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儿子的十七岁

晓楠的十七岁和别人的十七岁本质上没大的区别，别人的十七岁有自己喜欢的新衣服，晓楠只能穿姐姐们穿剩下的旧衣服。

她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不干胶明星贴纸，上面有大家都喜欢的“四大天王”。可以贴在日记本上，文具盒上，或者夹在书里。她也曾见过别人家里的录音机，小小的窗口里磁带缓缓的转动，流淌出来的歌声好似天籁。

街上卖的五毛钱一只的蛋卷冰淇淋，她没吃过。神奇的大大泡泡糖，她没有体验过，不知道在嘴里怎么变成泡泡的。

还有那种带锁的精致笔记本，可以偷偷地把心事写在里面，对她而言就是一种奢望。这一切都距离她太过遥远，如同天上的星星遥不可及。

九岁那年，母亲带着姐姐和晓楠一起磨面粉。人推的小磨盘，但毕竟是石磨，还是有些重量的。母亲和姐姐彼此互换了好几次，都关切地说彼此累了，歇会儿吧，唯独没有人换晓楠。

她用牙齿轻轻的咬了一下嘴唇，一圈一圈的推着越来越重的磨杆，低下头去以便不被人发现她红了的眼眶。

晓楠想过自己是不是个多余的人，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据母亲讲，晓楠出生的时候，在外务工的父亲回到家中，听说又是个女孩，连看都没看一眼。要不是父母为了要弟弟，也许就不会有晓楠。

不过晓楠也过了几年得宠的日子，因为是最小的孩子，父亲一度把她当儿子一样看待，喊她假儿子。以此希望这个假儿子能带来真的儿子。也注定了晓楠将来成为扶弟魔。直到有了弟弟，父亲再也不喊了。

多年以后，晓楠帮家里盖了房子，给弟弟供到大学毕业。对此晓楠是骄傲的，她觉得自己对得起这个家和父亲对她为数不多的爱。

晓楠的十七岁礼物，是留在腹部上那个大大的疤痕，手术留下的，那是一个灰色的十七岁。

晓楠很羡慕别人的十七岁，不用每天起早贪黑的帮父母上山打柴，下地干活，父亲不在家时，晓楠趁母亲午睡时独自一人去挑十几挑的水。扁担绳很长，她个子不够高，就把绳子在扁担上绕一圈，挑起两只大水桶，足有几十斤。要横过一条铁路，一条公路，再上个坡上才到家。上坡之前，晓楠先放下扁担歇一下，再一个口气挑到顶上，因为坡道不能停，放下扁担，水会洒出来。

那时候晓楠的家住在一个小山坡上，那是她父亲带着全家用别人不要的碎石块垒起来的小房子。父亲用稻草活着泥巴把石头缝隙填满，抹平。里面又分了两个房间，晓楠和两个姐姐睡在这个小房间里。对她来说最幸福的就是晚上可以点起煤油灯读小说。棚顶被煤油灯熏成了一个黄色的圆圈，看起来有点诡异。两个鼻孔也变成了两个黑洞，她并不在意。直到父亲嫌费油，催她熄灯她才肯放手。

她会在父亲睡熟以后偷偷地点起灯再看一会，小说太吸引人了。古龙的，金庸的，甚至幻想自己就是其中一个角色，可以过那种无拘无束，浪迹天涯，快意恩仇的日子。

晓楠没有钱买书，都是和别人借的，有时别人正在看小说的上部，把下部先借给她，她也不介意先看下部，等别人看完了上部，她再借来看。她着了魔似的爱上了文字，就连有时和父亲去地里干活，都会把借来的书带上。边干活边想着书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悲欢离合，心里痒痒的。盼着听父亲发令歇一会儿，她会抓紧时间看几眼。实在没有书可看时，晚上躺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糊在棚顶上的报纸。那些报纸不知道有多少层了，因为每年过年都会糊上一层新的。多是人民日报什么的，字体大小不一，报纸也糊的横七竖八。晓楠躺在炕上读报纸上的文字，甚至能够背下来，还要顺着字体的方向转着圈儿地读。晓楠想想就笑了，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快乐，跟谁都没说过。

晓楠的弟弟，父亲最小的儿子，从来不会到地里干活，都是三个女儿和母亲跟着父亲春种秋收，拉车犁地。有一次晓楠和父母亲一起犁地，父亲让晓楠去牵牛。那是一头体型很大的公牛，两只牛角呈半弧形向前挺着，末端尖的像刀子，眼珠子比鸡蛋还要大。不用说去牵牛，晓楠看着都不敢靠近它。因为父亲要去扶犁，只能让她在前面牵牛。晓楠哆哆嗦嗦的不敢去，父亲生气了，一把抓起晓楠塞到了牛肚子底下，并骂她：“废物，能踢死你吗”？那天要不是母亲拦着，晓楠可能真就被牛踢死了。

每当农忙时节，活干不完时，父亲就会骂晓楠姐妹三个，一帮丫头片子，俩不顶一个。没有一个能帮他撑起这个家的，但他从来不指望自己那宝贝儿子，也可能儿子太小了，又是独苗。

晓楠试图去理解父亲，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劳动力，势必要辛苦做父母亲的。

晓楠一家人跟着爱折腾的父亲，搬了12次家。第一次搬家时，晓楠还很小，记忆中，父母整天在一家人填饱肚子的问题操劳着，每一年的青黄不接，是最难熬的时节。除了玉米土豆，很少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有什么，这几天就一直吃什么。只有那一年秋天，也是光景最好的一年，丰收的玉米棒子拉了整整一拖拉机。晓楠看着心里可暖了，父母不用再为今年的粮食问题发愁了。可父亲却把它全部卖掉，拖家带口的搬到千里之外姑姑家所在的地方。

天下的姐姐不都是扶弟魔，像晓楠一样。晓楠有两个姑姑，一个尽心尽力照顾着弟弟一家。一个把弟弟家仅有的几亩薄田占为己有。没有土地的农民家庭，日子何等不堪。父亲只能起早贪黑的四处打零工赚的一点微薄的收入。上山伐木，下井挖煤，即使拼了命的干，也只能勉强糊得一家人的口。这些，晓楠的姑姑从来不管。人们都喊晓楠的姑姑“王老太”，可“王老太”却说：“给你们办事的是我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得听我的，我说那土地归谁就归谁。”

为此，村长面对前去讨要说法的晓楠父亲，只能两手一摊：“找你姐姐去吧，她女婿我可惹不起，人家可是镇长的红人”。

晓楠知道，是王老太的女婿给办的户口，可也不能这么残害自己的弟弟吧，晓楠不理解，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狠毒的姐姐。为此，晓楠十几年没有喊过“王老太”姑姑，觉得她那狠毒跋扈，刁钻刻薄的姑姑，就像个老妖精，村里也有人喊她老妖精。

水稻插秧的季节，是一年最重要的时刻。晓楠跟着父母泡在水田里好几天，不抢在一定的时间内插完秧，势必会影响秋天的收成。晓楠家里没有可以做顶梁柱的男孩子，在村里也会受人欺负。

很多天前，父亲就在做着插秧前的准备工作，要把泥土翻匀，水位要放到指定的高度，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稻田是从别人手里租来的，也是别人最不看好的地，因为排水不畅。父亲忙了好几天，才把水位调节到可以插秧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到地里一看，汪洋一片，整块稻田里灌满了水。

后来得知是村里的一个地痞无赖干的，是一个专门欺软怕硬，看不得别人好，看不得穷人过年的人。至于他为什么那么做，晓楠不知道，也不理解，也不知道那里得罪过他。只记得那个无赖只有一只眼睛，晓楠带着弟弟模仿小说里的情节，用报纸上剪下来的字粘贴了一封“恐吓信”。内容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小心哪天被人挖掉仅有的一只狗眼。还配了个插图，一个蒙了一只眼睛的海盗形象的坏人。然后悄悄地把信放到了无赖的家门口。至于无赖有没有看到，晓楠不知道。几年后听说那个无赖死了，死于肠癌，有人说那是报应，烂了肠子。

多年后回忆起来，晓楠还在为小时候做的可笑的事情感到痛快，虽然没有对无赖做出什么真正的惩罚，但是毕竟真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此，晓楠也释然了。

晓楠跟着父母亲用水桶舀水，舀了好几天，才把稻田的水位调节好了，开始插秧。

那一年，晓楠十七岁。

在水里泡了好几天，也许是五月份的水温尚有寒意，着了凉。上午晓楠就隐隐的感觉腹痛，但还是坚持插秧。长到十七岁，她已经习惯了，没有对父母说，农村娃没有那么娇气。

中午，回家吃过饭，晓楠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哇的一下吐了，紧接着，一阵强烈的腹痛让她直不起腰来，已经不能走路了。

父亲用自行车推着晓楠到附近的诊所简单看了一下。诊断是急性阑尾炎，穿孔了。

医院里，等待手术的晓楠痛的大汗淋漓。她知道家里没钱，手术会给父母增加负担，她觉得那样会让自己罪孽深重，从而无法原谅自己。晓楠想到了死，自己本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就连家里唯一可以读书的机会也必须留给弟弟，活着不能帮家里，还要给家里增加负担，那么不活也罢。

可是据说死也没那么容易，服毒，上吊，还是卧轨，都不好受。眼下晓楠的腹痛大概就像服毒，可是真要这样疼死过去吗？上吊和卧轨现在她也做不到，连走路都走不了了，根本直不起腰。

下午的时光好慢，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医院破旧的长椅上。晓楠坐在长椅上，捂着肚子等待着父母去筹钱。身边一个奶奶看着大汗淋漓的晓楠，心疼地问：“怎么了”。

“阑尾炎，穿孔了”

“那怎么还不手术”

“不想手术”

“为什么”？

“没钱”

“不手术你会死的“

“死就死吧”

“胡说，这么小的年纪，大好的时光还在后面呢。”

“我孙子，诺，在病房里呢，掉进了水泥搅拌机，腿没了，来的时候，我用编织袋给他兜的肠子，一个月了，现在能吃饭了，我们一家房子都卖了”。

“好好活着，孩子，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晓楠为之一震。

傍晚，晓楠被推进了手术室，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阳光洒在病床上，暖融融的，鸟儿在窗外的树上婉转地唱着歌。她确定自己还活着，也庆幸自己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这一夜，晓楠睡得很踏实，前所未有的踏实，什么梦都没做，她看到坐在床头的父母，一对饱经风霜的脸。晓楠一阵心酸，又很幸福，长到十七岁好像还从来没有被父母这么关注过。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陌生奶奶的那句话又在耳边响起。晓楠忽然感到腹中空空，她饿了。

本以为一个普通的阑尾炎不过是个简单的外科小手术，几天也就出院了。但接下来的日子里晓楠所承受的，不仅仅是日子的艰难，还有身心上的折磨，使得晓楠痛苦不堪。

多年后的今天，每每想起那段往事，晓楠都豁达地笑笑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哦”。

据当时的医生说，由于晓楠是突发性急性阑尾炎，伴有穿孔。手术的时候，在主刀口旁边又开了个小刀口，插了个引流管，让其自主排脓。术后两天，医生把那个引流管拔掉了。留下了一个大约一两公分的洞，说让它自己慢慢愈合。直到第七天，主刀口拆了线，才发现，下面两针根本没有愈合。

医生用镊子轻轻一碰，有两针刀口裂开了，伴随着脓和血一股脑的冒了出来。加上旁边还没有愈合的引流口，晓楠的腹部，咧着两个小孩子嘴一样猩红的口子。

最痛苦的是，每天换一次药，什么感觉，晓楠说，好比白色恐怖下革命者所受的酷刑。医生拿着镊子掐着棉球，从下面两针刀口处探下去，再转到上面三针看似愈合的刀口里面，原来上面三针看似愈合，其实是假象，下面并没有愈合。晓楠不知道医生的镊子究竟伸到了哪里，是不是伸到了肚子里。医生振振有词地告诉晓楠，没有到腹腔，只是皮肉而已，因为手术后腹腔要缝合好几层。但是究竟在哪一层没有愈合，晓楠根本不知道，只知道每天换药时，医生把镊子从下面两针探下去，再转弯伸到上面三针刀口的皮肤下面去清洗，一遍一遍。然后再清洗旁边的小刀口，窟哧窟哧的，一遍又一遍。说是只有把创面清洗干净，才能慢慢愈合。血水和浓水伴随着汗水湿透了晓楠身下的衣服。

每天一次，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体会的，

晓楠坚信，人世间根本没有感同身受。她一度后悔去做这个手术，还不如当初就像服毒一样，疼死算了。长痛不如短痛，也是有道理的。

本来一周基本可以出院的阑尾炎手术，晓楠住了两周，因为刀口迟迟不愈合。不能再住下去了，能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两周的时间，地狱般的日子，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创伤，最让她难过的是看到父母因为没钱再继续治疗下去而掩饰不住的愁眉苦脸。

多年后晓楠回想起当时的手术，为什么刀口迟迟不愈合。也许是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或是手术不规范，也或许是自身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没给主刀医生塞红包，晓楠觉得很无奈，因为家里根本没有那份钱去孝敬医生。对此，她宁愿相信是自身的原因。

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晓楠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句话。

被迫出院后，只能隔一天去附近的诊所换一次药，手法和医院一样。晓楠每次换完药之后都感觉嘴里有股血腥味，应该是自己咬破嘴唇出的血，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起。

每次换完药医生都说:“快了，快愈合了，接着吃消炎药吧。”晓楠不知道吃了多少消炎药，也不知到用了多少纱布和棉球。每次换完药之后感觉刀口挺清爽的，可一站起来，她就明显的感觉到有血水流出来，很快便湿透了纱布。

无奈晓楠买来纱布和胶带，自己在家里换。后来，纱布买不起了，就用卫生纸，每天不知要换多少次卫生纸，就像来例假一样，要不定时的更换，并且伴随着难闻的腥臭。消炎药买不起了，索性不吃。

从五月份出院开始，直至十二月份。半年多时间，晓楠每天肚子上垫着卫生纸，还要干永远也干不完农活。稻田里除草，旱地里施肥，秋天里的收割，打捆，脱粒，能扛起百十斤的谷物装车，一袋一袋的扛。家里更是，做饭劈柴，挑水喂猪，喂鸡喂鸭，甚至给母猪接生。

想起给母猪接生，晓楠不禁哑然失笑，自己可能真应该是父亲的假儿子。也的确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把她当女孩子一样娇惯着。母猪发情期间很是闹腾，要是不抓紧给它赶去配种站，就会错过时机。父亲不在家，只有晓楠赶着母猪去配种站，与其说是赶着母猪，不如说是母猪带着她走，那畜生很聪明，去过一次就能记住路。几个月后晓楠还要为母猪接生。

这期间，晓楠的刀口一直没有愈合，每次换药时，她都屏住呼吸，扣紧牙关，发白的指尖深深的攥进手掌心，鬓角的汗珠大颗地流下来。

十二月份，窗外已是白雪皑皑。冬天是最幸福的季节，地里没有活可干了。

为了补贴家用，晓楠跟着父亲走街串巷，替人嘣爆米花。晓楠戴着个狗皮帽子，低着头摇着鼓风机。

有人问：“你儿子吗“？

“嗯”，父亲含糊地回答着。

她没有抬头，也没有辩解。也许对父亲而言，她还是那个聊以替代的假儿子。

年关将至，晓楠的腿，近来有些不对劲。一种来自骨髓的酸胀之痛，止不住的疼痛。远胜于刀口换药时的疼痛，换药是切肤之痛，换完药也就好了。

父亲带晓楠再次来到医院，检查结果是厌氧菌感染。由于长期用卫生纸覆盖坏死组织导致的，严重可危及生命。

第二次手术，家里只有姐姐打工挣来的几百块钱，带着这仅有的几百块钱，晓楠心里很是感激姐姐。

手术是局麻，躺在手术台上，晓楠听的清清楚楚，医生用剪刀剪去了腹部坏死的皮肉组织。麻药仿佛失去了效力。冰冷的手术室里，冷汗湿透了她的衣衫。手术剔除了刀口周围坏死的组织，再生拉硬拽的把皮肤缝合，就此在腹部留下了一个多少年都无法平复的凹陷。

出院后，晓楠的肚子上再也不用垫着卫生纸了，也没有了那难闻的腥臭味。

大姐出嫁了，晓楠的心里空落落的。她觉得这个家少了一个帮手，父母日渐老去，还有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弟弟要读书。以后的日子一切都是未知，好在还有个二姐。

大姐出嫁的后，晓楠和二姐郑重其事的谈了一番。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你能不能晚一点结婚，我们帮帮家里”。

“好”。

二姐不假思索的答应着，晓楠知道，她也只是随口答应而已。对于承诺是什么，二姐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大姐结婚后去了外地打工，二姐几次提出要去看看，晓楠也想去。她还没有出过远门，她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二姐从来都没有答应过。有一天二姐的一个朋友来家里，无意间晓楠听见二姐在和她的朋友商量去大姐那里玩。晓楠很不是滋味，自己竟然比不了一个外人。

一年以后经人介绍，二姐很快把自己嫁了出去。

那一刻，晓楠感觉，天塌了，这个家的重担落在了自己的肩上。父母年迈，弟弟年幼。温饱尚可解决，弟弟要读书怎么办，看着弟弟那柔弱的样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只是个读书的料。难道让他像父亲一样土里刨食，还是上山伐木，下井挖煤，他都做不了。只有读书是他唯一的出路。

二十岁那年，晓楠背着行李，带着仅有的几十块钱，挤上了南下的火车。

她倚靠在窗边，窗外秋日的田野向后方流淌着，秋风掠过路旁的树林，金黄的落叶跟随火车翻飞着。远处的农田里散落着农人收割的身影，或许她的父母也在其中，晓楠无暇顾及，狠心的收回目光。

临行前，二姐劝她：“一个女孩子离家那么远，太难了，你帮我看孩子吧，我去打工”。

晓楠拒绝了，她已经孤注一掷，那个自卑自怜的晓楠，在十七岁那一年已经死去，也在那一年重生，她坚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