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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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至商品经济发展最繁荣的阶段，以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壮大，随之以逐利、享乐和肯定欲望为代表的市民价值风气日益昌盛，相对的，小农经济和崇俭守礼的小农经济价值观受到冲击，于是整个社会的文艺便在“商涨农落”的环境中躁动而活跃。
唐朝新乐府派说文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晚明如此奇崛的背景孕育了千古二部奇书——《西游记》和《金瓶梅》，它们几乎作于同一时期，一个“飘在天上”，一个“落在地里”。
不过相比于市井巴人和文人雅客对《西游记》的追捧，《金瓶梅》的门庭则备受冷落，因其真实的情色描写，常被弃入“淫书”、“禁书”之列，人喊食之则危，可谓使明珠蒙尘。但若启读，人便有探骊得珠之风光，哭笑不得，满心满眼是对它的敬畏——兰陵笑笑生，用一个像茶馆说书般轻快的笔名，写出了中国史上怎样一部笑里藏悲的哭书！
待坐定披卷，《金瓶梅》首回入话便令人拍案叫绝。且看那挂名吕岩的“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诗句，兰陵笑笑生用笔之无情辛辣初见端倪。读者畅览，忽又有“趋炎的压脊挨肩，附势的吮痈舔疮”将攀附权贵的狗腿写得可笑至极。再往后读，才可感笑笑生愤世嫉俗的笔墨里蕴藏的佛子之心：“堆金积玉，是棺材里勤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又达至“色即是空”、“不垢不净”、“如梦幻泡影”之佛学境界。
《金瓶梅》入话九段洋洋洒洒，写尽了世间的酒色财气，其用语之刁苛、意象之污秽、基调之畅快、下笔之举重若轻正衬这“枕上绸缪，被中恩爱”的荒谬绝伦。沈约谈著文有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也，《金瓶梅》文骨架于“三易”之上，以色欲填充文肉，写庸俗却不庸俗，肤浅之人看表，深奥之人看里，既使古今金学家琢磨至死方休，又使图热闹的看客一口气酣畅淋漓，可见笑笑生笔法功底之深。
兰陵笑笑生还极擅于撰摹众生群像，他将善恶含混、净浊相濡的人性揣摩至神乎其神，纵是笔尖上一闪而过的配角也如奇葩惊艳。
《金瓶梅》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写定信众的淫欲。笑笑生在该回中评道：“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又评道：“长老心忙，打鼓借拿徒弟手；沙弥情荡，罄槌敲破老僧头”，这一段评论绘声绘色、魔幻诡谲，本应法相庄严，如今却行志猥鄙，可想世情的荒唐颠倒。然人若深溯明僧背景，便又悲于昏乱颠倒的佛门场景哪是文学丑化！《明英宗实录》有记：“窃见天下僧徒冗滥，败俗伤化，其间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为盗事发，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有系逃军、逃匠惧捕而私自削发者。”明朝现实早已是黑云压寺，信众不信、净地不净的情形遍在，令人怅惋。
描摹信众之外，亦正亦邪的俗众形象也呼之欲出。且瞧这卖梨的郓哥儿，向王婆求见西门庆时一口一个“干娘”，不遂愿便骂她“老狗肉”、“老咬虫”、“老猪狗”，又寻那懦弱的武大郎出气，讥他“是鸭”，简直市侩极了；但他给大郎定计捉奸，又助武松打官司，讨要好处为养活老爹，也见此人颇有几分机巧、孝顺和义气，颇具一些“小农社会”里的美德。另有街坊邻舍，一边畏惧西门庆，不敢告知武松大郎被害的真相；一边心生恻隐，多嘴叫他问那知道最多的郓哥儿、何九。话说这蝇营狗苟的世情下，仵作何九也不得不左右逢源，先收了西门庆的贿赂以表忠心，扭头又自忖着：待武松来问，就将银子作为见证了。最后，再评评西门庆结义兄弟谢大希之流，他们惯会插科打诨，自贬道“ 老鼠尾巴生疮——有脓也不多”，如此没有尊严，最是令人嗤笑、替人羞臊了。
万历二十一年，礼科都给事中张贞观疏：闾巷竞奢，市肆斗巧，切云之冠，曳地之衣，雕鞍绣毂，纵横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动致千金。婚嫁拟于公孙，宅舍埒乎卿士。惰游之民，转相仿效，北里之弦管益繁，南亩之耒耜渐稀，淫渎无界，莫此为甚。
《金瓶梅》的酒色财气，莫不根植晚明现实，书中群像正映照着“商涨农落”背景下民众价值观念的摇摆不定与无所适从。温良恭俭之风褪去，人不知礼义廉耻，字正腔圆的哀呼与痛骂不能撼动他们一分一毫，唯有同样恶臭着靠近他们，才会使他们捂住鼻子，也省省自己手上的臭气。兰陵笑笑生笔下醉生梦死的情欲，在我看来是如鲁迅式冷峻的对抗；极其细致的房中旖旎，则是对世情最无情的嘲弄。笑笑生与《金瓶梅》，不正如破鞋破帽的济公？他半哭半笑，不解之人恨其肮脏癫狂，却殊不知这皮囊表象下正含着一个万分悲悯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