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大崔庄

大崔庄，嵌在苏北里下河的水网里，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六十多年过去，只要一闭眼，那股裹着河水腥气的风、老砖缝里的青苔味，还有吴二爹爹喊“水开啰”的颤音，就全涌到跟前——这方水土，是刻在我骨血里的根。

1963年初夏，芒种前一天的午后，我在庄西头那三间带走廊的茅草房里降生。打记事起，门前那条绕庄的河就没离开过视线，像条清凌凌的玉带，把整个庄子缠得安稳。河水浅时能看见底下的螺蛳壳和游弋的小鱼，风一吹，涟漪就顺着木桥的方向荡开去。庄东、庄中、庄西三座木桥，各有各的用处：桥东是粮库，扛粮的汉子们踩得桥板“吱呀”响；桥南是木业社，刨花堆得像小山，隔老远能闻见松木香；桥西最热闹，食品站挨着客船码头，每天清晨，小轮船“突突”地从县城湖垛街开来，带些洋布、肥皂，又装走乡下的鸡蛋、棉花。

我家那三间茅草房，在当时算个“异类”——别家多是闷头土坯墙，父亲却给门窗装了带格子的玻璃，说是当年在外面见过世面，要“借借河边的光”。走廊下的横梁上，我拴过粗麻绳当秋千，荡到最高处，能看见河西食品站的码头边，挑水的媳妇们正蹲在石阶上搓衣裳。夏天的暑假最是快活，我和伙伴们扎进河里摸鱼、打水仗，浑身湿淋淋爬上岸，就蹲在走廊的青石板上晒太阳，听母亲在屋里纳鞋底，针线穿过布壳的“嗤啦”声，和河面上的蝉鸣搅在一起。

庄里最鲜活的光景，要数河拐弯处的“大码头”。比起各家门前的小石阶，这用大块青石铺就的码头气派得多，十几级台阶延伸到水里，被常年的河水浸得发亮。每天天刚蒙蒙亮，庄里的人就往这儿涌：汉子们挑着空水桶，扁担在肩上晃；媳妇们抱着摞得老高的被单、锅碗，裤脚卷到膝盖；还有卖菜的小船泊在码头边，舱里的青菜沾着露水。捣衣声、说笑声混着河水的“哗哗”声，连带着垂杨柳的影子，都晃得有了生气。等日头升到头顶，码头边的凉棚下就坐满了歇脚的人，摇着蒲扇讲闲话，风里全是水乡的烟火气。

贯穿庄子的主街，是用大城砖铺的，从东到西不足一里地，却挤着大崔庄的大半热闹。公私合营前，这里的商铺能数出一长串：中药店的柜台后，老掌柜戴着老花镜抓药，药香混着蜜炙甘草的甜；豆腐坊的门永远敞着，热气裹着豆浆香飘出半条街；还有街东钱家门口，李大爷老两口摆的小糖摊子——一米见方的木桌，玻璃罩子里分着牛皮糖、芝麻糖，夏天还卖薄荷糖水，一分钱一杯，凉丝丝的甜气，是我们这些孩子最盼的“奢侈品”。我从六岁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天天走这条街，哪家门朝哪开、谁家的孩子叫啥名，闭着眼都能说出来。街北的邮局、银行，街南的诊所、药店，还有后街那家总关着门的新华书店，都成了刻在记忆里的坐标。

庄西头的“人民广场”，其实就是公社办公室、供销社和大会堂之间的一块空地，却是我们孩子的天堂。一到夏天晚上放露天电影，全庄的人都扛着板凳来占地方，银幕一挂，小孩子们就围着放映机跑。我至今记得看《卖花姑娘》那天，我拉着妹妹挤在人群前头，看到姑娘捧着花在寒风里叫卖时，俩人哭得稀里哗啦，回家的路上还抽抽搭搭地念叨。广场东北角的茶炉，是冬天里最暖的去处。守炉的吴二爹爹手有点抖，却总早早把炭火生旺，“水开啰”的喊声裹着热气飘出老远。庄里人提着茶瓶来打水，他总笑眯眯地帮着拧瓶盖，茶炉上的铜壶擦得锃亮，映着他满是皱纹的脸。茶炉西边的斜坡路，是早市的聚集地，天亮时就摆满了摊子：烧饼炉的火“噼啪”响，油条在油锅里翻着花，卖菜的老阿婆攥着皱巴巴的毛票，跟顾客讨价还价——这股热乎气，暖了我十六年的晨光。

出了庄子，就是望不到边的田。春天，油菜花黄得晃眼，蜜蜂“嗡嗡”地钻在花里；夏天，稻苗长得齐腰深，蛙鸣能闹到后半夜；秋天最忙，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打谷场上的脱粒机“突突”响，汉子们赤着膊扬谷，姑娘们蹲在一旁捡稻穗；冬天落了雪，田野白茫茫一片，我们踩着雪去田埂上追麻雀，棉鞋里灌满了雪，却一点不觉得冷。

十六年的光阴，就随着门前的河水慢慢淌过。后来我离了乡，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可总惦记着大崔庄的好：惦记码头边的捣衣声，惦记小糖摊子的薄荷甜，惦记吴二爹爹茶炉上的热气。如今再回庄，青砖路换成了水泥路，茅草房变成了小洋楼，可河边的垂杨柳还在，早市的烧饼香还在，乡亲们见了面，还是那句熟稔的“回来啦”。

大崔庄没变，它还是那个裹着河水气、浸着烟火味的老家；又变了，变得更兴旺、更敞亮，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可无论怎么变，它都是我心头最软的地方——是我荡过秋千的走廊，是我哭过的露天电影场，是我这辈子都拔不掉的根。

我的老家大崔庄，永远立在里下河的水网里，也永远立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