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拒绝傲慢与偏见

华清池的水汽，千年未散，如今却氤氲在一场现代性的争论里。那尊“贵妃出浴”的雕塑，静默地立于池畔，胴体上凝结着并非唐时的水珠，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投射下的、纷乱的目光。有人视之为对诗意的凝铸，是“温泉水滑洗凝脂”从文字向空间的优雅延伸；有人却痛感其僭越，以为将一位真实存在的、命运凄婉的历史人物如此“裸露”，是后世轻薄的无礼。这涟漪之下，潜流涌动的，实则是两种看似对峙的傲慢，与一副根深蒂固的偏见。

傲慢的一端，是某种凝固的历史观。它将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已无直系后裔代言的古人——视为绝对静止的符号，其形象与尊严必须封存于泛黄的典籍与规整的衣冠之中。任何艺术化的、尤其是涉及身体的再诠释，都被视为一种冒犯，一种因“无后人”而生的文化霸凌。这种观点背后，是一种保护的姿态，却也暗含着将历史“标本化”的倾向。它将杨玉环其人，从盛唐的气韵、长恨歌的悲吟、马嵬坡的尘土中抽离，简化为一个不容触碰、更不容以肉身重塑的伦理图腾。这是对历史复杂性的傲慢，以为定于一尊的“尊重”便可囊括所有真相。

傲慢的另一端，则是某种唯我独尊的创作论。它高举“艺术自由”的旌旗，视一切公共空间的伦理考量与历史情感为束缚灵感的桎梏。它或许陶醉于形体线条的完美，沉浸于对盛唐气象的自我想象，却可能疏于体察那具美丽躯体所承载的、一个时代与一个女子的全部重量。将悲剧人物轻易地转化为愉悦视觉的景观，剥离其命运纵深，这何尝不是一种艺术者对解释权的傲慢？它忽略了，公共艺术不仅是艺术家个人心象的投射，更是与无数他者记忆与情感的交汇之地。

而沟通这两种傲慢，使之彼此强化而非对话的，正是一副名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陈旧偏见。我们急于辩白：“大卫”、“维纳斯”是神话虚构，故可裸裎；杨贵妃是历史真实，故须蔽体。这论断听起来机警，实则陷入了一种简单的类比陷阱。它无形中承认了那套潜在的艺术等级——仿佛只有渊源于古希腊的、神话题材的裸体才是“纯粹”的艺术，而一旦涉及东方自身的、历史人物的身体表达，便须首先经受伦理法庭的严厉质询。我们用他者的尺规来度量自身的文化表达，这本身便是将一种地方性的艺术传统，不假思索地奉为了普世性的绝对律令。偏见，往往始于这种不自觉的自我他者化。

艺术的真精神，或许正在于能同时拒绝这两种傲慢，并穿透那层偏见。它应能谦卑地俯身于历史的长河，聆听那河底的叹息与呜咽，明白一尊贵妃的雕塑，牵系着的不只是一个美人的传说，更是一个王朝的体温、一段爱情的绝唱、一曲文明的挽歌。它也应能勇敢地拥抱创造的灵光，不惮于以当代的材质与形式，去叩问永恒的人性，但这份勇敢，需浸润一份对观众、对历史、对文明血脉的深切共情。

真正的尊重，不是将历史供入无菌的神龛，也不是将艺术放纵为任性的独白。它应是一场庄重而开放的“对话”。华清池畔，或许需要的不仅是一尊雕塑，而是一整套“语境”的生成：是《长恨歌》诗句的镌刻，是开元天宝年间风华与危机的简述，是艺术创作者意图的坦诚说明，甚至可以是公众不同观点的节录展示。让那温润的躯体，成为一个引信，触发人们对美、对权力、对爱情、对毁灭的多元思考，而非一个封闭的结论，或一个刺眼的靶心。

汤池水暖，可涤尘垢，亦可鉴人心。当我们在西安华清宫景区凝视那尊引起风波的“贵妃出浴”雕像时，我们望见的，不应只是一个被简化争论的杨玉环，更应照见我们自身：我们对历史的敬畏是否流于僵化？我们对艺术的追求是否失之轻浮？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挣脱那些未经省察的、傲慢与偏见的枷锁？艺术的价值，或许终不在于提供一具完美的躯体，而在于能否唤起一种不完美的、却力求真诚与包容的凝视。在这凝视之中，文明得以温故，而人，得以知新。

（2026年1月12日写于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