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新民
网站用户
一
那个夏天的开端带着渠江特有的水腥气。五月刚过，杨梅还没红透，蝉就已经急不可耐地占领了协兴村的每一棵树。最吵的是我家院坝那棵老黄桷树——它活了一百二十年，比村里最老的九叔公还老，枝桠张狂地伸过土墙，在石板路上投下铜钱般晃动的光斑。
他出现的那天，母亲正在灶屋熬绿豆汤。柴火噼啪作响，混着知了的嘶喊，把午后扯得又黏又长。我趴在门槛上数蚂蚁，突然听见芦花鸡惊慌的扑翅声。
抬头，就看见了那顶礼帽。
它出现在篱笆缝外，棕褐色，檐边微微卷起，像一片被阳光晒蔫的芭蕉叶。然后是米色西装——在协兴村，只有三种人穿西装：镇上照相馆的师傅、来收桐油的贩子、还有过年回家的打工仔。可眼前这件旧得厉害，肘部磨出了毛边，却洗得干干净净，在烈日下泛着棉布特有的、温柔的光泽。
“小兄弟，”他开口，声音清亮得像井水，“听说你家土墙有窝岩蜂？”
我愣住了。岩蜂确实有——在土墙东头的裂缝里，已经住了三四年。可一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这个？
母亲从灶屋探出身，锅铲还滴着水。她眯起眼打量来人——四十来岁，面皮白净，手指细长，不像下力人，可衣裳又旧得可疑。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很久，久到一只蜻蜓飞过来，在他帽檐上歇脚。
“看看可以，”母亲终于开口，声音绷得像晒干的苎麻，“三娃，你跟着。”
我领他进院坝。黄桷树的浓荫泼了一地，光斑在水缸沿上跳舞。他没有立即去看墙缝，而是先在树下站定，仰起头，深深吸了口气。
“这树真好，”他喃喃道，“根扎得深，叶子就敢张狂。”
然后他才蹲到东墙下。岩蜂正忙着进进出出，金色的身子在阳光下像碎金箔。他看了很久，久到我的腿都麻了。偶尔，他的嘴唇会动一动，却没有声音，像在跟蜂子说悄悄话。有一次，一只岩蜂飞到他面前，居然悬停了三秒，才嗡嗡地离开。
“你在跟它说啥子？”我终于忍不住。
他转过头。礼帽的阴影遮住了上半张脸，可眼睛却出奇地亮——不是那种刺眼的光，而是像深潭映着月亮，幽静又清澈。
“我说，”他的声音很轻，“你们的蜜，是不是有黄桷花的味道？”
我噗嗤笑出声。笑声在闷热的午后格外清脆，惊飞了竹梢上的麻雀。
“岩蜂不采黄桷花，”我说，“黄桷树开的花太少了，它们看不上。”
“是吗？”他也笑了，眼角漾开细纹，“那它们采什么？”
“南瓜花，丝瓜花，还有坡上的野菊花。”我如数家珍——这是每个协兴村孩子都知道的事。
他点点头，像是学到了重要的知识。然后又转回去看蜂。这回他念出了声，声音低低的，像溪水流过鹅卵石：
“墙缝藏金屋，往来皆信使。
不采名园秀，独爱野花痴。”
我听不懂，但觉得好听。那些字从他嘴里出来，像有了形状和颜色。
“你是做啥子的？”我又问。
他摘下礼帽，扇了扇风。头发被压得扁扁的，有一圈明显的印子。“写诗的。”他说，“就是……把看见的东西，换成好听的话。”
“那能当饭吃？”
他怔了怔，随即大笑起来。笑声爽朗，惊得更多的麻雀飞起。“不能，”他擦擦眼角，“所以我要饿肚子。”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叫陈牧之，从重庆来的。为什么来协兴村？他只说“找点东西”。找什么？他笑笑，不答。
母亲始终警惕。她让我盯着他，自己则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针线起落间，眼睛时不时瞟过来。直到太阳偏西，墙缝里的岩蜂渐渐少了，他才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多谢了，”他对我说，又朝母亲点点头，“打扰了。”
他戴上礼帽，沿着石板路往村尾走。影子被拉得很长，斜斜地印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一笔淡墨。
母亲收起针线，望着他的背影，轻声说：“怪人。”
二
第二次见面在七天后。那天我放学早，背着书包慢吞吞地走，在榨油坊外闻到了浓郁的桐油香——还有一股更特别的气味，像旧书，又像樟木。
他就坐在碾槽边的石磙上，膝上摊着个蓝布面的本子，正用铅笔写着什么。看见我，他合上本子，站起来时有些踉跄——坐得太久，腿麻了。
“小兄弟，”他眼睛亮起来，“我家的李子熟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脚边放着个竹篮，里面是红褐色的李子，上面还沾着露水。
“你专门等我？”
“等了半个时辰，”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想着你该放学了。”
半个时辰。榨油坊的桐油味熏得人头晕，他就那样坐着，等一个未必会路过的孩子。我心里某个地方软了一下，像被温水浸过的牛皮糖。
“走，去我家吃。”他拎起篮子。
我犹豫了。母亲说过，不能随便去别人家。可那些李子在篮子里滚来滚去，泛着诱人的光泽。
“不远，”他似乎看出我的顾虑，“就在村尾，吊脚楼。”
我还是去了。他的家在村尾最偏僻的地方，是栋老旧的吊脚楼，木头已经被岁月熏成了深褐色。楼板踩上去吱呀作响，每一声都在诉说它的年纪。但屋里出乎意料地整洁——土碗在竹架上排成整齐的队伍，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连墙角的柴火都码得棱角分明。
可推开后门，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那不是院子，是荒野。
芭茅草长得比人还高，密得看不见土地。李子树半掩在草丛里，红褐色的果子像挂在绿色帷幕上的小灯笼。野牵牛顺着树干往上爬，紫色的喇叭花开得嚣张。
“草这么深，”我迟疑道，“不怕长蛇？”
他笑了笑，没回答，只是拨开草丛往前走。草叶划过我的小腿，痒痒的。我们走到李子树下，那里居然有块青石板，上面摆着两个小木凳。
我们坐在木凳上吃李子。酸，酸得人直眯眼，可回味又有一丝清甜。他吃得极认真，每一口都细细咀嚼，仿佛在品尝山珍海味。
“为什么……”我吐出果核，“不把草割了？”
他望向那片恣意的绿，目光变得很远。风吹过，所有的草尖朝同一个方向倒伏，露出下面灰白的泥土，又弹回来，沙沙声像春蚕啃桑叶。
“以前，”他开口，声音轻得像怕惊动草里的虫，“有个女诗人，最爱野草。”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他讲得很慢，偶尔停顿，像是在记忆的仓库里翻找碎片。我听得入了神，连李子核在手里捏出了汁都不知道。
等故事讲完，太阳已经西斜。芭茅草的花穗染上了金色，在风里摇曳，像在行某种古老的告别礼。
临走时，他往我书包里塞了满满一捧李子。“带回去给你娘尝尝。”
我回到家，母亲正在喂猪。看见李子，她皱起眉：“哪个给的？”
“那个诗人。”
她拿起一个看了看，又放回去。“洗三遍再吃。”
夜里，我躺在床上，耳边还回响着他讲故事的声音。女诗人，知青，没保住的孩子……这些词离我的生活太远，却又莫名地揪心。月光从窗棂洒进来，在地上画出格子。我想象着那个女诗人的模样，却只能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影子。
三
第三次见面，他带我去看了渠江。
那天是星期天，不用上学。一大早，他就在村口等我，手里拿着两个烤红薯，还热乎着。
“走，带你看大江。”
我们从协兴村走到广安城，花了半个时辰。路上他教我认路边的植物：这是车前草，可以治咳嗽；这是夏枯草，夏天一过就枯；这是狗尾巴草，他小时候叫它“痒痒草”，挠人脖子最有效。
广安城比协兴村热闹十倍。青石板街道两旁是木板房，杂货铺、铁匠铺、裁缝铺一家挨一家。空气中混杂着桐油、豆瓣酱和汗水的味道。他领我穿过镇子，来到渠江边。
我惊呆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宽的水。浑黄的江面浩浩荡荡，对岸的山看起来只有一抹淡青。渡船正在江心，像片叶子随波起伏。艄公的号子从水面上传来，苍凉又悠长。
“这就是渠江，”他说，“再往下走，就到重庆，到长江，到大海。”
我们在江边的石滩上坐下。他掏出那个蓝布本子，翻到空白页。
“今天教你写诗。”
我紧张起来。“我……我不会。”
“谁生下来就会？”他笑了，“你看这江水，像什么？”
我看了很久。“像……像一匹布，黄布。”
“好！”他眼睛一亮，“‘江如黄布铺千里’，这是第一句。接下来呢？”
我绞尽脑汁。“船像……像梭子。”
“‘船似银梭织锦纹’！”他拍腿，“连起来——江如黄布铺千里，船似银梭织锦纹。你看，这就是诗。”
我不敢相信。这么简单？这么美？
那天下午，他教了我三句诗。每一句都从眼前景中来：江边的芦苇、滩上的鹅卵石、天上飞的白鹭。我学得笨拙，他却极有耐心，一遍遍解释平仄、押韵——虽然我听不太懂，但那些词像珠子，滚进耳朵里，闪闪发光。
黄昏时，我们坐渡船回对岸。船是木制的，老旧得厉害，船帮上的桐油已经斑驳。艄公李老汉认识他。
“陈先生，又带学生采风？”
“教娃娃看江。”他笑着答。
船到江心，他突然站起来，面向滔滔江水，朗声念道：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人间多少兴亡事，尽付渔樵笑谈中。”
声音被江风吹散，却又好像融进了水声里。李老汉停下桨，静静听着。那一刻，连江水都仿佛静了几分。
下船时，李老汉说：“陈先生，你这诗好。比镇里文化站贴的那些好。”
他笑着道谢，往老汉手里塞了两个铜板——那是渡船费。
回去的路上，我问他：“李老汉听得懂诗？”
“听得懂听不懂，有什么关系？”他说，“诗不是给人懂的，是给人感的。”
那时我不明白。许多年后，当我在异乡的夜里想起渠江，突然就明白了——有些东西不需要懂，只需要它在，像江水永远在那里流。
四
六月中旬，暴雨来了。
那天下午天突然黑得像锅底，风把黄桷树的叶子刮得哗哗响。母亲急忙收晾晒的衣服，喊我帮忙。就在这时，院门被拍响了。
开门，是陈牧之。他没戴礼帽，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米色西装溅满了泥点。
“对不起，”他气喘吁吁，“能不能……借个地方躲雨？”
母亲犹豫了一瞬，还是侧身让他进来。暴雨随即倾盆而下，砸在瓦片上像千军万马奔腾。
我们坐在堂屋。母亲倒了碗热茶给他，他接过来，手在微微发抖——不知是冷还是别的什么。
“你的礼帽呢？”我问。
“被风刮跑了，”他苦笑，“追到田埂边，眼睁睁看它掉进水塘。”
外面电闪雷鸣。每一次闪电，堂屋就被照得惨白，紧接着炸雷滚过，震得窗棂嗡嗡响。陈牧之捧着茶碗，眼睛望着门外的大雨，眼神空茫茫的。
突然，他开口：“今天……是她的忌日。”
母亲正在补衣服，针停在了半空。
“谁？”我问。
“女诗人。”他的声音很轻，几乎被雨声淹没，“十七年前的今天，她坐船回重庆。船到北碚，遇到了和今天一样的暴雨。”
堂屋里静下来，只有雨声、雷声、和他低沉的话语。
“船翻了。一船三十七个人，只活下来九个。她不在其中。”他顿了顿，“信是一个月后才到的。说她本来已经上了岸，又折回去拿遗忘的笔记本——那上面有她刚写完的诗。”
母亲放下针线，轻轻叹了口气。
“我赶到时，只见到一江浑水。连尸首都没找到。”他低头看着茶碗里漂浮的茶叶，“后来我沿着渠江往下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找。找她可能去过的地方，找她可能看过的风景。找到协兴村时，看见那片芭茅草坡——她说她最爱芭茅草，说它们活得自由，不像人，总有那么多牵绊。”
他抬起头，眼里有泪光，但没流下来。“我就住下了。一住，就是五年。”
暴雨继续下着，但雷声渐渐远了。堂屋里的气氛沉重得像浸了水的棉被。我想说点什么，却找不到词。九岁的我，第一次直面这样庞大的失去。
母亲起身，从里屋拿出个小布包，打开，是四个橘柑——正是当初他想要的那种。
“陈先生，”母亲的声音很温柔，“这柑子，我本来留着中秋拜月的。你拿去。”
他愣住了，看看橘柑，又看看母亲。
“诗呢？”母亲问，“你那首写给母亲的诗。”
他慌忙从怀里掏出那张土纸——居然还在，虽然更皱了。母亲接过来，展开。纸上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工工整整：
《致母亲》
十月怀胎苦，三更哺乳勤。
青丝成白雪，犹补子衣巾。
寸草心难报，春晖照旧门。
愿为阶下土，承汝往来痕。
母亲看了很久。她不识字，但我念给她听过。此刻她看着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手指轻轻抚过纸面。
“写得好，”她轻声说，“我虽然不懂诗，但听得懂心。”
她把橘柑推过去。“诗我收下了。这柑子，你务必拿去。”
陈牧之的嘴唇颤抖起来。他接过橘柑，紧紧攥在手里，指节都发白了。然后他深深鞠躬，什么也没说，转身冲进了雨里。
“妈，”我看着他的背影，“他哭了。”
“嗯。”母亲重新拿起针线，“让他哭吧。男人家，不能在人前哭。”
那天夜里，雨停了。月光洗过的天空格外清澈。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消失在江涛里的女诗人，想着陈牧之找了她五年，想着母亲递出橘柑时温柔的眼神。
原来大人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
五
暴雨过后，夏天正式进入最热的阶段。每天早晨，石板路上都蒸腾着热气，远处的山峦在热浪中扭曲变形。
我和陈牧之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候在江边，有时候在他吊脚楼后的芭茅草丛里，更多时候是在我家院坝的黄桷树下。他教我认星星——不是书上那些复杂的星座，而是他自己的分法：那是“扁担星”（北斗七星），那是“锅盖星”（仙后座），那是“寡妇星”（金星，他说因为总是一个人亮着）。
七月初的一个夜晚，我们躺在江边的石滩上看银河。江水在黑暗中汩汩流淌，像大地的脉搏。萤火虫在芦苇丛里明明灭灭，像谁撒了一把碎金子。
“陈老师，”我侧过身，“你那首最长的诗，写到哪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蟋蟀在草丛里唱歌，远处有蛙鸣。
“其实，”他缓缓说，“那首诗，不是写在纸上的。”
我愣住了。
“它写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也写在这里。”又指了指眼前的江水、星空、以及整个黑暗中的巴蜀大地。
他坐起来，从怀里掏出那个蓝布本子，但没有翻开。“这五年，我走遍了渠江沿岸的村镇。每个地方，我都记下一句诗。协兴村的黄桷树，石笋镇的渡口，……一共六十七个地方，六十七句诗。但我发现，把这些句子连起来，还不是我要的那首‘最长的诗’。”
“那要怎么写？”
“用时间写。”他说，“一个月一句，太慢了。我要用一生来写——从看到她的第一眼开始，到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为止。”
我第一次听他说得这么认真，这么……沉重。九岁的我无法完全理解，但能感受到那种庄严。就像祠堂里的祭祖仪式，虽然不懂每一个动作的含义，但知道那很重要。
“那……写完了会怎样？”
他笑了，在月光下，笑容有些苍白。“写完了，我就去找她。把诗念给她听。如果她喜欢，我就说：‘你看，我用一辈子，就写了这一首诗。’如果她不喜欢……”他顿了顿，“我就重写。下辈子重写。”
夜风吹过，我打了个寒颤。不是冷，是别的东西。
“你相信有下辈子吗？”我问。
“以前不信，”他望着银河，“现在信了。因为如果不信，这辈子没做完的事，就真的没机会做了。”
那个夜晚之后，我们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只是他的“小学生”，他也不再只是“怪人陈先生”。我们之间多了一种默契，一种共同守护某个秘密的默契。
他开始带我进行更多的“探险”：去废弃的砖窑看燕子筑巢，去老坟场找民国时期的墓碑拓字，甚至半夜去听稻田里的禾苗拔节——他说，那是春天临走时的脚步声。
母亲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有一天晚饭时，她突然说：“三娃，你最近话少了。”
“有吗？”
“有。”她给我夹了块腊肉，“但眼睛亮了。”
我埋头吃饭，心里却暖暖的。母亲知道，但她不说破。这就是协兴村人的相处方式——不过问太多，但心里都有数。
六
八月十五，中秋节。
协兴村的中秋简单而隆重。家家户户打糍粑，做月饼——其实是烙饼，里面包红糖和芝麻。傍晚，月亮还没升起，孩子们就提着自制的灯笼满村跑，纸糊的兔子、金鱼、莲花，在暮色中明明灭灭。
陈牧之也来了，手里提着一包东西。他穿着那件米色西装，虽然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礼帽没有了，头发梳得整齐。
“陈先生来了。”母亲在围裙上擦擦手，“正好，一起吃晚饭。”
那顿饭很丰盛：腊肉炒蒜苗、凉拌黄瓜、红烧茄子，还有一大碗冬瓜汤。陈牧之带来的是一包桃酥——镇上买的，油纸包着，打开时香味扑鼻。
吃饭时，他话不多，但眼睛一直带着笑。母亲给他夹菜，他就道谢，吃得很认真，每一口都细细咀嚼，像是在品尝久违的家的味道。
月亮升起来时，我们搬了板凳到院坝。黄桷树下，月光被枝叶剪碎，洒了一地银箔。母亲摆上月饼、橘柑、花生，又点了三炷香，朝着月亮拜了拜。
“陈先生，”母亲递给他一个月饼，“家里都好吧？”
这是协兴村人常有的寒暄，但问出口的瞬间，母亲似乎意识到不妥——陈牧之的家，只有他一个人。
但他神色如常。“都好。大哥在成都教书，二姐嫁到了泸州。父母前年走了，走得很安详。”
他说得平静，可月光下，我看见他握月饼的手，指节微微发白。
“你呢？”母亲轻声问，“以后什么打算？”
他沉默了很久。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灯笼的光在巷口一闪而过。
“可能……开个私塾。”他说，“教村里的孩子认字，读诗。”
母亲眼睛一亮：“那敢情好！村里正缺老师。刘老师一个人教五个年级，忙不过来。”
“只是想想，”他笑了笑，“还没定。”
那天晚上，陈牧之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月亮的故事：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但他讲的版本和书上的不一样——在他的故事里，嫦娥不是偷药，是为了救人间免于十日并出，自愿吞药升天，化作月亮调和阴阳；吴刚砍的也不是桂树，是自己的心魔；玉兔捣的不是长生药，是治相思的苦药。
“为什么是苦药？”我问。
“因为相思本来就是苦的，”他说，“但捣碎了，和月光一起洒下来，就变成了诗。”
母亲听了，许久没说话。月亮渐渐升高，清辉洒满整个院坝。黄桷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曳，像水墨画。
临走时，陈牧之从怀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中秋礼物。”
那是个竹蜻蜓，手工削的，翅膀薄得像蝉翼。中间插着根细竹签，两手一搓就能飞起来。
“我自己做的，”他有些不好意思，“手艺不好。”
我接过来，借着月光仔细看。竹蜻蜓的翅膀上，居然刻着两行小字：
“身如蜻蜓薄，心向青云高。”
那一夜，我梦见竹蜻蜓飞啊飞，飞过了黄桷树，飞过了渠江，一直飞到了月亮上。月亮上真的有座宫殿，宫殿里有个女子在写诗。她回头看我，笑了，笑容和陈牧之很像。
醒来时，天还没亮。月光从窗棂斜斜地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个朦胧的方格。我忽然想起陈牧之说的“下辈子重写”，心里一阵莫名的悸动。
第二天，我去吊脚楼找他。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面前摊着那个蓝布本子，本子上有一行新写的诗，墨迹还没全干：
“中秋月似去年圆，人在孤楼影自怜。
若得相思能寄远，不辞化蝶到君前。”
我没吵醒他，轻轻退出来。芭茅草在晨风中摇曳，露珠从草尖滚落，像谁的眼泪。
七
九月，开学了。
我升入四年级，换了新老师，作业多了起来。和陈牧之见面的时间少了，但每个周末，我们依然会去江边，或者在他的芭茅草丛里消磨一个下午。
九月底的一天，他忽然说：“教你写封信吧。”
“给谁写？”
“给你想写给的人。”他说，“也许他现在收不到，但总有一天，信会到该到的地方。”
我们在吊脚楼的木桌前坐下。他摊开信纸，研墨——真正的墨，有松烟的味道。毛笔是旧的，笔毫已经秃了，但他用得顺手。
“信的开头，要写称呼。”他示范，“比如‘母亲大人膝下’，或者‘吾友如晤’。”
我学着他的样子，笨拙地握笔。毛笔不听话，在纸上拖出歪歪扭扭的墨迹。
“不急，”他耐心地指导，“写字如做人，要端正，也要有筋骨。”
练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终于写出了一封像样的信：
“母亲大人膝下：
儿在学校用功读书，先生常夸奖。每顿吃两碗饭，勿念。
天气转凉，母亲要加衣。儿三娃敬上。”
他看了，点点头：“好。真情实感，就是好信。”
然后他顿了顿，说：“我也要写封信。你帮我磨墨吧。”
我磨墨，他铺纸。这一次，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斟酌很久。信很长，写了三页纸。写完后，他折好，装进信封，却没有写地址。
“这信……”我迟疑。
“存着。”他微笑，“等我想好寄给谁的时候，再寄。”
那天傍晚，我们坐在芭茅草丛里看夕阳。秋天来了，芭茅草的花穗白了头，在晚风里起伏如浪。远处，渠江泛着金红色的光，渡船正缓缓驶向对岸。
“三娃，”他忽然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记得我吗？”
我心里一紧。“你要走？”
“不一定，”他摸摸我的头，“人总要做好离别的准备。”
“我不准你走。”我固执地说。
他笑了，笑容里有说不出的复杂。“好，不走。我就在这儿，看芭茅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可是我已经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改变。就像江水的流向不会变，但水位会涨会落；就像季节的更替无法阻止，夏天总要过去。
十月初，母亲突然病倒了。是劳累过度，医生说需要静养。那段时间，我每天放学就回家，做饭、喂猪、打扫院子。陈牧之知道了，每天都来帮忙——挑水、劈柴、甚至帮我补作业。
有一天，他正在灶屋熬药，母亲忽然说：“陈先生，你是个好人。”
他搅药的手顿了顿。
“三娃他爸走得早，”母亲的声音很轻，“这些年，我一个人拉扯他。有时候也想，要是有人能教他点男人该懂的东西……”
“嫂子，”他打断她，“别这么说。三娃懂事，将来会有出息。”
“借你吉言。”母亲笑了笑，闭上眼睛。
药熬好了，他端到床前。母亲坐起来喝药，苦得直皱眉。他从口袋里掏出颗冰糖——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递过去。
那一幕我永远记得：夕阳从窗棂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投在土墙上，像一幅温馨的画。
母亲病好后，做了顿丰盛的饭菜请陈牧之。饭桌上，她说：“陈先生，你要是不嫌弃，以后这儿就是你家。随时来，添双筷子的事。”
他端着碗的手抖了一下，米饭差点洒出来。
“多谢……嫂子。”他低下头，扒了一大口饭。
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八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十一月底，第一场霜降下来，芭茅草一夜之间全白了，像戴了孝。
陈牧之的咳嗽越来越严重。我劝他去看医生，他总是摆摆手：“老毛病，没事。”
但我知道不是“没事”。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米色西装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礼帽还是没有买新的，他说习惯了，不戴反而轻松。
十二月初的一个阴天，我去吊脚楼找他。门锁着，我敲了很久，没人应。正担心时，隔壁的王婆婆探出头。
“找陈先生？他去镇上了，说抓药。”
我在门口等了两个时辰。天阴沉得像要塌下来，冷风从江面刮过来，钻进衣领，刺骨地寒。终于，在暮色四合时，他回来了。
佝偻着背，一步一步走得很慢。手里拎着个药包，纸绳勒得手指发白。看见我，他努力挤出笑容：“三娃，怎么在这儿？多冷。”
“等你。”我接过药包，“开门吧，我给你熬药。”
屋里比外面还冷。火塘熄了，灰烬死白。我生火，他坐在竹椅上，裹着薄毯子，还在微微发抖。
药熬上了，满屋都是苦味。我们围着火塘坐着，火光在脸上跳动。他忽然说：“给你讲个故事吧。”
“又是诗人和女诗人的故事？”
“不，”他摇摇头，“这次讲真的。”
火塘里的柴噼啪响了一声，爆出一串火星。
“其实，”他缓缓开口，“我没有什么女诗人。没有知青，没有翻船，没有没保住的孩子。”
我愣住了。
“那些都是我编的。”他看着火焰，眼神空洞，“我确实从重庆来，但不是来找人。我是……逃来的。”
“逃？”
“嗯。”他苦笑，“我在重庆有老婆，有孩子。老婆是家里安排的，没感情。孩子三岁，可爱，可我总觉得隔着一层。我在文化馆工作，写些应景的诗，歌颂这个歌颂那个。日子过得……像温吞水，不死不活。”
火光照着他消瘦的脸，每道皱纹里都藏着疲惫。
“五年前，我得了场大病。躺在床上时忽然想：我这辈子，写过一首自己真正想写的诗吗？答案是没有。一首都没有。”他咳嗽起来，咳得很凶，我赶紧递水。
喝了几口水，他继续说：“病好后，我跟单位请了长假，说要采风。其实是想逃走。逃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看看能不能写出点真东西。”
“所以你来了协兴村？”
“嗯。路过这里，看见芭茅草坡，觉得美，就住下了。一住就是五年。”他顿了顿，“女诗人的故事，是我给自己编的。我需要一个理由，一个为什么留在这里的理由。也需要一个念想，一个支撑我写下去的念想。
“那……那首诗呢？”我的声音在发抖，“世界上最长的诗，一个月只写一句……”
“也是假的。”他闭上眼睛，“我根本写不出什么伟大的诗。这五年，我写得最多的是芭茅草，是渠江，是渡口和星空。它们很美，但不够‘伟大’。文化馆的领导说过，伟大的诗要写时代，写人民，写斗争。我写的这些……算什么？”
火塘里的火小了些，我添了根柴。火光重新跃起，照亮他脸上纵横的泪痕——他终于哭了。
“那你为什么留在这里？”我问，“为什么不回重庆？”
“因为回去了，我就连这些写芭茅草的诗也写不出来了。”他睁开眼，眼泪还在流，但声音很平静，“在那里，我是丈夫，是父亲，是文化馆干部。在这里，我只是陈牧之，一个写诗的怪人。虽然诗写得不好，但至少……是真的。”
屋外起了风，吊脚楼吱呀作响，像在叹息。药罐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冒着泡，苦味更浓了。
“那现在怎么办？”我九岁的心智无法处理这么复杂的真相，“你要走了吗？”
他沉默了很久。药罐里的水熬干了三分之一，我把它端下来，倒出黑稠的药汁。
“我不知道。”他接过药碗，吹了吹，“也许春天来了，我就该走了。谎言说久了，自己都会当真。但冬天来了，人会清醒。”
我看着他喝药，眉头都不皱一下，仿佛那苦汁是白水。
“三娃，”他放下碗，忽然很认真地看着我，“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走了，别找我。也别告诉别人这些真相。就让协兴村的人记得，曾经有个怪人，为了等一个女诗人，在这里住了五年。”他笑了笑，笑容苦涩，“这个谎言……比我的诗写得好。”
我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母亲正在灯下补衣服。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只是说：“锅里有热水，洗洗睡吧。”
躺在床上，我辗转难眠。陈牧之的话在耳边回响，那些美丽的谎言一个个破碎。女诗人的笑容、翻船的暴雨、没保住的孩子……全都是假的。可为什么，我觉得那个编故事的他，比讲真话的他更真实？
窗外的月亮很冷，像一块冰贴在黑缎子似的天上。我想起中秋那夜，他说相思是苦的，但捣碎了和月光一起洒下来，就变成了诗。也许谎言也是苦的，但编得久了，掺进了真心，就变成了另一种真实。
九
冬至那天，协兴村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青瓦上簌簌有声。早晨推开窗，远处的山峦戴了顶薄薄的白帽子，芭茅草全伏下了，像披着孝衣。
我去吊脚楼时，陈牧之正在火塘边写信。看见我，他招手让我过去。
“帮个忙，”他说，“我这字越写越抖了。”
信是写给他重庆的妻子的。我这才知道她的名字：林素珍。很普通的名字，但陈牧之写得很郑重。
信不长：
“素珍吾妻：
见字如晤。
我在川东一个小村养病，一切安好，勿念。
五年未归，是我任性。不恨我，已感念；若恨，也是应当。
儿子该八岁了，替我亲亲他。告诉他，父亲在远方，但心里有他。
随信寄回这些年攒下的稿费，虽不多，是我清白所得。
若开春未归，不必再等。珍重。
牧之 冬至”
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用尽了力气。写完后，他折好信，又从枕头下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卷起来的钞票，大多是旧票，最大面额是十元。
“镇上的邮差每半月来一次，”他把信和钱递给我，“下次他来，帮我寄出去。”
“你真的要走？”我问。
“不知道。”他望着窗外细雪，“也许走，也许……走不了了。”
他的咳嗽越来越频繁，每次咳起来都像要把肺掏出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摇摇头，开了几副更苦的药，但私下跟我说：“陈先生这病，是心里有事，药石难医。”
母亲知道了，每天让我送一碗鸡汤过去。有时是香菇炖的，有时是加了当归黄芪的。陈牧之每次都喝得干干净净，然后说：“告诉你娘，等我好了，一定登门道谢。”
但他没有好起来。
小年前一天，雪停了，出了太阳。阳光很薄，没什么温度，但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陈牧之精神突然好了些，说要出去走走。
我扶着他，慢慢走到江边。渠江瘦了，水清了些，能看到底下的鹅卵石。渡口空荡荡的，李老汉的船系在岸边，随波轻晃。
我们在老地方坐下——那块被我们坐得光滑的江石。陈牧之望着江水，看了很久，忽然说：
“三娃，我教你最后一首诗。”
“别说‘最后’。”
他笑了笑，没接话，而是轻声念：
“半生虚度愧称诗，几卷残笺笑我痴。
未得江山添秀句，空教岁月改朱颜。
寒江寂寂流千古，孤雁哀哀过百峦。
若问此身何所似，风中芦荻雪中蝉。”
念完，他长长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这诗……”我小心地问，“是真的了吗？”
“真的。”他点点头，“我这一生，就是‘风中芦荻雪中蝉’。芦荻看起来自由，风一吹就倒；蝉叫得响亮，天一冷就死。”
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
“别难过，”他拍拍我的肩，“其实我想通了。谎言也好，真话也罢，我这五年是实实在在活着的。看过的芭茅草是真的，教你的诗是真的，你娘送的鸡汤也是真的。这就够了。”
那天我们在江边坐了很久，直到太阳西斜，把雪地染成淡金色。回去的路上，他走得很慢，但坚持不用我扶。路过榨油坊时，他停下来，看着那个石磙——我们第一次正式说话的地方。
“真快啊，”他喃喃，“夏天好像还在昨天。”
小年那天，村里有了年味。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空气里飘着肉香和柴火味。母亲让我送一碗刚出锅的血旺去吊脚楼，还加了辣子和葱花。
陈牧之吃了几口就放下了，但笑得很开心：“有年味了。”
傍晚，邮差来了。我把信交给他，他看着信封上的地址，点点头：“重庆的啊，得些日子。”
“大概多久？”
“年前能到吧。”邮差把信塞进邮包，“陈先生要回家了？”
“也许吧。”我含糊地答。
腊月二十八，陈牧之突然发起高烧。我去时，他躺在床上，脸颊潮红，呼吸急促。床头的药碗空了，但显然没什么用。
“我去叫医生！”我转身要跑。
“别……”他拉住我的手，手烫得吓人，“陪我说说话。”
我坐下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瘦，骨头硌人。
“三娃，”他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记住……人这一生，不一定要做大事，不一定要写伟大的诗。但一定要……活得真。”
“嗯。”
“哪怕真里掺了谎，只要你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就不算骗自己。”
“嗯。”
“我这一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活得太假。在重庆时，假装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干部。在这里，假装是痴情诗人。”他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滑落，“可最大的幸运，是在生命的最后，遇见你们母子。你们让我……做了几天真人。”
我哭起来，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他手背上。
“别哭，”他想抬手给我擦泪，但没力气，“我给你讲个笑话。”
“我不要听笑话！”
“这个一定要听。”他睁开眼，眼神有些涣散，但还在努力聚焦，“其实……女诗人的故事，也不全是假的。”
我愣住了。
“我确实爱过一个人，”他慢慢说，“不是知青，是文化馆的同事。她也写诗，也爱芭茅草。但我们……没能在一起。她嫁人了，我娶妻了。这就是全部。”
“那翻船……”
“编的。”他笑了，笑容很虚弱，“但我希望是真的。如果她真的在某个地方等我，我这一生，至少有个念想。”
窗外，天暗下来了。远处传来鞭炮声，谁家孩子等不及过年，先放了一挂。
“三娃，”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帮我个忙……春天来了，把芭茅草割了吧。种点菜，或者……种点花。”
“你不等女诗人了？”
“不等了。”他闭上眼睛，“让她……活在诗里吧。”
他的手在我手里慢慢变凉。我大声喊他的名字，摇他的手，但他没有回应。只是嘴角还留着一丝笑意，像是终于卸下了所有伪装，轻松了。
我疯了一样跑出去叫人。李老汉、王婆婆、赤脚医生都来了。医生看了看，摇摇头：“走了。”
母亲赶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她站在床前，看了很久，然后轻轻说：“陈先生，一路走好。”
屋里挤满了人。协兴村的乡亲们听说陈先生走了，都来了。他们议论着这个怪人，说着他的好：帮王婆婆挑过水，教李老汉的孙子认过字，给村里的红白喜事写过对联……
“可惜啊，”九叔公叹气，“为了等个女人，把自己等没了。”
没有人知道真相。除了我。
十
陈牧之葬在后山的芭茅草坡上。没有立碑，只垒了个土坟。母亲说，等开春了，去镇上打块碑，刻上“诗人陈牧之之墓”。
但开春时，重庆来人了。
是一个女人，牵着个八九岁的男孩。女人穿着蓝布衫，梳着齐耳短发，眉眼普通，但很温婉。男孩怯生生的，眼睛很大，有点像陈牧之。
她们找到了村长，又找到我家。女人叫林素珍——信上的名字。
母亲把她们请进屋，倒茶。林素珍捧着茶碗，手在抖。
“他……怎么走的？”
“病了，”母亲轻声说，“肺上的毛病。”
“苦吗？”
“走的时候很安详。”
林素珍低下头，眼泪掉进茶碗里。男孩拉拉她的衣角：“妈，不哭。”
“这是你父亲住过的地方，”林素珍对男孩说，“他叫陈牧之，是个诗人。”
“诗人是什么？”
林素珍答不上来。我接口：“诗人……就是把苦的变成甜的，把假的变成真的人。”
她抬头看我，眼中有惊讶，也有感激。
我带她们去吊脚楼。屋里还保持原样，蓝布本子摊在桌上，毛笔架在砚台上，仿佛主人只是出门去了，很快就会回来。
林素珍一页页翻看那些诗。大部分是写芭茅草、渠江、渡口的。只有最后一页，是那首《冬至感怀》：
“半生虚度愧称诗，几卷残笺笑我痴……”
她看到最后两句——“若问此身何所似，风中芦荻雪中蝉”，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哭起来。
男孩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又看看我。我蹲下来，对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
“他为什么不回家？”男孩问。
我想了想，说：“因为他要在这里，等春天。”
“等到了吗？”
“等到了。”我望向窗外，芭茅草已经冒出了嫩绿的芽，“春天不是来了吗？”
林素珍带走了陈牧之的遗物：几件旧衣服、那个蓝布本子、一些散落的诗稿。她说要把诗稿整理出来，看看能不能出版。
“虽然他说自己写得不好，”她摸着本子的封皮，“但我觉得好。真的。”
临走时，她塞给母亲一个信封，里面是钱。母亲不要，她坚持：“他这些年，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麻烦，”母亲说，“陈先生教了三娃很多。”
林素珍又给我一个小布包：“他信里提到你，说你是个好孩子。这个，留个念想。”
我打开，是那个竹蜻蜓。翅膀上的字还在：“身如蜻蜓薄，心向青云高。”
她们走了。我站在村口，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石板路尽头。男孩回头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
春天真的来了。黄桷树抽了新芽，岩蜂又忙起来，渠江涨了水，浑黄浑黄的，浩浩荡荡往下游流。
我去芭茅草坡看陈牧之的坟。坟头的土已经长了草，嫩绿嫩绿的。我没有按他说的割掉芭茅草——就让它们长着吧，长得越高越好，像绿色的火焰，烧遍整个山坡。
母亲问我要不要立碑。我想了想，说：“立吧。但不要刻‘诗人’。”
“那刻什么？”
“刻‘陈牧之之墓’就好。”我说，“他是不是诗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陈牧之。”
碑立起来那天，我又去了江边。渡船正在对岸驶来，李老汉的号子苍凉依旧。我在石滩上坐下，从书包里掏出那个蓝布本子——我偷偷留了一本，林素珍不知道。
翻开，是陈牧之的字迹。有工整的，有潦草的；有写完的诗，有只开了头的句子。最后一页空白处，我发现了一行很小的字，用铅笔写的，差点没看见：
“三娃，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里，记住：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不是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活得像个人，哪怕有瑕疵，有谎言，有遗憾，但真实地活过——那就是最美的诗。”
我合上本子，望向滔滔江水。太阳西斜，江面碎金万点。渡船靠岸了，下来几个挑担子的村民，说说笑笑往村里走。
忽然，一只岩蜂飞到我面前，悬停了几秒，嗡嗡地转了个圈，然后飞走了。我想起那个夏天，陈牧之蹲在黄桷树下看蜂的样子；想起他说“你们的蜜，是不是有黄桷花的味道”；想起我笑他“岩蜂不采黄桷花”。
如果他现在在，我会说：陈老师，也许岩蜂真的采黄桷花呢。只是我们看不见。就像有些诗，真的存在，只是没写在纸上。
风从江面吹来，带着水腥气和春天的暖意。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该回家了，母亲该等急了。
走过榨油坊时，我忽然听见有人叫我：“三娃！”
回头，是李老汉。他撑着桨站在船头，朝我喊：“陈先生那首诗，我学会了！”
“哪首？”
“就那首——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他清了清嗓子，真的唱起来。苍老的声音混着江风，飘得很远：
“青山不墨千秋画哟——
绿水无弦万古琴啰——
人间多少兴亡事啊——
尽付渔樵笑谈中——”
我站在那儿，听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要搭到对岸去。唱完了，他嘿嘿一笑：“怎么样？陈先生教的，他说诗可以唱。”
“可以，”我大声说，“唱得好！”
李老汉满意地撑船离岸。我继续往村里走。炊烟升起来了，一家接一家，袅袅地升上傍晚的天空。空气里有腊肉香、米饭香，还有不知谁家炒辣椒的呛味。
走到我家院坝时，黄桷树下已经黑了。但墙缝里，岩蜂归巢的嗡嗡声隐约可闻。母亲在灶屋门口择菜，看见我，说：“洗手吃饭。”
“妈，”我走过去，“陈老师的坟，我想种点花。”
“种什么？”
“芭茅草。”
母亲愣了愣，然后笑了：“好。就种芭茅草。”
晚饭时，我吃了两碗米饭。母亲看着我，忽然说：“三娃，你长大了。”
“有吗？”
“有。”她给我夹了块腊肉，“眼睛里有东西了。”
我不知道眼睛里有什么。但我知道心里有什么——有一个漫长的夏天，有一个戴礼帽的怪人，有一首永远“快了”的诗，和一个关于诗与谎言的真相。
而这些，我会好好藏着。像陈牧之藏着他的女诗人故事一样，藏在我的心里，长成我自己的芭茅草坡——不完美，不伟大，但真实地生长过。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清辉洒在黄桷树上，叶子闪着银光。岩蜂应该都睡了吧，它们会不会做梦？梦里有没有黄桷花的味道？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有些诗，写不出来比写出来更美。有些梦，做不完比做完更真。
而有些人，活在谎言里，却比谁都真实。
这就是诗。这就是人生。这就是那个夏天，教会我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