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道生态志

我楞在原地。等我反应过来，想招呼时，他扛着扁担已经走远。他是回他的家，但是我无法回家。明明是一个日常寒暄，却像把一生的长度都摊开了给你看。

自崖畔始，一条约三米五宽的土路，烟缕般向上延伸。在百分之三十的坡度上坚持数十米后，于第一处台地喘息。路面被经年的脚步与雨水压实，呈暗黄色，晴日里，泛着陶器般的光泽。两侧是抬升至半米高的土垄，杨树枝、废旧木条与塑料绳分割的菜畦，大小不一排列其上。葱、油菜、生菜、洋芋在其间默默生长，疏密与长势各异，透露出不同耕种者不同的勤勉与心境。

此地属黄棕壤土，弱酸性，自然肥力尚可，但这一带是坡地，土质容易板结。最大制约还是水。坡地无法引渠，每滴水都需人力搬运。每块菜畦旁立着大小不一的塑料油桶——原先是金龙鱼、鲁花们的容身之所，清油用尽后，在清水里滚过几遍，在此地获得第二次生命，成为微型蓄水池。它们列队站在地头，有些盛着浑浊的雨水，还有的空着，等待主人从山下负重而来。

这些地块的存在本身，是一场间隙里的博弈。数年前土地征用，规划图上的红线曾宣告它们作为未来中学校舍的宿命。但开发进程迟滞，留下了一段模糊的时空。附近的农人像候鸟，敏锐地占据了这片“暂时”的空白。他们在疯长的野豌豆、雀麦与臭草丛中，垦出一块块不规则的几何形，植入绿色秩序。

作物选择体现一种务实的生计逻辑。葱、生菜、土豆、豆角是主力，生长周期在一至四个月之间。这些菜类耐储存，是碗橱里的“压舱石”。黄瓜、番茄之类“细菜”罕见，它们对水肥与照料更为苛求，在此地经济学中显得不够划算。萝卜最适合这里的土壤，但它太能喝水了，背着水上山的农人只好舍弃。种植与其说是生产，不如说是一种以体力兑换确定性、以时间对抗通胀的储蓄。

农人聚居在步行约十分钟的下方村落。连接家与菜地的，是一段包括垂直山崖与五六十度陡坡的艰苦通道。因此，负重被精确计算：非浇水或采收季，一柄䦆头、一个水壶是全部行头。只有在必须运输的时日，扁担才会登场。这里是秦岭南麓，山上多树，本地桑木、黄杨木或柞木制成的扁担是首选，它们兼具硬度与弹性，在重压之下微微弯曲，吱呀作响，将重量均匀分摊到肩胛，是人体力学与本地物产结合的精妙工具。

沿土路向北，越过环山公路，是另一番景象。近年来，响应迁坟政策，崖下散落的旧坟多移至更高、更集中处的“新茔”。在密集的野豌豆、苦苣、白车轴草覆盖的绿地上，一路栽两排柏树，两边开垦出两米宽的通道，供筑坟作墓。葬在此处的人，对村里五六十岁者而言，并非抽象的祖先。他们能被指名道姓，脉络清晰。但对于更多常年漂泊在外的年轻一辈，这些坟茔正逐渐褪为模糊的背景。村庄的人口像一池不断蒸发的水，外出务工与求学者常年不归，红白喜事的频率逐年降低，维持社会记忆的仪式正在稀薄。

当我身在其中，山道给我身体一种迫近的张力或沉默的对称：上方，是逝者被重新安置、意义逐渐风化的“新茔”；下方，是生者见缝插针、精打细算的“临时”菜畦。日日往返其间的，是为数不多的、始终未曾离开的身影，是自称为“闲人”的守护者。他们肩上的扁担，一头浸染泥土与生计的潮气，一头仿佛也浸染身后山岗上，那些日益沉默的姓氏所带来的无言重量。

他们记得每一块菜畦的脾气，也大抵记得每一座坟茔的来历。他们的日常，是在生与死这两片性质迥异、却又相邻的土地之间，进行某种永恒的低语的穿行。中间，也还有被野草覆盖的土地，还没有人围起篱笆，建造自己的蔬菜王国，只有野豌豆轻盈简静的枝蔓在空中摇曳。

现在是早晨九点钟，我走在山道上。大部分农人每天早在七点到八点扛着锄头下地，这个点应该是回家的时间。一位大约五十出头的大汉，迎面走来，他肩膀圆阔，肤色黝黑，秃顶，眼神盈满植物一样的温和。担子上，一头是用一根绳子串连的各种各样的油桶，另一头挑着葱和青菜。那葱杆上还带着土带着枯皮，一眼看出是才从地里拔出来的。他笑呵呵的看着我。我打招呼说地里去了，他说就是。你又上来了。我有点奇怪，我也就最近三天上来过，随问他道：

“你认识我啊？”

 “哎，认识啊，你天天上来。这路上人就这么几个人，坟就这么几个坟。”

我楞在原地。等我反应过来，想招呼他时，他扛着扁担已经走远。我脚底下像一苗洋芋向土里生了根，站住不能动。我才来几天，已被这样接纳了？高兴之余，忧伤像地里这棵苦楝树上的紫色花朵随风飘摆，在这条山道上，活人和逝者的轨迹是重叠的――恍惚中，我就是每天走在这条路上的扛锄者，一路上所见坟里躺着的都是老相识。这一瞬间的错锷，像是突然撞见了某种真相――日子像担子两头的油桶和青菜，朴素、重复，而时间就在“人就这么几个人，坟就这么几个坟”之间，悄悄地流走了。

这样想的时候，不禁踮起脚尖看向他消失的地方，我仿佛还能看到他一边走着，一边用毛巾擦汗的样子。他素朴得完全不像是一位哲学家。他只是在陈述一个如同土壤酸碱度一般确凿的、他生活其中的基本常数，而他平静下的重量，特别钝重苍凉。我在四月份的阳光下，像一棵干渴的洋芋苗，站在原地不能动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