屋；墙面刷得雪白，母亲非要在堂屋挂幅“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说是托人从镇上绣的。她摸着新刷的门框，眯着眼笑，嘴里念叨着：“叫崔沁园咋样？要不就叫和悦堂？”我笑着应下，知道这些名字里，全是她一辈子对家的盼头。

如今的老屋，院子里更有生气了。桂花树下摆着母亲的藤椅，枫叶红的时候，落得满地都是；菜地里的葱蒜绿油油的，还是母亲天天拎着小水壶浇出来的。我常坐在走廊的石磨盘上晒太阳，像小时候那样看大崔河的水缓缓流，忽然就明白：这老屋从来不是一座房子——它是父亲夯下的地基，是母亲择菜的指尖，是我们姐弟在河边的笑闹，是汤桂芹搬砖的身影，是老同学千里赶回的情谊，是乡邻递来的那碗热粥。

有回傍晚，母亲坐在堂屋织毛衣，灯光透过新窗户洒在院子里，我站在河边往回看，老屋的轮廓浸在暮色里，像个安稳的梦。大崔河的水还在流，带着老屋的影子，也带着我们一家人的根。这根扎在河边的土里，也扎在我心里，不管走多远，回头看时，总有老屋亮着灯，等着我回家。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掀动走廊上的旧窗帘，恍惚间又看见小时候的自己，抓着麻绳秋千荡得老高，喊着：“爸、妈，你们看我能摸着云不？”河水流着，老屋立着，那些日子就像在眼前，暖得人眼眶子都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