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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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〇二二年九月，我回到甲拉乡中心小学，教语文。
学校新修了，三层楼，白瓷砖，屋顶架着太阳能热水器，操场是塑胶的，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牛肚子上。旗杆换了不锈钢的，风一吹，还是呜呜地响，像有人在里头吹号。
旗杆底下种了三棵树，杨树，活了两棵。
我把行李放下，先去看东头那间小屋。小屋还在，改成了仓库，堆着扫帚、旧课桌、半袋水泥。墙上钉着一颗钉子，钉子上空着。我伸手摸了摸，钉子有点松，晃了晃。
二十年前，那上面挂过一面国旗。
我给那面国旗敬了个礼。我不是党员，也没当过兵，可我觉得该敬。
敬完了，我掏出手机，点开那个软件——网易公开课。搜索栏里我打了四个字：什么是死亡。
一个外国老头盘腿坐在讲台上，穿牛仔裤，帆布鞋，头发花白，说话慢悠悠的。他说，欢迎来到这门课。
我笑了。
陈老师，我又来陪你听课了。
这一回，我从第一集开始听。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八号，陈老师上山。
那天下小雨。我们那地方下雨不叫下雨，叫“下刀子”，雨点砸在脸上生疼，因为里头裹着沙。一辆墨绿色的越野车从山垭口翻过来，车头上糊满泥，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
车停在学校门口，先下来的是洛桑校长。洛桑校长五十多岁，肚子大，穿一件藏袍，袖子系在腰上，走路一摇一摆，像个不倒翁。他绕到车的另一边，拉开门，扶下来一个人。
那人瘦，个不高，戴一副眼镜，镜片上全是雾。他站在车门口，一只手扶着门，不动。
洛桑校长说：“陈老师，到了。”
陈老师还是不动。他说：“等一下。”
他站了足足有两分钟，才把脚放下来。脚一沾地，身子晃了一下，像一根插在风里的竹竿。他抬起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四周的山。
我们那地方四面都是山，山尖上顶着雪，雪线一年比一年高。天很低，云走得快，像有人在天上赶羊。
陈老师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龟儿子，这地方，连棵树都没有。”
我们都笑了。这是我们听他说的第一句话。
后来我们才晓得，天下的老师上了山，都要先骂一句。骂完了，才肯教书。
陈老师从车上搬下来三个纸箱，一个蓝颜色的钢瓶。纸箱里是书，钢瓶是氧气瓶，跟他差不多高，像个炮弹。他抱着那个钢瓶，像抱着个娃娃，一步一步往宿舍挪。我们几个娃娃想上去帮忙，他摆手：“别动，这是我的命。”
洛桑校长在旁边笑：“陈老师，我们这儿的人，命是自己的，不用瓶子装。”
陈老师说：“你们是本地人，血管里流的是氧气。我是外地人，血管里流的是嘉陵江的水。”
洛桑校长就笑，笑得满脸的褶子都开了花。
我们那所小学，三间土房，一个操场。土房是六十年代盖的，墙上刷过白灰，白灰掉了大半，露出里头的黄土和草筋。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糊的是塑料布，风一吹，塑料布鼓起来，又瘦下去，像在喘气。
操场是平的，其实也不平，中间高，四周低，下雨就积水。操场边上立着那根旗杆，铁皮卷的，锈得发红。
陈老师绕着操场走了一圈，走到旗杆底下，抬头看。旗杆上光秃秃的，没有旗。
他问：“国旗呢？”
洛桑校长说：“在办公室里，星期一才升。”
陈老师问：“为什么平时不升？”
洛桑校长说：“风大，怕刮跑了。一面国旗三十多块钱呢。”
陈老师没说话。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
那天晚上，他在小屋里收拾东西。我趴在窗户外头看，看见他把一摞书摆在桌上，把那个氧气瓶立在床头，然后掏出一部手机。手机很旧，屏幕裂了一道缝像一条河。他用拇指在裂缝上摸了半天，摸出一个小软件，点开了。
一个外国老头的声音就从窗缝里飘出来，讲的是汉语，慢悠悠的。
我听不懂。我只听懂三个字：“死亡。”
第二天上午，第一堂课。
我们班二十三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因为老师不够，复式班。教室黑，灯是一根电线吊着的白炽灯，四十瓦，黄乎乎的。
陈老师走进来，把书本往讲台上一放，“啪”的一声，扬起一层灰。
他没点名，也没自我介绍。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
死。
粉笔断了一截，那个“死”字写得歪，最后一笔拖得老长，像一条尾巴。
他回过头，问：“认识吗？”
我们说：“认识。”
“念。”
“死。”
“什么意思？”
教室里静了一下。格桑举手，格桑是我们班最胖的，也是最爱说话的。他说：“就是人不动了。”
陈老师点点头，又问：“还有呢？”
梅朵说：“就是去天上了。”
陈老师说：“去天上干什么？”
梅朵说：“变成星星。”
陈老师笑了。他说：“你们比我教过的城里娃实在。城里的娃，一说到死，就说老师这个字不吉利。”
他把粉笔头扔进粉笔盒，说：“今天不上课文。今天就讲这个字。”
他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中间，问：“你们家里，有没有死过人？”
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顿珠举手，说：“我爷爷。”
“怎么死的？”
“老了。”
“老了就死了？”
“嗯。睡着了，就没醒。”
陈老师点点头。他又问：“你们怕不怕死？”
还是没人说话。
陈老师说：“我怕。”
我们都抬起头看他。
他说：“我不光怕，我还天天想。晚上睡不着，就想。想我要是死了，我老婆怎么办，我姑娘怎么办，我那一柜子书怎么办。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然后他说：“所以我就上山来了。”
我们不懂。上山跟死有什么关系。
他说：“在城里，我天天想死。上了山，我天天想活。你们这地方，氧气少，走两步就喘，喘着喘着，我就顾不上想死了。”
格桑说：“老师，那你不是来教我们，是来治病的？”
陈老师说：“两样都干。”
那一堂课，我们没学课文，学了三个词：死、活、喘。
下课的时候，陈老师把黑板擦干净，那个“死”字擦到最后，还留着一条淡淡的尾巴。他看了半天，又擦了一遍。
听课笔记（第一集）
卡根：我们都会死。这不是新闻，可我们从不真的相信。
陈批：我信。我天天信。所以我上山了。
又批：今天在黑板上写“死”，写歪了。二十三年，头一回手抖。
我叫扎西，二〇〇〇年生人，属龙。我们那地方的人不兴说岁数，兴说属相。
我阿妈叫央金，我阿爸叫次仁。次仁在拉萨跑长途，开一辆东风卡车，拉水泥，拉青稞，有时候也拉人。一年回来两趟，一趟是藏历新年，一趟是青稞收完回来的时候带糖，带电池，带一沓皱巴巴的钱。走的时候天不亮，我还没醒。
家里就我和阿妈。阿妈信佛，每天早上起来，先在佛龛前点一盏酥油灯，捻一串念珠，嘴里念念有词。念完了，打一壶酥油茶。
陈老师来了以后，洛桑校长说，得给老师安排个学生，每天送茶、送水、扫地。这活儿本来轮不到我，我成绩中等，也不爱说话。可洛桑校长点了我。他说：“扎西家离学校近，扎西老实。”
我就每天早晨提一壶酥油茶，送到东头那间小屋。
第一天，陈老师接过茶壶，倒了一碗，喝了一口，脸就皱起来了，像咬了一口青柿子。
他说：“这是啥子？”
我说：“酥油茶。”
他说：“咋个是咸的？还油乎乎的。”
我说：“酥油茶就是咸的。”
他又喝了一口，咽下去，打了个嗝。他说：“行，入乡随俗。喝了不缺氧。”
从那以后，他每天早上都喝。喝完了，把碗底剩下的一点倒给窗台上的花——那花是塑料的，他后来才发现，骂了一句“龟儿子”，把花扔了。
陈老师教书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别的老师上课，先念课文，再讲段落大意，再抄生字。陈老师不。他先讲故事。
讲《西游记》，他能讲一个礼拜。讲到孙悟空大闹天宫，他就在讲台上翻跟头，翻不过去，摔了个屁股墩，我们笑得趴在桌上。他爬起来，拍拍屁股，说：“龟儿子，地太硬。”
讲《红楼梦》，他讲不下去。讲到林黛玉葬花，他停住了，站在窗边看山，看了很久。我们也不敢出声。后来他说：“这本书，你们现在还看不懂。等你们长大了，受了点伤，再看。”
他还教我们唱歌。音乐课在操场上，他拿一根树枝当指挥棒。
他教的第一首歌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他先唱一遍，嗓子有点哑，跑调跑得厉害。我们笑。他说：“笑啥子？我这是感情，不是嗓子。”
然后他一句一句教。我们跟着唱，唱得乱七八糟。他急，一急就冒重庆话：“龟儿子，调子跑到雅鲁藏布江去了！”
格桑说：“老师，我们这儿没有雅鲁藏布江，我们这儿是澜沧江。”
陈老师愣了一下，说：“那就跑到澜沧江去了。”
后来这首歌我们唱会了。每天早上上课前唱一遍，唱得有气无力，因为缺氧。陈老师说：“你们这是唱歌吗？你们这是念经。”
可他自己也喘。唱到高音，他脸发白，要扶着讲台。
有一天，他问我：“扎西，你的名字啥意思？”
我说：“吉祥。”
他说：“吉祥好啊。你阿妈给你起的？”
我说：“嗯。我生下来的时候，家里死了一头牛，阿妈说，起个吉祥的名字，冲冲。”
陈老师笑了，笑了半天。他说：“你们这儿的逻辑，跟城里不一样。”
我说：“哪儿不一样？”
他说：“城里人死了牛，要哭。你们死了牛，要起个好名字。”
我说：“牛也是家里的。哭了，牛也活不过来。”
陈老师不笑了。他看着我，看了很久，说：“扎西，你这句话，比我们教材上那些话都实在。”
那天晚上，他又坐在小屋里听手机。我在窗外站着，听那个外国老头说话。老头说：“死亡，是人格功能的永久丧失。”
我听不懂。我只觉得，“永久”这两个字，像一块石头，沉到水底，再也没浮上来。
陈老师在里头咳嗽。咳完了，他自言自语，说的是重庆话：
“龟儿子，说得轻巧。”
听课笔记（第二集）
卡根：人是什么？是一堆肉，还是肉里还住着别的什么？
陈批：扎西说，牛死了，起个吉祥名字冲冲。这娃娃不晓得，他这一句话，比这老头讲得明白。
又批：我喝不惯酥油茶。可我今天喝了两碗。
3.公开课
陈老师那部手机，看得比氧气瓶还金贵。氧气瓶立在床头，手机揣在怀里，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
我们那地方没信号。山太高，基站太远。要打电话，得爬到后山垭口，举着手机找信号，像举着一根火把，嘴里还要喊：“喂——喂——听得到不——”
陈老师的手机却天天亮着。他不用它打电话，他用它听课。
课是提前下好的。他说在山下的时候，他姑娘帮他下的，下了一整门，二十多集，够听一学期。下好了就不要信号，揣在怀里，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那天夜里，我给他送开水。门没关严，留一条缝。我从缝里看进去，他坐在床沿，手机搁在膝盖上，屏幕的光照着他的脸，脸是青的。
我敲门。他说：“进来。”
我把开水放在桌上。他没抬头，说：“坐。”
我就坐在他对面的小板凳上。
手机里那个外国老头在说话。老头说，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问题：人有没有灵魂。
陈老师按了暂停，问我：“扎西，你说，人有没有灵魂？”
我说：“有。”
“在哪儿？”
“在……”我不知道在哪儿。我想了想，说，“在身上。”
“身上哪儿？”
“心口。”
陈老师笑了。他把手机往前递了递，说：“这老头说，没有。他说人就是一坨肉，肉坏了，人就没了。”
我说：“我阿爸的卡车坏了，修修还能跑。”
陈老师愣了一下。
我说：“人坏了，不能修？”
他说：“不能。”
“为啥？”
“因为零件没地方配。”
我不说话了。我想我阿爸那辆东风卡车，前年换过一个变速箱，是从成都发上来的，等了二十天。人的零件，大概要等更久。
陈老师把手机拿回去，按了播放。老头又说了半天，说二元论，说物理主义，说证有不证无。我听不懂，可是我爱听。那老头说话慢，像在数念珠。
听完了，陈老师问：“你信你阿妈的，还是信这老头的？”
我说：“我信我阿妈的。”
“为啥？”
“我阿妈念了三十年经。这老头，我头一回见。”
陈老师大笑，笑得咳嗽。咳完了，他说：“扎西，你比我们学校那些研究生会说话。”
那天夜里，他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说他娘死的时候，他三十岁。他娘死在医院，身上插着管子，人已经不清醒了。医生问，还要不要抢救。他是老大，他说，要。抢救了三天，他娘身上全是针眼，最后还是走了。
他说：“我到现在都不晓得，那三天，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我说：“你娘没跟你说？”
他说：“说了。她清醒的时候，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默娃，让我走。”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结了冰的河。
他说：“我没让她走。我让她多受了三天罪。”
屋里静了很久。手机屏幕黑了，自动锁了。
他说：“所以我现在听这课。我想搞明白，人死的时候，到底是啥子感觉。搞明白了，将来我自己死，就不慌了。”
我说：“老师，你还早。”
他说：“不早了。”
我站起来要走。他叫住我：“扎西，你想听，以后天天来。”
我说：“我听不懂。”
他说：“听不懂不要紧。耳朵先认个门。”
听课笔记（第三集）
卡根：这门课要先问——人是什么？人有灵魂吗？
陈批：我教了二十三年《论语》，没想过这个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把门关上了。这老头把门又推开了。推开了，风就进来了。
又批：我娘最后说“让我走”。我到现在才听懂，那不是不想活，是不想那样活。
4.龟儿子
九月末，格桑不来了。
第一天，我们以为他病了。第二天，还是没来。第三天，他的座位空着，桌子上落了灰。
陈老师问：“格桑呢？”
我们说：“放牛去了。”
“为啥放牛？”
“他家牛多。”
陈老师把书一合，说：“放学我去看看。”
洛桑校长在办公室门口拦住他。
“陈老师，你别去。”
“为啥？”
“格桑家的事，你别管。”
“学生不上学，我不管谁管？”
洛桑校长叹口气，把门关上，压低嗓子说：“陈老师，你不懂这里的规矩。”
“啥规矩？”
“娃娃放牧，是家里的活路。牛不吃草要死，人不放牛要饿。你把他拽回来，他家少一个劳力。”
“他家少一个劳力，将来多一个睁眼睛。”
“睁眼睛也能放牛。”
“放牛放到老，还是放牛。”
“那也比饿死强。”
陈老师不说话了。他站在那儿，脸白得像纸。
过了一会儿，他说：“校长，我教了二十三年书，没见过这种规矩。”
洛桑校长说：“你教了二十三年城里的书。这儿是山上。”
陈老师转身就走。
洛桑校长在后头喊：“你上哪儿去？”
“上山。”
“你连路都不认得！”
陈老师没回头。
我追出去，说：“老师，我带你去。”
格桑家在对面山坡上，要走一个多小时。路是羊踩出来的，窄，一边是坡，一边是沟。陈老师走得慢，走十步歇一歇，扶着膝盖喘。他喘起来像拉风箱，呼哧呼哧的。
走到半路，他脚下一滑，摔了。
我听见“咔嚓”一声，以为骨头断了。他自己爬起来，膝盖上的裤子破了，血渗出来，红的，混着黄土。
我说：“老师，回去吧。”
他说：“走。”
到了格桑家，格桑正在牛圈里铲粪。他看见我们，愣住了。
陈老师说：“格桑，跟我回去上课。”
格桑不说话，低着头，手里的铲子攥得紧。
格桑的阿爸出来了，一个黑瘦的汉子，手上全是裂口。他说：“老师，不是我们不让念。家里就这几头牛，没人放。”
陈老师说：“牛我不管。我就问一句：格桑念到六年级，能认字，能算账，能看懂药瓶上的字。你让他现在放牛，十年以后，他还是放牛。你愿意？”
格桑的阿爸不说话。
陈老师说：“我不是来抢你家劳力的。我每天下午放学，给他补两个钟头。他白天放牛，晚上念书，行不行？”
格桑的阿爸看了他半天，看了看他破了的膝盖，说：“老师，你膝盖流血了。”
陈老师说：“不要紧，山上风大，一会儿就干了。”
那天晚上，格桑回来了。煤油灯下，陈老师给他补课。补到半夜，格桑哭了。
陈老师说：“哭啥子？”
格桑说：“老师，我不想放牛。”
陈老师说：“那就好好念。念出去，念到山外头去。山外头的牛，是放在画上的。”
格桑笑了，鼻涕都笑出来了。
我送陈老师回屋。他一腐一拐，走一步，抽一口气。我说：“老师，你膝盖疼不疼？”
他说：“疼。”
“那你还笑？”
他说：“格桑回来了，我高兴。”
那天夜里，我听见他在屋里咳嗽，咳了很久。咳完了，他骂了一句：“龟儿子，这膝盖。”
听课笔记（第四集）
卡根：死之前，人得先活成一个人。
陈批：啥叫“人”？识字，算账，知道自己是个人。连字都不识，死了连名字都写不对。
又批：今天摔了一跤。膝盖疼。可是值。格桑回来了。
5.桃花源
三月，桃花开了。
我们那地方的桃花，开在沟里，开在坡上，开在石头缝里。一开就是一片，粉的，白的，远远看去，像谁把一床棉被撕碎了，撒在山上。
陈老师说：“走，看桃花去。”
洛桑校长说：“来回四个钟头，娃娃走不动。”
陈老师说：“走不动就歇。一年就开这一回。”
那天早上，我们二十三个人，排成一队，往沟里走。格桑背着一壶水，梅朵带着一包糌粑，顿珠一路捡石头打鸟，被陈老师骂了三次。
走了两个钟头，到了。
那是一片野桃林，老树，树干粗，皮裂开，像老人的手。花却开得疯，一枝压着一枝，风一吹，花瓣往下掉，掉在头发上，掉在肩膀上。
陈老师说：“唱。”
我们说：“唱啥？”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我们就唱。这一回，一个都没跑调。
陈老师站在树底下，闭着眼睛听。风把他头发吹起来，他瘦，站在那儿像一根树枝。
唱完了，他睁开眼，说：“好。”
格桑说：“老师，我们唱得好不好？”
他说：“好。比城里娃唱得好。”
“为啥？”
“城里娃唱桃花，是唱给别人听的。你们唱桃花，是唱给自己听的。”
那天中午，我们坐在树下吃糌粑。陈老师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头是红油，还有一包东西，用塑料袋裹着。
他说：“来，给你们尝尝重庆的。”
他打开袋子，是一包火锅底料，硬邦邦的，红得发黑。他用小刀削了几片，扔进搪瓷缸，倒上开水，搅了搅。
一股味道就起来了。辣，香，呛人。
顿珠打了个喷嚏，说：“老师，这是啥？”
“火锅。”
“火锅是啥子？”
“一口锅，红的，咕嘟咕嘟冒泡，里头煮毛肚、鸭肠、黄喉、藕片。”
“好吃不？”
陈老师想了想，说：“好吃得想哭。”
我们一人喝了一口汤。梅朵辣得直吐舌头，格桑说“还要”，顿珠喝完了，蹲在地上不说话。
陈老师问他：“咋了？”
顿珠说：“老师，我想我妈了。”
陈老师不说话。他伸手，在顿珠头上摸了一把。
下午回程，陈老师落在最后。我陪着他走。走到半坡，他扶住一棵桃树，站住了。
他喘。喘得很厉害，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说：“老师，歇会儿。”
他摆摆手，说：“扎西，你说，这桃花，明年还开不？”
我说：“开。”
“后年呢？”
“也开。”
“十年以后呢？”
我说：“老师，桃树能活几十年。”
他笑了。他说：“那就好。”
他松开树，继续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桃林。
听课笔记（第五集）
卡根：我们怕死，因为死会夺走我们拥有的好东西。
陈批：桃花算不算好东西？算。火锅算不算？算。
又批：明年还开。我不一定看得见。这话我没跟娃娃说。
6.沉
入冬以后，陈老师瘦得厉害。
先是脸瘦，颧骨顶起来，眼镜架不住，老往下滑。他一天要推几十回眼镜。后来是脖子，脖子细了，领口空一圈，风往里灌。最后连手背上的肉都没了，青筋一根一根鼓起来，像地图上的河。
他开始说嘴里有味道。
“怪味，”他说，“像铁锈，又像放久了的酥油。刷了牙也有。”
他自己买了牙膏，一天刷三回。刷完了，还是那个味。
他又说腰不对。
“不是疼，”他说，“是沉。好像腰里揣了块石头，走路得提着。”
我阿妈说，这是身体在跟他算账。
他不去医院。他说高原上的人都有这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他扛了一个冬天。
腊月初，白玛来了。
白玛是我们村的医生，四十来岁，念过卫校，会打针，会接生，会看一些简单的病。他背着药箱，给陈老师把脉。
他把了三回。第一回，两分钟；第二回，五分钟；第三回，他把手收了，坐在那儿不动。
陈老师问：“咋样？”
白玛说：“有点虚。”
“啥虚？”
“气血虚。高原上常见。”
陈老师笑了：“我就说嘛，扛扛就好。”
白玛开了两盒药，说：“先吃着。”
出了门，白玛没走。他站在走廊上，掏出烟，点了一根，抽了一半，掐了。他走到水缸边，留了一瓢水洗手。洗了很久，洗得手都红了。
洛桑校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他，问：“咋样？”
白玛不说话。
“到底咋样？”
白玛把水瓢放下，说：“肝上的事。得去大医院，昌都，或者成都。”
洛桑校长的脸就沉了。
他问：“能治不？”
白玛说：“早看，能拖。晚看，不好说。”
洛桑校长问：“他现在这个样，算早算晚？”
白玛说：“晚了。”
两个人站在走廊上，谁都不说话。风从操场那头刮过来，把国旗的绳子刮得啪啪响。
洛桑校长说：“跟他说不说？”
白玛说：“得说。他自己是文化人，瞒不住。”
洛桑校长说：“说了，他还教不教书？”
白玛说：“不教书，他也得知道。”
洛桑校长叹口气，说：“再等等。等开春。”
白玛说：“等开春，人就等没了。”
洛桑校长不说话了。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抽了一口，呛得咳嗽。
我站在墙角，全听见了。
那天下午，陈老师照常上课。他讲《小马过河》，讲到一半，坐下了。他说：“老师腿有点软，坐着讲。”
我们都说：“老师你歇着。”
他说：“不歇。歇了，课就断了。”
放学以后，他让我去他屋里，搬了个凳子，踩上去，把一块藏毯挂到了床头的墙上。
那块藏毯是他夏天在县里买的，红底子，织着八宝吉祥。他本来铺在床上，现在挂起来了。
我问：“老师，挂这个干啥？”
他说：“挡风。”
可那墙是土墙，实心的，哪来的风。
听课笔记（第六集）
卡根：死亡不是一瞬间，是一个过程。有时我们提前很久，就闻到了它的味道。
陈批：我嘴里这股味，是不是就是那个味？
又批：白玛把脉的时候，我看见他手抖。他不敢看我。我就明白了。
7.家访
腊月十五，陈老师来我家。
他不是来做客的。他说要“家访”，要看看学生家里啥样。其实我们家离学校最近，他天天见我，用不着家访。我晓得，他是想来看看我阿妈。
我阿妈叫央金，那年四十六。她不识汉字，会说一点汉语，说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那天她穿了件干净的藏袍，把屋子扫了三遍，酥油茶打了新的，还炸了油饼。
陈老师进门，先看佛龛。
佛龛在屋子正中间，木头打的，擦得发亮。上头供着佛像，供着经书，供着一排铜碗，碗里是清水。一盏酥油灯点着，火苗很小，一跳一跳的。
陈老师问：“阿妈，你天天点灯？”
我阿妈说：“天天点。”
“给谁点？”
“给死人点，也给活人点。”
陈老师愣了一下，问：“这话咋说？”
我阿妈说：“死人要走远路，黑，得给他照个亮。活人也要走远路，也黑，也得照。”
陈老师不说话了。他在佛龛前站了很久。
后来他看见墙上的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很小，装在木框里，玻璃上有一道裂纹。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穿着藏袍，笑着，牙齿很白。
陈老师问：“这是？”
我阿妈说：“扎西的阿爸。”
陈老师说：“次仁？”
我阿妈摇头。
屋里静了一下。
我阿妈说：“次仁是后来的。这是头一个。”
陈老师看着我。我低下头。
我阿妈说：“扎西三岁那年，他阿爸开车，翻到沟里去了。车找到了，人没找全。”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后来呢？”陈老师问。
“后来请喇嘛念了七天经。念完了，我说，他的魂还在路上。”
“在路上？”
“嗯。山路远，他找不着家。我就天天点灯，给他照路。”
陈老师坐在那儿，半天没动。
我阿妈给他倒茶。他接过来，喝了一口，放下。
他说：“阿妈，你信人死了还有魂？”
我阿妈说：“信。”
“为啥信？”
我阿妈看了他一眼，说：“不信，我活不到今天。”
陈老师的眼睛就红了。
他低下头，用袖子擦了一下，说：“阿妈，你比我懂。”
我阿妈说：“我不懂。我就是活着。”
那天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陈老师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走到半路，他停下来，说：“扎西，你阿妈比你懂死。”
我说：“她天天念经。”
他说：“不是念经的事。是她知道，人死了，活着的人得有个念想。没念想，人就散了。”
我说：“老师，你有念想吗？”
他没回答。他抬头看天。那天晚上星星很多，一颗一颗，冻得发亮。
他说：“我有。我想我姑娘。”
听课笔记（第七集）
卡根：如果没有灵魂，“魂在路上”就只是一句话。
陈批：可这句话，让她活了十几年。
又批：老头，你懂哲学，不懂人。
8.冬天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夜里，我睡得正沉，听见“咚”的一声。
那声音很闷，很重，像有人把一袋青稞从房顶上扔下来。
我阿妈也醒了。她坐起来，说：“啥声音？”
我说：“不晓得。”
过了一会儿，又一声，是钢瓶滚在地上的声音，咕噜咕噜，撞到墙，停了。
我披上衣服往外跑。
陈老师屋里的灯亮着。我推门进去，看见他趴在地上，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捂着腰。氧气瓶倒在旁边，阀门磕歪了。
他脸色白得吓人，嘴唇是青的。
我说：“老师！”
他说：“别喊。”
他想爬起来，撑了两下，没撑起来。
我过去扶他。他很轻，轻得吓人，像扶一捆柴。
我把他扶到床上。他躺下，喘了半天，才说：“给我倒口水。”
我倒水。他喝了一口，呛了，咳起来，咳得整个人都在抖。
我说：“老师，我叫我阿妈来。”
他说：“不用。”
“那你疼不疼？”
他说：“疼。”
“哪儿疼？”
“腰。”他说，“里头有东西在拧。”
他不说“疼”这个字的时候，脸是平的。说“疼”的时候，脸就皱成一团。
那一夜，我坐在他床边，没走。
他一会儿睡，一会儿醒。醒了就说话，说的是重庆话，我听不太懂。他说：“妈，我不抢救了。”又说：“小满，把窗子关一下。”
天亮的时候，他醒了，看见我，愣了一下，说：“你咋在这儿？”
我说：“你咋晚摔了。”
他想了想，说：“哦。”
然后他坐起来，穿衣服，洗脸，刮胡子。刮胡子的时候，手抖，刮破了下巴，出了一点血。他用纸按了按，说：“不要紧。”
那天上午，他照常上课。
他讲《卖火柴的小女孩》。讲到小女孩擦火柴，看见奶奶，他的声音抖了一下。他停下来，喝了口水，接着讲。
讲到一半，粉笔掉地上了。他弯腰去捡。
他弯下去，没起来。
我们看着他。他的背弓着，像一张拉满的弓。他撑了有半分钟，才慢慢直起来，手里捏着那截粉笔。
他把粉笔放回盒子里，说：“老师腰闪了。”
格桑说：“老师，你坐下讲。”
他说：“不用。”
他就站着，扶着讲台，把课上完了。
那天夜里，我去送开水。他把藏毯从墙头取下来，挂到了床的正中间，像一道帘子。他人躺在床上，藏毯就在他旁边，隔出一小块地方。
我说：“老师，你把毯子挂这儿干啥？”
他说：“挡着。”
“挡啥？”
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扎西，你看见没有？”
我说：“看见啥？”
他说：“它。”
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灯很暗，藏毯上的八宝吉祥，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里。
我说：“谁？”
他说：“你知道的。”
他躺在藏毯后头，声音从毯子缝里透出来，闷闷的。
他说：“它天天在我床后头站着。”
我没说话。
他说：“白天它躲着。我一上课，它就走。一到晚上，我一躺下，它就回来了，站在那儿，不出声，看着我。”
我说：“老师，那是影子。”
他说：“不是影子。影子不会看你。”
屋里静了很久。
后来他说：“扎西，书上讲，人要死的时候，会在自己和死之间，立一道屏风。假装看不见它。可它不老实，你刚松一口气，它就从屏风后头闪一下身，让你看见。”
他停了停，说：“我原来不信。现在我信了。”
我说：“老师，你别说了。”
他说：“我为啥不说？我不说，它也在。”
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下巴。
他说：“我这块屏风，太薄了。龟儿子。”
听课笔记（第八集）
卡根：伊凡·伊里奇想在身边立一道屏风。可死亡总会从屏风后闪身而过。
陈批：我的屏风是一块藏毯。
又批：太薄了。
卷二
屏风
腊月初八，陈老师的老婆和姑娘进藏了。
她们先坐飞机到邦达。邦达机场在山上，海拔四千三，跑道修在一条沟里，四周全是雪。飞机落下来，轮胎擦地，“吱”的一声，像撕布。
何小满下了飞机就吐了。她吐在雪地里，吐完了，直起腰，脸白得跟雪一样。
陈知意没吐。她戴着耳机，低着头，跟着人流走，一句话不说。
从机场到我们乡，要坐四个钟头车。路是土路，一边是崖，一边是江。何小满一路抓着把手，指节都白了。
到学校的时候，天快黑了。
陈老师站在门口等。他穿了件干净的夹克，头发梳过，胡子刮过，脸冻得发红，看着比平时精神。
何小满下了车，看见他，站住了。
她没哭。她走过去，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肚子。
她的手停在那儿。
停了两三秒，她把手收回来，笑着说：“瘦了。”
陈老师也笑：“山上清苦。”
何小满说：“瘦点好。城里面就要瘦。”
两个人站在门口，都笑着。
我站在旁边，看见何小满的手在抖。她把那只手插进口袋里，攥着。
知意从车上下来，行李往地上一扔，站在那儿看了看四周，说：“就这儿？”
陈老师说：“就这儿。”
知意说：“手机有信号吗？”
陈老师没说话。
何小满说：“知意。”
知意把耳机塞上，进屋了。
那天晚上，何小满在灶房做饭。她带了火锅底料，带了香肠，带了郫县豆瓣。灶房的烟大，呛得她直咳嗽。
她一边咳，一边炒。
我蹲在门口给她烧火。她回头看我一眼，说：“你是扎西？”
我说：“嗯。”
她说：“他信里老提你。”
我不知道说啥。
她把锅铲停下，说：“扎西，你老实跟我说，他到底咋样？”
我说：“瘦了。”
她说：“还有呢？”
我说：“腰疼。”
她把锅铲放下，转过身，蹲下来，跟我面对面。她的眼睛很亮，也很红。
她说：“扎西，他是啥病？”
我说：“不晓得。白玛说是气血虚。”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晓得，你不说，是不是？”
我低下头。
她站起来，转过身，接着炒菜。锅里的油噼啪响。
她说：“我当过十五年护士。我摸他肚子，摸到个硬块。”
我没说话。
她说：“我不傻。”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起来撒尿，经过灶房，听见里头有哭声。
哭声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像风灌进瓶子里。
我站在门外，没进去。
隔壁屋里，知意也没睡。她翻了个身，被子窸窸窣窣响。她大概也听见了。
可是她没动。
第二天早上，陈老师给知意倒了一杯热水。
知意正在摆弄手机，抬头看了一眼，说：“我自己来。”
陈老师把杯子放在桌上，说：“山上冷，多喝热水。”
知意说：“嗯。”
陈老师站在那儿，好像还想说啥，最后啥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知意看着他出去，把水杯端起来，喝了一口。
她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
窗外是山，山上全是雪。
那天下午，陈老师带知意去操场。他指着那根铁皮旗杆，说：“星期一升旗，就在这儿。”
知意说：“我们学校也升。”
“你们升得高。”
“那是旗杆高。”
陈老师笑了一下，说：“知意，爸在这儿，教二十三个娃娃。你们学校一个班五十个。”
知意说：“那是你选的。”
陈老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知意，爸不是不要你们。”
知意说：“我知道。”
“那你……”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不想说。”
她把耳机又塞上了。
那天傍晚，知意一个人往后山走。我远远跟着。她走到垭口，站住，把手机举起来，举得高高的，转了一圈，又一圈。
她大概是找信号。
找了半天，她把手机放下，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了。
风很大，把她的哭声吹散了。我站在二十步外，没敢过去。
回来的时候，她眼睛是红的，可是脸上没表情。她经过我，说了一句：“你们这儿，天真蓝。”
我说：“嗯。”
她说：“蓝得没意思。”
听课笔记（第九集）
卡根：我们想象不出“没有我”的世界，因为想象时我们还在场。
陈批：她们也想象不出。所以她们说“胃病”。
又批：知意蹲在垭口哭，我看见了。我没过去。我这个当爹的，连走过去都不敢。
何小满来了第三天，就开始“打招呼”。
先找洛桑校长。
她提着一袋水果，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上。我在外头扫地，听见她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她说：“校长，他的病，你别跟他说。”
洛桑校长说：“这个……”
她说：“我求你了。他这个人，一晓得，就完了。他撑不住的。”
洛桑校长叹气，说：“何老师，我晓得。我不说。”
然后是白玛。
何小满在村卫生室门口等白玛，等了半个钟头。白玛一来，她就把人拉到墙角。
她说：“白医生，我跟校长说了，你也别说。”
白玛说：“他问我，我咋办？”
她说：“你就说是气血虚。补补就好。”
白玛不说话。
她说：“白医生，我是护士，我晓得这病。说了，他心里一垮，走得更快。”
白玛抽了口烟，说：“行。我不说。”
然后是央金，我阿妈。
何小满来我家，带了两包糖。她跟我阿妈坐在火塘边，说了半天。我阿妈不识字，听不太懂，可她听懂了最后一句。
何小满说：“阿妈，你跟你家扎西说，别在陈老师面前乱讲。”
我阿妈点头，说：“晓得。”
最后是我。
那天晚上，我阿妈把我叫到跟前。她一边捻念珠，一边说：“扎西，陈老师的事，你莫说。”
我说：“说啥？”
她说：“他病的事。他老婆说了，不让他晓得。”
我说：“为啥？”
我阿妈说：“晓得了他怕。”
我说：“可是他本来就怕。”
我阿妈看了我一眼，说：“不晓得，就不怕。”
我没说话。
第二天，我照常去送茶。陈老师坐在床沿，问我：“扎西，你阿妈跟你说啥了？”
我说：“没说啥。”
他说：“咋个吞吞吐吐的？”
我说：“没得。”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说：“连你也学会了。”
我说：“学会啥？”
他说：“念课文。”
从那天起，屋里就开始“念课文”了。
陈老师问：“我好点没？”
何小满说：“好多了，你看你脸色都红润了。”
——其实那是烧的。
陈老师问：“我还能上课不？”
洛桑校长说：“能，等你养好了，还教毕业班。”
——其实毕业班早换了老师。
陈老师问：“白医生，我这病要紧不？”
白玛说：“不要紧，气血虚，补补就好。”
——其实白玛开的是止痛药。
陈老师问：“扎西，你说我是不是瘦了？”
我说：“没有，还是那么瘦。”
——这句话是实话，可他也晓得是绕过去的。
他开始挑刺。
菜咸了，他说：“这是腌菜还是炒菜？”
碗没洗净，他说：“这碗上还有油。”
知意头发乱，他说：“姑娘家，头发梳一梳。”
知意把筷子一放，说：“我头发关你啥事？”
屋里静了一下。
何小满说：“知意。”
知意站起来，把碗端走，进屋去了。
陈老师坐在那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何小满说：“她小，不懂事。”
陈老师说：“她十六了。”
何小满不说话了。
她低着头，很快地把饭吃完，碗一收，走了。
那天夜里，我起来喝水，听见他们在门外说话。
声音压得很低。
何小满说：“你到底想咋样？”
陈老师说：“我不想咋样。”
“你天天挑刺，你是不是看我们不顺眼？”
“我没有。”
“你有。”何小满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陈老师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小满，我疼。”
何小满不说话了。
“我疼得睡不着，”他说，“我一疼，就想发火。我不是冲你。”
何小满哭了。
她说：“那你跟我说啊。你跟我说，我晓得。”
陈老师说：“说了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
“我是护士。”
“护士也不是医生。”
门外安静了很久。
后来何小满说：“陈默，你这个人，一辈子要强。”
陈老师说：“我要不强，我活不到今天。”
我站在门后头，听得清清楚楚。
我忽然明白，他们两个人，都在念课文。一个念“你会好的”，一个念“我没事”。
念得都很熟。
可是没有一句是真的。
听课笔记（第十集）
卡根：否认，是面对死亡最常见的心理防御。
陈批：他们保护我，也保护自己。可被保护的人，最孤独。
又批：我听见小满哭。我想开门，手放在门上，没敢拧。
腊月二十，何小满硬拉陈老师下山。
她说是去买年货。陈老师不想去，说山上啥都有。何小满说：“给我买件厚衣服，你总得陪我。”
陈老师就去了。
到了县里，她没去商店，直接把人拉进了县医院。
陈老师站在医院门口，站住了。
他说：“小满，你啥意思？”
何小满说：“做个检查。就做个检查。”
陈老师说：“我没事。”
何小满说：“你有没有事，医生说了算。”
两个人在门口站了半天。最后陈老师进去了。
做了B超，做了CT，抽了血。
做CT的时候，何小满站在机器外头，隔着玻璃看。她一只手按在玻璃上，按得指节发白。
片子出来，是李援看的。
李援是重庆援藏医疗队的，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快，做事利索。他把片子往灯箱上一夹，看了半分钟，又看了半分钟。
他把片子取下来，装进袋子，说：“家属进来一下。”
何小满进去了。
陈老师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靠着墙，闭着眼。
我在走廊另一头，看着。
门关上了。
李援说：“肝上，晚期。多发转移。”
何小满说：“还能治吗？”
李援说：“能拖。介入，靶向，最多半年。不治，三个月。”
何小满站着，没动。
李援说：“他现在这个情况，必须告诉他。他要安排后事，要交代工作，要见想见的人。你不告诉他，他啥都来不及。”
何小满说：“不能告诉。”
李援说：“为啥？”
何小满说：“他一晓得，就垮了。”
李援说：“他不晓得，才垮得快。”
何小满说：“李医生，你不懂他。他这个人，一辈子要强。他要晓得自己只剩三个月，他一天都撑不住。”
李援说：“他是文化人，他有权知道。”
何小满说：“权利？他要那个权利干啥？他要那个权利，好天天数日子？”
两个人声音都高了。
然后，何小满跪下了。
她跪在医院的走廊上，跪在水磨石的地上，膝盖“咚”的一声。
她说：“李医生，我求你了。你别告诉他。”
李援愣住了。
他说：“你起来。”
何小满说：“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李援去扶她。她不起。
走廊上有人看。护士停下来，病人停下来。
李援说：“何老师，你这是干啥子？”
何小满说：“我跟他过了二十年。我晓得他。他要是晓得了，他就不肯治了。他会说‘不浪费那个钱’。他会把药停了，把课上完，然后等死。”
李援不说话。
何小满说：“李医生，你让他糊里糊涂地治，他还能多活几个月。你让他明明白白地死，他一个月都撑不住。”
李援把她扶起来。
他扶得很慢。何小满站起来的时候，腿是软的。
李援说：“何老师，我理解你。”
何小满说：“那你答应我。”
李援说：“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医生，我不能对病人撒谎。”
何小满又要跪。
李援拉住她，说：“你听我说完。”
他说：“我不撒谎，可我也不说破。我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病。他问我，我就说‘在治，看效果’。他要问得紧，我就说‘不好治，但能拖’。这样，行不行？”
何小满看着他，半天，点了点头。
李援说：“但是我有个条件。”
“啥条件？”
“到了最后，他要是自己想明白了，你不能拦着他说话。他想交代啥，你就让他交代。”
何小满说：“好。”
两个人从办公室出来。
陈老师还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靠着墙。他睁开眼，问：“咋样？”
何小满说：“没啥大事。肝上有点炎症。”
陈老师说：“哦。”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那走吧，买衣服去。”
何小满说：“好。”
两个人往外走。
走到门口，陈老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的是那间办公室。
他看了两三秒，转过头，走了。
那天回山的车上，他一句话没说。
快到家的时候，他忽然说：“小满。”
何小满说：“嗯。”
他说：“李医生是重庆来的？”
何小满说：“嗯。”
他说：“重庆人，说话直。”
何小满说：“嗯。”
他就不说了。
那天夜里，我给他送开水。他坐在床沿，手里捏着那张CT报告单，捏得皱巴巴的。
他看见我，把单子塞到枕头底下。
他说：“扎西，坐。”
我坐下。
他说：“扎西，你说，人要是晓得自己快死了，该咋个活？”
我说：“不晓得。”
他说：“我也不晓得。”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张单子，又把手抽出来。
他说：“这单子上的字，我认得。”
我没说话。
他说：“我教了二十三年书，字我都认得。”
听课笔记（第十一集）
卡根：知情与自主，是人的尊严的一部分。
陈批：他们争的是我，没一个人问我。
又批：单子我看过了。肝，晚期。他们以为我不认得字。
腊月二十四，陈老师让我把镜子摘了。
那面镜子不大，巴掌宽，钉在门后头，是他自己钉的。他每天早上对着它刮胡子，刮得很仔细。
他说：“扎西，把镜子取下来。”
我说：“取下来干啥？”
他说：“反光，晃眼睛。”
我看了一眼窗户。窗户朝北，一天到晚见不着太阳。
我没说话，搬了个凳子，把镜子取下来。
镜子背面糊着一张纸，纸已经发黄了，边角翘起来。纸上用胶带贴着一张照片。
照片很小，黑白的，边上有一圈白。
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穿白衬衫，站在讲台后头，手里拿着书，笑着。
他年轻，瘦，头发浓密，眼睛很亮。
我认出那是陈老师。
那是很多年前的陈老师。
我把镜子翻过来，反面朝上，放在桌上。
陈老师问：“咋了？”
我说：“没咋。”
他说：“放下吧。”
我把镜子放下。
那天下午，何小满收拾屋子，看见镜子扣在桌上，就把它翻过来，举起来，要挂回门后。
陈老师正靠在床上，一看见，猛地坐起来。
他说：“别挂！”
声音很大。
何小满愣住了。她举着镜子，手停在半空。
她说：“咋了？”
陈老师说：“放那儿。”
何小满说：“你天天要刮胡子。”
陈老师说：“不刮了。”
何小满说：“陈默，你…… ”
陈老师说：“我说了，放那儿！”
他把“放那儿”三个字咬得很重。
何小满把镜子放下。她放下的时候，很轻，像放一件易碎的东西。
她转过身，出去了。
我看见她出门的时候，肩膀在抖。
那天夜里，屋里就我和陈老师。
他躺在床上，脸朝着墙。
他说：“扎西。”
我说：“嗯。”
他说：“你看见镜子后头的照片没有？”
我说：“看见了。”
他说：“那是十年前。学校评高级教师，照相的来拍的。”
我说：“好看。”
他笑了一声，说：“好看啥子。那时候瘦，现在也瘦，可那时候是精神的瘦，现在是……干的瘦。”
他停了一会儿。
他说：“我不是怕看见病。”
我说：“那你怕啥？”
他说：“我怕看见我不像我了。”
我没说话。
他说：“镜子里那个人，胡子拉碴，脸是黄的，眼窝陷进去，颧骨顶出来。我看着他，我认不出他。”
他说：“可是我又晓得，那就是我。”
他说：“扎西，你说怪不怪？我认得那个人是我，可我不认得他。”
我说：“老师，你像我老师。”
他不说话了。
过了好半天，他翻过身来，看着我。
他说：“你说啥？”
我说：“你像我老师。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他盯着我看。
他的眼睛红了。
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在我头上摸了一下。
他说：“扎西，你这句话，比李医生那些话都管用。”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沉。我坐在床边，看着他。
他睡着的时候，脸是松的，皱纹都摊开了，看着年轻了几岁。
我想，那张照片上的人，其实没走。他只是躲在里头，等我们不看着他的时候，出来透口气。
第二天早上，他让何小满把镜子挂回去了。
何小满举着镜子，站在门后头，没动。
他说：“挂吧。”
何小满说：“你不是说不挂？”
他说：“挂。我刮胡子。”
何小满把镜子挂上。
陈老师站在镜子前头，拿起剃须刀，抹了点肥皂沫，开始刮。
他刮得很慢。刮一下，停一下，看看镜子。
刮完了，他用手摸了摸下巴，说：“还行。”
何小满站在门口，看着他。
她哭了。
她哭的时候，没出声。眼泪就那么流下来，流到下巴，滴在衣服上。
陈老师从镜子里看见她，转过身，说：“哭啥子？我又没死。”
何小满抹了一把脸，说：“谁哭了？风大。”
听课笔记（第十二集）
卡根：个人同一性——是肉体，还是记忆与人格，让你成为你？
陈批：镜子里的记忆是我的。可那人不像我。那我是谁？
又批：扎西说“你像我老师”。这句话，把我从镜子里拉出来了。
正月初五，知意过生日。
她十七了。
何小满从重庆背来一包挂面，说要做长寿面。水在锅里翻，翻半天，面条还是硬的。我们那地方海拔高，水到八十度就开了，面煮不熟。何小满又添了把柴，锅里的水翻得更凶，面还是硬的，最后煮成了一锅糊糊。
她盛了一碗，端上桌，说：“长寿面。”
知意看了一眼，说：“这是面疙瘩。”
何小满说：“山上就这样。”
知意拿起筷子，挑了一根，放进嘴里，嚼了嚼，放下了。
她说：“妈，我想回去。”
何小满说：“过完十五再走。”
知意说：“这儿没信号。”
陈老师说：“你来看我，不是来看信号。”
知意说：“我看过了。”
屋里静了一下。
陈老师说：“知意，爸知道你委屈。”
知意说：“我不委屈。”
“那你急着走干啥？”
知意把筷子放下，说：“我在这儿，能干啥？我啥也干不了。我看着你一天比一天瘦，我啥也干不了。我在这儿，就是个摆设。”
陈老师说：“你不是摆设。”
知意说：“那我是啥？”
陈老师不说话了。
知意说：“你当年为什么来？”
陈老师说：“组织派的。”
知意说：“是你自己报的名。”
陈老师愣了一下。
知意说：“你问过我妈吗？你问过我吗？”
陈老师说：“我问过。”
知意说：“你没问。你走的那天才说。你说‘爸要去西藏三年，你们照顾好自己’。你那叫通知，不叫问。”
陈老师的脸就白了。
知意说：“我中考那天，你在山上。我妈发烧，你在山上。我奶奶走的时候，你还在山上。”
陈老师说：“我赶回来了。”
知意说：“你赶到的时候，人已经烧了。”
何小满说：“知意。”
知意说：“妈，你别拦我。这话我憋了三年了。”
她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刮得地上一声响。
她说：“你总说山上的娃娃可怜。山上的娃娃可怜，我就不可怜？我一年见你两回，一回十天。我同学问我，你爸呢？我说我爸在西藏。他们说我吹牛。”
陈老师说：“知意……”
知意说：“你别叫我。你叫我，我就想起你走的那天。你背着包，在门口回头，笑了一下。你笑得跟出门买菜一样。”
她说完，转身就走。门一摔，“哐”的一声。
门框上的土掉下来一层。
耳机从她耳朵上掉下来，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我脚边。
我捡起来。
耳机是白色的，线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陈老师说：“给我。”
我递给他。
他把耳机捧在手里，捧了半天。
那耳机上还有一点温度。
那天夜里，他没睡。他坐在桌边，找了张纸，找了半天笔。笔找着了，没水。他甩了甩，还是没水。
他让我去校长那儿借了一支圆珠笔。
他在纸上写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
写完了，他把纸折起来，又把耳机包在纸里，递给我。
他说：“扎西，你给知意送过去。”
我说：“她不接。”
他说：“你放门口。”
我说：“放门口她也不看。”
他说：“你放门口就行。”
我把那包东西送到知意门口，放在门槛上，敲了两下门，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经过她门口，东西不见了。
早饭的时候，知意来了。
她眼睛是肿的。
她没说话，坐下，端起碗，喝了一口糊糊。
陈老师也没说话。
何小满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也不敢说话。
吃完了，知意说：“爸。”
陈老师说：“嗯。”
知意说：“你屋里冷不冷？”
陈老师愣了一下，说：“不冷。”
知意说：“我给你读点东西吧。”
陈老师说：“好。”
那天上午，知意坐在他床边，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
是语文课本。
她翻到一页，说：“《背影》。”
她开始读。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她读得慢。她的普通话很标准，比我们老师的标准。
读到“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她的声音低了一下。
读到“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她停了一下。
读到“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她的声音抖了。
读到“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她读不下去了。
她把书合上。
陈老师伸出手，说：“接着读。”
知意说：“我读不下去。”
陈老师说：“读。”
知意翻开书，接着读。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她读到“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眼泪就下来了。
她一边哭，一边读。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
陈老师闭着眼睛听。
他听着听着，眼角也湿了。
知意读完了，把书合上。
她把耳机从耳朵上摘下来，塞到枕头底下。
她说：“爸，我不走了。”
陈老师说：“为啥？”
她说：“山上的课，我也想听听。”
陈老师笑了。
他笑得很大，笑得咳嗽。
知意给他拍背。
他一边咳，一边说：“好，好。”
听课笔记（第十三集）
卡根：死亡剥夺的不是过去，是本可拥有的未来。
陈批：我剥夺了她的未来。用什么还？
又批：她说“我不走了”。我晓得，她不是原谅我。她是怕来不及。
三月初，县里办桃花节。
那是第三届。头一届办的时候，来的人还没有摆摊的多。第二届好一点，电视台来了。第三届，说是要搞大，请了歌舞团，搭了台子，还评“桃花仙子”。
消息传到山上，知意眼睛就亮了。
她跟何小满嘀咕了半天。两个人嘀咕完了，一起来找陈老师。
何小满先进来，坐在床边，给他掖了掖被角。
她说：“老陈，县里桃花节，你晓得吧？”
陈老师说：“晓得。”
何小满说：“知意想去看看。”
陈老师说：“去嘛。”
何小满说：“我们本来不去的……”
陈老师说：“去。”
何小满说：“票都订好了，是乡里统一订的……”
陈老师说：“去嘛。”
何小满说：“就去一下下，下午就回来。你一个人在家……”
陈老师说：“去嘛，热闹。”
何小满不说话了。
她坐在那儿，手指绞着衣角，绞了半天。
她说：“那我们……”
陈老师说：“去。”
何小满站起来，说：“那我给知意梳头。”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要是不舒服，就让扎西去喊白玛。”
陈老师说：“晓得。”
何小满出去了。
知意进来，站在门口，没进来。
她说：“爸，我给你带桃花回来。”
陈老师说：“好。”
她说：“我带一枝最红的。”
陈老师说：“好。”
她站着，还想说啥，最后说：“那我们走了。”
陈老师说：“去吧。”
她们在屋里打扮。
何小满给知意梳头，梳得很仔细，梳完了，还给她编了个辫子。知意穿了一件红衣服，是何小满从重庆带来的，一直没舍得穿。
何小满自己也换了衣服，换了件藏青色的外套，还抹了口红。
她们出门的时候，我正好在院子里。
知意回头看了一眼陈老师的窗户。
窗户关着，糊着塑料布。
她转过头，走了。
她们走到院门口，何小满说了一句啥，知意笑了。
那笑声很脆，像铃铛。
风把笑声吹进屋，从门缝里，从窗缝里。
我站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回头，看见陈老师屋里的灯灭了。
那天下午，我给他送开水。
门没关。我推门进去，看见他躺在床上，被子拉到头顶，整个人裹在里头，像一个茧。
我说：“老师。”
被子里没动静。
我说：“老师，水放桌上了。”
被子里说：“放那儿。”
我把水放下，转身要走。
他说：“扎西。”
我停下。
他说：“你听。”
我说：“听啥？”
他说：“你听，她们笑得多好。”
院子里没人了。风把经幡吹得哗哗响，把旗杆上的绳子吹得啪啪响。
我说：“老师，她们去县里了。”
他说：“我晓得。”
他把被子往下拉了拉，露出半张脸。
他的眼睛是红的。
他说：“扎西，你说，人为啥子要笑？”
我说：“高兴。”
他说：“她们高兴，对不对？”
我说：“嗯。”
他说：“那就好。”
他把被子又拉上去，盖住了脸。
过了一会儿，被子里传出声音，闷闷的。
他说：“扎西，你晓得我为啥子不去？”
我说：“你走不动。”
他说：“不是。”
“那是为啥？”
他说：“我一去，她们就笑不出来了。”
我没说话。
他说：“她们会围着我，问我冷不冷，累不累，要不要坐。她们会不敢笑，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看桃花。她们会想着，哟，老陈快死了，我们还在看桃花。”
他说：“我一去，桃花就不好看了。”
屋里很静。
我说：“老师，你想去不？”
被子里半天没声音。
后来他说：“想。”
那天晚上，天黑透了，她们才回来。
知意在院子里喊：“爸！爸！”
陈老师应了一声：“在。”
知意跑进来，手里举着一枝桃花。
那枝桃花很大，开得满满当当，粉里透红，枝条上还带着露水。
她说：“爸，你看，最红的！”
陈老师坐起来，接过那枝桃花。
他看了很久。
他说：“好看。”
知意说：“我给你插瓶里。”
她找了个玻璃瓶，灌了水，把桃花插进去，放在他床头。
那枝桃花就在床头开着，红得很。
屋里暗，只有一盏灯。灯光照着桃花，花瓣透亮，像红纸。
陈老师看着那枝桃花，看了很久。
他说：“知意。”
知意说：“嗯。”
他说：“今天好看不？”
知意说：“好看。人多，热闹。”
他说：“你笑了没？”
知意愣了一下，说：“笑了。”
他说：“笑得好。”
他躺下，闭上眼睛。
他说：“把灯关了吧。”
知意关了灯。
屋里黑了。窗外的雪光照进来，照在那枝桃花上。
桃花红得像烧着了一样。
听课笔记（第十四集）
卡根：他人的生机勃勃会刺痛临终者，不是嫉妒，是提醒。
陈批：她穿那件红衣服，真好看。好看得我想死。
又批：桃花插在瓶里，能开几天？我大概看不到谢。
三月十六，陈老师不行了。
先是眼睛黄，后来脸也黄，黄得像旧报纸。肚子鼓起来，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去。他吃不下东西，喝口水都吐。
李援上山来看。他看了半天，把何小满叫到门外。
他说：“肝衰了。腹水。必须转昌都，做介入。再拖，撑不过一个礼拜。”
何小满说：“路上要多久？”
李援说：“车程六个钟头。他这个样子，得用担架抬到垭口，救护车在那边等。”
何小满说：“那就走。”
李援说：“今晚就走。明天怕是变天。”
那天夜里，村里就动起来了。
洛桑校长挨家挨户敲门。白玛准备药箱。格桑的阿爸牵来两头牦牛。多吉扛来一副担架，是木头做的，上头蒙着牛皮。
我阿妈煮了一锅糌粑，一家一家分。
何小满收拾东西。她把陈老师的衣服叠好，把那部旧手机装进包里，把氧气瓶的阀门检查了三遍。
知意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说。
夜里十一点，出发。
天很冷，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了霜。
陈老师躺在担架上，盖着两床被子。他很轻，两个人抬着，走得很稳。
走到半路，起风了。
风从垭口那边刮过来，带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扎。
洛桑校长说：“要下雪。”
白玛说：“快走。”
走了不到一个钟头，雪就下来了。
不是雪花，是雪粒子，硬的，砸在地上啪啪响。一会儿工夫，地上就白了。
又走了一段，前头的人停下了。
格桑的阿爸跑回来说：“塌了。”
洛桑校长说：“啥塌了？”
“垭口。石头下来了，把路堵了。”
所有人都站住了。
雪越下越大。风把雪吹成一条一条的白线，横着飞。
陈老师在担架上说：“放下我。”
何小满说：“你闭嘴。”
他说：“放下我，你们回去。”
何小满说：“陈默，你再说一句，我打你。”
他不说话了。
洛桑校长说：“不能等。等一下，雪封死，人就出不去了。”
他说：“有铁锹的，跟我上。”
村里来了二十多个人。有拿铁锹的，有拿镐的，有拿簸箕的。多吉扛着一把大锤。格桑的阿爸牵着牦牛。
他们往垭口去了。
雪地里，手电的光一晃一晃的，像萤火虫。
我留下来抬担架。
陈老师躺在那儿，睁着眼，看着天。
他说：“扎西。”
我说：“嗯。”
他说：“我冷。”
我把自己的被子给他盖上。
他说：“你冷。”
我说：“我不冷。”
他说：“你手都紫了。”
我说：“我皮厚。”
他笑了一下。
雪落在他的脸上，落在他的睫毛上，他不眨眼。
他说：“扎西，你怕不怕？”
我说：“不怕。”
他说：“我怕。”
我说：“你怕啥？”
他说：“我怕他们白忙。”
我说：“不白忙。”
他说：“要是路通不了呢？”
我说：“通得了。”
他说：“要是通不了，你就跟他们说，把我抬回去。别在雪地里冻着。”
我说：“老师，你别说了。”
他说：“我说的是真的。”
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我的手腕。
他的手很凉。
他说：“扎西，你听着。我死了，你别哭。”
我说：“我不哭。”
他说：“你哭，我走得不安生。”
我说：“我不哭。”
他说：“好。”
他把手收回去。
垭口那边，传来铁锹铲石头的声音，一下，一下，很闷。
铲了三个钟头。
天快亮的时候，格桑的阿爸跑回来，说：“通了！通了一半！”
我们把担架抬起来，往前走。
雪到膝盖，走一步，陷一步。抬前头的是多吉，抬后头的是格桑的阿爸。我和格桑在两边扶着。
陈老师在担架上，随着步子晃。
他忽然说：“唱个歌。”
何小满说：“啥？”
他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何小满说：“你别闹了。”
他说：“唱嘛。”
知意就唱了。
她唱得很轻，声音发抖。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
何小满跟着唱。
格桑跟着唱。
我也跟着唱。
雪地里，一群人唱着歌，抬着一副担架，往山下走。
走到垭口，路只通了一半。另一半还堆着石头。
救护车停在对面，隔着一条沟，过不来。
李援在对面喊：“抬过来！慢点！”
我们把担架抬过那段石头路。
石头尖，滑。多吉脚下一滑，跪下了，担架歪了一下。
陈老师在担架上“哼”了一声。
何小满说：“慢点！慢点！”
我们把担架抬到救护车边。
李援接过氧气瓶，看了一眼表，说：“没了。”
氧气表指在零。
他从车上拿下一个新瓶子，接上。
陈老师吸了两口，缓过来。
他睁开眼，看了看李援，笑了。
他说：“龟儿子，差点死在半道上。”
李援说：“你别说话。”
他说：“我这条命，是借的。”
李援把他抬上车。何小满和知意跟着上去。
车门关上。
救护车开走了，雪地上留下两道黑印。
洛桑校长站在雪地里，看着车走远，说：“这人，命硬。”
多吉说：“不是命硬。是村里人硬。”
我站在那儿，浑身是雪，手冻得没知觉。
我想起陈老师在担架上说的话：“我怕他们白忙。”
他们没有白忙。
听课笔记（第十五集）
卡根：死亡不是一瞬间，是一个过程。
陈批：原来死是慢慢来的。它先堵你的路，再关你的氧。
又批：雪地里，二十多个人给我铲了一条路。我这辈子，没被人这样抬过。
陈老师在昌都住了九天。
做了介入。做完第三天，他吐了一夜，吐的是黑水。第四天，他跟何小满说：“回去。”
何小满说：“医生说还要做第二次。”
他说：“不做了。”
何小满说：“做了能多活几个月。”
他说：“多活几个月，在这儿躺着？”
何小满不说话。
他说：“我要回去。死也要死在山上。”
李援来劝。他坐在床边，说了半天，说介入的好处，说靶向药，说还有方案。
陈老师听完了，说：“李医生，你说的我都懂。我问你一句话。”
李援说：“你问。”
他说：“做了，能好不？”
李援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能。”
他说：“那就不做了。”
李援说：“能延长。”
他说：“延长啥？延长疼？”
李援不说话了。
陈老师说：“李医生，我一辈子讲道理。今天我不讲道理了。我就想回我那间屋，躺在我那张床上，看着窗户。行不行？”
李援看了他半天，说：“行。”
三月二十五，他们回山了。
是李援开车送的。车到学校门口，陈老师自己下的车。他不让人扶，扶着车门，站了一会儿，然后一步一步往东头那间屋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操场。
操场上没有人。旗杆立在那儿，旗子卷着。
他说：“到了。”
那天以后，他不再装了。
他把何小满叫到床前，说：“小满，我的病，我晓得。”
何小满的脸一下就白了。
她说：“你晓得啥？”
他说：“肝，晚期。CT单子上写着。”
何小满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说：“你们瞒了我四个月。四个月，你们天天念课文，我也天天陪你们念。我累了。”
何小满哭了。
她说：“我是怕你……”
他说：“我晓得你怕。可你不该瞒我。”
何小满说：“我错了。”
他说：“你没错。你就是太爱我。”
何小满哭得更厉害了。
他说：“别哭了。哭完了，咱们说正事。”
何小满抹了把脸，说：“啥正事？”
他说：“我死了，骨灰一半撒山上，一半带回重庆。”
何小满说：“你别说这个。”
他说：“要说。不说，来不及。”
从那天起，他只肯让扎西送东西。
何小满端饭进去，他说：“让扎西端。”
知意端水进去，他说：“让扎西端。”
洛桑校长来看他，他说：“校长，你坐。坐一会儿就走。”
洛桑校长说：“我多坐会儿。”
他说：“你坐久了，我不好意思。”
后来，何小满问他：“你为啥只要扎西？”
他说：“他不念课文。”
何小满说：“我也不念了。”
他说：“你不念了，可你脸上还写着。”
何小满说：“写啥？”
他说：“写着‘你要死了’。你一进门，我就看见了。”
何小满不说话了。
那天下午，他问我：“扎西，说实话，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说：“人都是要死的嘛。”
他愣住了。
愣了有半天。
然后他笑了。他笑得很大，笑得咳嗽，咳得整个人都在抖。
他一边咳，一边说：“你这个娃娃，比那些大人老实。”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他屋里的人。
我给他擦身，给他倒尿，给他念课文。
擦身的时候，他不好意思。他把被子拉到胸口，说：“扎西，你转过去。”
我说：“老师，我给你擦背。”
他说：“我晓得。你先转过去。”
我就转过身。
他自己把衣服脱了，脱得很慢。脱完了，他说：“好了。”
我转过身，给他擦。
他很瘦。肋骨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像搓衣板。皮肤是黄的，薄的，能看见底下的青筋。
我擦到腰的时候，他“嘶”了一声。
我说：“疼？”
他说：“不疼。凉。”
我给他擦完了，给他穿衣服。
他说：“扎西，我一辈子没让人擦过澡。”
我说：“我阿爸走的时候，我也没擦上。”
他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阿爸是咋走的？”
我说：“翻车。”
他说：“疼不疼？”
我说：“不晓得。人没找全。”
他说：“那你是咋过来的？”
我说：“我阿妈天天点灯。”
他说：“点了多少年？”
我说：“十几年。”
他闭上眼睛，说：“你阿妈，是个好人。”
那天晚上，他让我拿纸笔。
他说：“扎西，我教你写字。”
我说：“我会写。”
他说：“你写我的名字。”
我写了。
“陈”字写歪了，“默”字少了一点。
他看了看，说：“还行。比我小时候强。”
他伸手，把笔拿过去。
他的手抖。他写了“陈默”两个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画。
写完了，他说：“你照着写。”
我照着写。
写了十几遍，写好了。
他说：“以后你要是想我，就写这两个字。”
我说：“写了你能看见？”
他说：“能。”
我说：“在哪儿看见？”
他说：“在纸上。”
我笑了。他也笑了。
那几天，我阿妈不让我去。
她说：“快死的人，身上有味道。娃娃沾了不干净。”
我说：“他教我认字。”
她说：“认字不当饭吃。”
我说：“他快死了。”
她说：“快死了才不能去。魂还没走，沾上了，跟着你。”
我说：“跟就跟。”
她急了，说：“扎西！”
我说：“阿妈，他一个人。”
她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她坐在火塘边，捻了半天念珠。
第二天早上，她从佛龛前拿了一盏酥油灯，点上，递给我。
她说：“拿去。放他屋里。”
我说：“干啥？”
她说：“给他照路。”
我把那盏灯端到陈老师屋里，放在窗台上。
火苗很小，一跳一跳的。
陈老师看着那盏灯，说：“你阿妈点的？”
我说：“嗯。”
他说：“她不是不让你来？”
我说：“她让我带灯。”
他看了那盏灯很久。
他说：“你阿妈，比我懂。”
听课笔记（第十六集）
卡根：死亡之坏，是它剥夺了你本可拥有的好东西。
陈批：火锅、毕业证、桃花。都是好东西。都归你们了。
又批：扎西说“人都是要死的嘛”。我听了，心里反倒松了。四个月，就这一句真话。
四月初，卓嘎老阿妈来了。
卓嘎八十三了，瞎了一只眼，另一只也不大好使。她拄着一根拐杖，走一步，顿一下。她孙子把她扶到门口，她就不让扶了，自己走进来。
她坐在陈老师床边，把拐杖靠在墙上。
她说：“你就是陈老师？”
陈老师说：“是。”
她说：“我孙子的孙子，你教过。”
陈老师说：“哪个？”
她说：“格桑。”
陈老师笑了，说：“格桑是我从牛圈里拽回来的。”
她说：“拽得好。他现在认字了。”
她伸出手，摸了摸陈老师的脸。她的手很干，像树皮。
她说：“瘦了。”
陈老师说：“病了。”
她说：“我晓得。”
她把手收回去，说：“我给你讲讲，人死了以后的事。”
陈老师没说话。
她说：“人死了，魂不马上走。它在中阴里，待四十九天。”
“中阴？”
“就是中间。不上不下，不走不留。它看着我们，我们看不见它。”
“它看得见？”
“看得见。它坐在房梁上，坐在窗台上，坐在你床边。它看你哭，它着急，可它说不出话。”
陈老师听着，没打断。
她说：“四十九天里，我们给它点灯，给它念经，给它指路。它要是认得了路，就走了。走好了，下辈子投个好人家。走不好，就在外面飘。”
“飘到哪儿？”
“飘到它认得的地方。山上，河边，它爱去的地方。”
陈老师沉默了一会儿，问：“阿妈，你信吗？”
她说：“信。”
“为啥信？”
她笑了笑，露出没牙的嘴。
她说：“不信，我活不到八十。”
陈老师说：“课上那个美国老头说，人没有灵魂。人就是一坨肉，肉坏了，人就没了。”
她说：“那老头没死过。”
陈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说：“阿妈，你说得对。他没死过。”
她说：“你也别听他的。他讲的，是他想的。我讲的，是我看见的。”
“你看见过？”
“看见过。”她说，“我男人走的那年，我看见他坐在灶台上。坐了七天。第七天，他走了。”
“你怕不怕？”
“不怕。”她说，“他是我男人。”
屋里静了一会儿。
卓嘎看着他，说：“陈老师，我问你一句话。”
陈老师说：“你问。”
她说：“你怕啥？”
陈老师说：“怕死。”
她说：“不是。”
陈老师愣了一下。
她说：“你怕的不是死。你怕的是，没人记得你。”
陈老师的脸就僵住了。
他说：“阿妈……”
她说：“我瞎了一只眼，可我另一只眼，看得见人。你从进门，眼睛就瞟那个窗户。窗户上有啥？”
陈老师不说话。
她说：“啥都没有。你就是想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陈老师的眼睛红了。
她说：“你在这儿教了三年书。你的娃娃，认字了，会算账了，走出去了。他们记得你。”
“记多久？”
“记一辈子。”她说，“他们生了娃娃，会跟娃娃说，我小时候有个陈老师，从重庆来的，瘦，爱骂人，骂‘龟儿子’。”
陈老师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他说：“阿妈，你咋晓得我骂‘龟儿子’？”
她说：“全村都晓得。”
那天，卓嘎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住了。
她说：“陈老师，你听着。”
陈老师说：“嗯。”
她说：“人这辈子，是借了一副身子。身子用完了，还回去。魂才轻。”
“魂轻了，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她说，“风里，云里，桃花里。”
她走了。
陈老师坐在床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一片山，山上没有树，只有雪。
他忽然说：“扎西。”
我说：“嗯。”
他说：“你阿妈点灯，卓嘎阿妈念经，你们这儿的人，把死当个事办。”
我说：“啥意思？”
他说：“我们那儿，死不当事办。人一死，拉去烧了，装个盒子，埋了。埋完了，各回各家。谁也不提。”
“那不好？”
“不知道。”他说，“我娘死了十年，我一年也就去一回。去了，站一会儿，说两句话，走了。”
他停了停，说：“我娘要是能坐在灶台上，看我七天，我大概就不那么难受了。”
那天夜里，他让我把那部手机拿过来。
他打开，找到那门课，点开一集。
外国老头说：我们能不能在死后存活？如果有灵魂，也许可以。如果没有，就不能。
他按了暂停。
他说：“扎西，你说，这老头和卓嘎阿妈，谁说得对？”
我说：“不晓得。”
他说：“我也不晓得。”
他把手机关了，放在枕头边。
他说：“可我晓得一件事。”
“啥事？”
他说：“他们俩说的，我都不怕。我怕的，是没人记得。”
他闭上眼睛。
他说：“你回去跟你阿妈说，灯，别灭。”
听课笔记（第十七集）
卡根：最佳解释推论下，灵魂不是必要假设。
陈批：哲学解释不了“记得”。可“记得”，能让人不怕。
又批：卓嘎阿妈说，人是借了一副身子。这话，比卡根讲得好听。
四月十七，最后三天。
那天早上，他就不大认人了。
他睁着眼，看着屋顶，嘴里说话。他说的是重庆话，说得很快，像是在跟很多人说话。
他说：“妈，我不抢救了。”
又说：“小满，把窗子关一下，风大。”
又说：“知意，你的橘子，爸给你买回来了。”
何小满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说：“老陈，我在。”
他看了她一眼，说：“你是哪个？”
何小满的眼泪就下来了。
她说：“我是小满。”
他想了想，说：“小满啊。你瘦了。”
到了下午，他开始喊。
喊声不大，可是尖，像一根针，从屋里穿出去。
他喊的不是“疼”，是一个“不”字，拖得老长：“不——”
后头就呜呜的，像风从门缝里挤过去。
喊一声，停一下，喘一口气，再喊一声。
隔两道门都听得见。
知意站在门外，捂着耳朵。
她说：“妈，他这是干啥子嘛？我们哪点对不起他，他要这样折磨我们。”
何小满说：“他不是折磨你。”
“那是啥？”
何小满说：“他是过不去。”
“过不去啥？”
何小满说：“过不去他自己。”
那天下午，村里人都来了。洛桑校长站在院子里，白玛背着药箱，格桑的阿爸站在门口，多吉蹲在墙角。
谁都不说话。
我阿妈也来了，她手里端着一盏酥油灯，站在门外，没进去。
她嘴里念着经。
我站在门口，往里看。
陈老师躺在床上，两只手在空中抓。他抓了两下，抓住被角，又松开，又抓。
何小满按着他的手，说：“老陈，我在。我在。”
他听不见。
知意哭了。她跑进屋，跪在床边，喊：“爸！爸！”
他看了她一眼。
他的眼睛是散的。
他说：“你是哪个？”
知意说：“我是知意。”
他说：“知意啊。”
他说：“知意，爸对不起你。”
知意说：“你没有对不起我。”
他说：“有。”
他说：“爸不该走。”
知意说：“你别说了。”
他说：“爸不该走三年。”
知意哭着说：“你回来了。”
他说：“回来了。”
他把手抬起来，想摸知意的头。
手抬到一半，落下去了。
那天夜里，他一直喊。喊累了，睡一会儿，醒了再喊。
何小满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
天亮的时候，她出来了，眼睛红得像兔子。
她说：“扎西，你进去看看他。”
我进去了。
屋里有一股味道。不是臭，是甜，甜的，发腻，像放久了的水果。
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屋顶。
我在床边坐下。
我说：“老师。”
他没反应。
我又说：“老师，我是扎西。”
他慢慢地转过头。
他看了我半天。
他说：“扎西。”
我说：“嗯。”
他说：“你来啦。”
我说：“我来了。”
他把手伸出来。
我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很凉，很干，像一把柴。
他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
然后他把我的手拉过去，贴到他嘴上。
他的嘴唇很干，像一块晒裂的土。
他哭了。
眼泪从他眼角流下来，流到我手心里。
热乎乎的。
他说：“扎西，把国旗挂到窗户上。”
我说：“好。”
我出去，把国旗抱进来。
那是学校星期一升旗用的旗，平时卷着，放在校长办公室。我跟洛桑校长说，他要。
洛桑校长说：“拿去吧。”
我把旗抱进来，问：“挂哪儿？”
他说：“窗户。钉子上。”
窗户上方有一个钉子，是挂塑料布用的。
我搬了个凳子，踩上去，把国旗展开，挂在那颗钉子上。
国旗是新的，红得很。
风从窗缝里进来，国旗就动了一下。
陈老师躺在床上，看着那面国旗。
他看了很久。
他说：“让它替我看着你们。”
我说：“好。”
第三天下午，雪山上的光从窗户照进来。
光是斜的，金黄，照着那面国旗，照着陈老师的脸。
他的脸在光里，黄里透白，皱纹全摊开了，看着很松，很安静。
他忽然不喊了。
屋里一下就静了。
静得能听见风。
他看着那面国旗，说：“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多好。”
我们都以为他睡着了。
何小满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
她说：“老陈？”
他没应。
她又喊了一声：“老陈？”
他还是没应。
她把手放到他鼻子底下。
她的手停在那儿。
过了很久，她把手收回来。
她的脸就垮了。
她转过身，说：“校长……”
洛桑校长进来，看了看，伸手，把他的眼睛合上。
他说：“走了。”
何小满扑上去，哭得撕心裂肺。
知意也哭，抱着她妈，两个人哭成一团。
院子里的人，都低下了头。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那壶酥油茶。
茶已经凉了。
我没哭。
我答应过他。
我看着窗户上那面国旗。
风还在吹，国旗还在动。
雪山上的光还在，照着屋子，照着他，照着那面旗。
亮得晃眼。
我想起他说过的话。他说人死了，就是没有这个人了，像灯灭了。
可是那天下午，我觉得灯没灭。
那灯在我阿妈手里，在窗台上，在卓嘎阿妈的念珠里，在他教我的那两个字里。
我把茶壶放下，走过去，把国旗理了理。
国旗的红，是那种很实在的红，像血，像火，像桃花。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听课笔记（第十八集·最后一页）
卡根：当未来只剩痛苦，死亡就不是坏事。
陈批：我不怕了。不是想通了，是看见了。
——光。
卷三
回声
陈老师是四月十九下午走的。
二十号，李援开车上来，把人拉去昌都火化。何小满跟着去了，知意也去了。我没去。洛桑校长说，娃娃不要去。
二十五号，她们回来。
何小满抱着一个盒子，深红色的，方方正正，不大，用一块黄布包着。
她把盒子放在桌上，坐在那儿，看着，不说话。
知意站在旁边，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何小满说：“他说，一半撒山上。”
洛桑校长说：“撒哪儿？”
何小满说：“他说，撒在有桃花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上了山。
那片桃林，就是三月里陈老师带我们去看的那片。桃花早谢了，枝上结了小毛桃，青的，硬邦邦的。
何小满打开盒子。
里头是灰，白的，粗的，掺着一些碎渣。
她抓了一把，撒出去。
风一吹，灰就散了，散在草里，散在石头缝里，散在那几棵老桃树上。
知意也抓了一把，撒。
她撒的时候，手在抖。
轮到我。
我伸手，抓了一把。
那灰是温的，粗的，从指缝里漏下去。
我撒出去。
我看着那些灰落在草上，落在土里。
我想，陈老师说过，桃花明年还开。
那天下午，我阿妈在佛龛前点了一盏灯。
她说，点四十九天。
我说：“为啥四十九天？”
她说：“魂要走四十九天。”
从那天起，那盏灯就没灭过。每天早上，阿妈添一勺酥油，捻一遍灯芯。
一个月以后，村里的阿旺爷爷死了。
阿旺八十九，是村里最老的男人。他死在夜里，睡着走的，早上他儿媳妇喊他吃饭，喊不醒。
多吉来了。
多吉是村里天葬师，五十来岁，黑，瘦，不爱说话。他平时给人修鞋，补锅，谁家死了人，他就上山。
他来的那天，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是刀和糌粑。
他站在阿旺家门口，说：“什么时候？”
阿旺的儿子说：“今天下午。”
多吉点点头，说：“准备桑。”
下午，我跟着去了天葬台。
天葬台在村后头的一座山坡上，海拔四千五。坡上有一块大石头，平平的，像一张桌子。石头周围插着经幡，风一吹，哗哗响。
多吉在石头边上点了一堆桑。柏枝烧起来，烟是白的，直直地往上冒，被风一吹，散开，铺在山坡上。
烟一起来，天上的鹰就动了。
先是两三只，在小圈子里盘。后来是十几只，越盘越低。
我站在经幡底下，不敢动。
多吉念经。他念得很低，我听不清。
阿旺的遗体用白布裹着，由他儿子和几个亲戚抬上来。他们把遗体放在石头上，跪下，磕头，然后退到一边。
多吉走过去，解开白布。
我转过头，没看。
风很大。经幡响。
过了很久，我听见多吉说：“好了。”
我回过头。
石头上干净了。
天上还有鹰，在盘。
多吉在石头边洗手。他洗得很慢，洗完了，坐在一块小石头上，掏出糌粑，捏了一团，吃。
他吃完，抬头看我。
他说：“你是陈老师那个学生？”
我说：“嗯。”
他说：“他死了？”
我说：“死了。”
他说：“烧了？”
我说：“烧了。”
他点点头，说：“汉人，都烧。”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问：“你怕不怕？”
我说：“怕。”
“怕啥？”
“怕他疼。”
多吉笑了。他笑得很难看，牙齿是黄的。
他说：“他不疼了。疼的是活人。”
我说：“为啥？”
他说：“死人啥都不晓得。活人看着，想着，疼。”
他抬头看了看天。
他说：“人这辈子，是借了一副身子。身子用完了，还回去。魂才轻。”
我说：“还回去，就没了？”
他说：“不是没了。是轻了。”
“轻了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他说，“风里，云里，鹰肚子里，桃花里。”
我说：“陈老师烧了，没天葬。他的魂认得路吗？”
多吉看了我一眼。
他说：“认得。”
“咋认得？”
他说：“魂不认身子，认灯。”
我愣住了。
他说：“人死了，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就剩一个鼻子，闻桑烟。桑烟往哪儿飘，它往哪儿走。没桑烟，就点灯。灯在哪儿，路在哪儿。”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我想起我阿妈在佛龛前点的那盏灯。
那盏灯，点了四十九天。
那天晚上，我回家。
佛龛前的灯还亮着。火苗很小，一跳一跳的。
我问我阿妈：“这灯，给谁点的？”
我阿妈说：“给陈老师。”
我说：“他都走了一个月了。”
我阿妈说：“四十九天还没到。”
我说：“到了呢？”
我阿妈说：“到了，就灭了。”
我说：“灭了，他就走了？”
我阿妈看了我一眼，说：“就走了。”
我说：“走哪儿去？”
她说：“该去哪儿去哪儿。”
她在灯前坐下，开始念经。
我坐在她旁边，听着。
她念的经，我听不懂。可是我听着，心里就静了。
那天夜里，我想了很久。
我想，陈老师要是晓得，有一个藏族女人，给他点了四十九天的灯，他大概会笑。
他会说：“龟儿子，我又不是喇嘛。”
可他心里，大概是高兴的。
听课笔记（扎西补记·第一页）
卡根：如果人只是肉体，死亡就是彻底的终结。
扎西批：可那天鹰飞起来，我觉得不是终结。
又批：多吉说，魂不认身子，认灯。这话，我记一辈子。
五月，何小满和知意要走了。
走之前，她们收拾陈老师的遗物。
东西不多。
一箱书，二十几本。《红楼梦》《西游记》《平凡的世界》《汪曾祺全集》，还有一本《西藏生死书》，书页折了角。
一部旧手机，屏幕裂了一道缝。
一沓听课笔记，用一根橡皮筋捆着，一共十八页。每一页上是卡根的话，底下是陈老师的批注，字很潦草，越到后头越歪。
一个氧气瓶，蓝颜色的，阀门磕歪了。
一张全家福，是很多年前在重庆照的。照片上陈老师还胖，何小满烫着头发，知意还是个小娃娃，缺了门牙。
还有一面小国旗，叠得方方正正，压在书底下。
何小满把东西一件一件摆在床上，摆完了，坐在那儿看。
她说：“就这些。”
知意说：“就这些。”
何小满把那部手机拿起来，看了看，说：“这个我带走。”
我说：“何老师。”
她抬头看我。
我说：“手机，能不能留下？”
她说：“你要它干啥？”
我说：“他听的课，在里面。”
她说：“你要听？”
我说：“我想听。”
她看着我，看了半天。
她说：“那是他听的东西。”
我说：“我晓得。”
她说：“你听得懂？”
我说：“现在听不懂。以后听得懂。”
她不说话了。
她把手机翻过来，摸了摸那道裂缝。
她说：“这手机，是我给他买的。他走的时候，我给他买的。他说山上没信号，买这个干啥。我说，你听歌。”
她笑了一下，说：“他拿来听课了。”
她把手机递给我。
她说：“拿去吧。”
我接过手机。
她说：“扎西。”
我说：“嗯。”
她说：“你比他的姑娘还像他的姑娘。”
屋里静了一下。
我回头，看见知意站在门口。
她站在那儿，没进来。
她手里拿着耳机，一直没戴。
她看着我，说：“扎西。”
那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我说：“嗯。”
她说：“手机里的课，你听完了，告诉我。”
我说：“好。”
她说：“我爸听的时候，老骂‘龟儿子’。你听的时候，别骂。”
我说：“为啥？”
她说：“骂了，就跟他一样了。”
我说：“跟他一样不好？”
她低下头，说：“好。”
她说完，把耳机塞进口袋里。
那天下午，她们走了。
李援开车送她们下山。车开出院子的时候，何小满回头看了一眼东头那间屋。
她没哭。
她只是看了一眼。
车走了，扬起一路灰。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部手机。
手机是凉的。
我把它揣进怀里，贴着胸口。
那天晚上，我把那十八页听课笔记，一页一页看了一遍。
第一页，字很工整。
“卡根：这门课要先问——人是什么？人有灵魂吗？”
“陈批：我教了二十三年《论语》，没想过这个问题。”
最后一页，字歪得厉害，像蚯蚓爬。
“卡根：当未来只剩痛苦，死亡就不是坏事。”
“陈批：我不怕了。不是想通了，是看见了。——光。”
我把十八页纸叠好，用那块橡皮筋捆上。
我把它们放在枕头底下。
从那天起，我每天晚上，都把手机拿出来，听一集。
听不懂。
可是一集一集地听，听到后来，有些话，就听懂了。
听课笔记（扎西补记·第二页）
卡根：我们能在死后存活吗？有灵魂也许可以，没有就不能。
扎西批：老师，我把你的声音留下了。
又批：知意叫我名字了。她第一次叫我。
二〇一六年，我考上了内地西藏班。
通知书是一张纸，红头的，盖着章。洛桑校长把纸送到我家，站在院子里，喊：“扎西！考上了！”
我阿妈从屋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
她不识字，把纸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这是啥？”
洛桑校长说：“你儿子要去重庆念书了。”
我阿妈愣住了。
她说：“重庆？”
洛桑校长说：“重庆。”
我阿妈的嘴动了动，没说出话。
那天晚上，她杀了一只鸡。
我们那地方，杀鸡是大事。鸡是自家养的，平时舍不得杀，留着下蛋。她杀了鸡，炖了一锅，端上桌，一句话不说。
吃完了，她说：“去吧。”
我说：“阿妈。”
她说：“去吧。你阿爸没念过书，我也没有。你去念。”
我说：“我走了，你一个人。”
她说：“我一个人过了十几年。”
她说完，进屋了。
第二天早上，她给我收拾行李。
一个旧帆布包，里头是两件衣服，一双鞋，一包糌粑，一小袋酥油。
她把那袋酥油塞进包里，说：“重庆没有酥油。”
我说：“有，超市里啥都有。”
她说：“那不一样。”
她把包拉上，拍了拍，说：“走吧。”
从我们乡到重庆，要走三天。
先坐汽车到昌都，一天。再坐汽车到成都，两天。从成都坐火车到重庆，一夜。
我第一次坐火车。
火车很长，一节一节，像一条铁蛇。我上车的时候，脚有点软。
我找到座位，坐下，把包抱在怀里。
火车开了。
窗外的山，一座一座往后退。先是雪山，后来是石头山，再后来，山矮了，绿了，最后，山没了。
我一夜没睡。
天快亮的时候，我看见窗外是一片平地。
平平整整，一望无际，种着庄稼，绿油油的。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平的地。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树。
我把脸贴在窗户上，看。
我想起陈老师。他当年进藏，是倒过来的：先看见平原，再看见山，最后看见雪山。
他看见雪山的时候，说了啥？
他说：“龟儿子，这地方，连棵树都没有。”
我笑了。
重庆很热。
下车的时候，一股热气扑上来，像有人拿热毛巾捂我的脸。
空气是湿的，黏的，吸一口，肺里沉甸甸的。
我在车站门口站了半天。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到处都是声音。有人在喊，有人在笑，有喇叭在响。
我抱着包，站在那儿，不敢动。
后来有个穿制服的过来，问我：“同学，你哪个学校的？”
我说：“西藏中学。”
他说：“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一辆车前，车上已经坐了十几个学生，都穿着藏袍，都跟我一样，抱着包，东张西望。
车开了。
窗外的楼很高，一层一层，看不到顶。轻轨从楼里穿过去，像一条龙。
我看呆了。
学校在城边上，围墙很高。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从西藏来的。有的从那曲来，有的从阿里来，有的从林芝来。
第一堂课，老师让我们自我介绍。
轮到我，我站起来，说：“我叫扎西，从昌都来。”
底下有人笑。
老师说：“笑啥？”
一个男生说：“他说‘扎西’，说得像‘扎西德勒’。”
大家又笑。
我也笑。
后来熟了，那个男生问我：“你们那儿是不是骑马上学？”
我说：“我们那儿有学校。”
他说：“真的？”
我说：“真的。我们学校有二十三个学生，一个老师。老师是从重庆来的。”
他说：“重庆来的？哪个学校？”
我说：“不晓得。他叫陈默。”
他说：“不认识。”
我说：“他教了三年，死了。”
他不笑了。
第一个周末，我上街找火锅。
陈老师说过，火锅是红的，咕嘟咕嘟冒泡，里头煮毛肚、鸭肠、黄喉、藕片。
我找了一家小店，坐下，点了一个锅。
锅端上来，红的，油在上面漂着，一层一层的。
我涮了一片毛肚，放进嘴里。
辣。
辣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我一边哭，一边吃。
老板过来，问：“娃儿，辣到了？”
我说：“没得。”
他说：“没得你哭啥子？”
我说：“好吃。”
他笑了，说：“重庆人，都这么吃。”
我吃了两个小时。
吃完了，我坐在那儿，摸着肚子。
我想，陈老师说的“好吃得想哭”，原来是这个意思。
听课笔记（扎西补记·第三页）
卡根：永生未必是好事，无尽的时间会让一切乏味。
扎西批：我不要永生。我想活到八十岁，回山上去。
又批：重庆的火锅，真辣。老师没骗我。
二〇一九年，我考上师范。
学校在重庆，一所专科学校，三年制。我读中文。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点名。
“扎西。”
“到。”
“你是西藏的？”
“嗯。”
“普通话练练。”
全班笑。
我脸红到脖子根。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练普通话。
我们那地方，说汉话，“是”和“四”不分，“z、c、s”和“zh、ch、sh”搅在一起。我每天早上到操场，对着墙练。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练一遍，不对。再练一遍，还不对。
练到后来，嗓子哑了，出血了，痰里带红丝。
同学说：“你至于吗？”
我说：“至于。”
他说：“你又不是播音员。”
我说：“我要当老师。”
他说：“当老师也不用这么拼。”
我说：“我们那儿的娃娃，听我说话。我说不清，他们就学不清。”
他不说话了。
那三年，我读了很多书。
《红楼梦》是第三次读。第一次是陈老师讲，我没听懂；第二次是高中，我读了一半；第三次，我读完了。
读到“黛玉葬花”，我停住了。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我坐在图书馆里，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我想起陈老师。
他讲《红楼梦》，讲到葬花，讲不下去了。他站在窗边，看山，看了很久。
那时候我不懂。
现在我懂了。
他不是讲不下去。他是想到了自己。
大三那年，我给知意写信。
知意考上了医学院，在成都。我们通了几封信，信都很短。
我写：“知意，我把《红楼梦》读完了。你爸说得对，这本书要受了伤才看得懂。”
她回：“你受啥伤了？”
我写：“不晓得。就是看懂了。”
她回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我爸的墓，在歌乐山。你来看他吗？”
我拿着那封信，在操场上站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坐车去了歌乐山。
墓地在山坡上，一排一排的，白色的碑。
我找到了。
碑上刻着：“陈默之墓”。生卒年月，一张小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白衬衫，站在讲台后头，笑着。
我把一包火锅底料放在碑前。
我说：“老师，我来看你了。”
风很大。山下的重庆，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我说：“老师，你的课，我还在听。”
我说：“我听懂了。”
我说：“死亡不是坏事。坏事是没活够。”
我说：“你活够了没有？”
没人回答。
我坐在碑前，坐了很久。
天黑的时候，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我说：“老师，我走了。”
我说：“我要回山上去了。”
我说：“你的课，我替你上。”
我下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那块碑立在那儿，白白的，在暮色里，像一面小旗。
听课笔记（扎西补记·第四页）
卡根：死亡的坏处是比较性的——你失去了本可拥有的东西。
扎西批：我失去了一个老师。可我也得到了一个老师。
又批：老师说，这书要受了伤才看得懂。我懂了。我宁愿不懂。
二〇二二年春天，我在师范的最后一年。
那年我二十二。
论文写完了，实习也结束了，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别人都出去找工作，或者回家。我不着急。我晓得我要回山上去。
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听那门课。
听了八年，从十四岁听到二十二岁。
一开始是听不懂。后来是听懂一半。再后来，是听懂了，可不敢往下听。
现在我敢了。
卡根讲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说：你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来；死亡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所以死亡跟你没有关系。
我听到这儿，笑了。
我想起陈老师。他当年听到这儿，骂了一句“龟儿子，说得轻巧”。
我现在也骂了一句。
可是骂完了，我接着听。
卡根说：伊壁鸠鲁错了。死亡不是“你不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死亡是“剥夺”。
死亡剥夺了你本可拥有的东西。
不是剥夺了你的疼，不是剥夺了你的苦，是剥夺了你的好日子。
桃花，火锅，毕业证，一个娃娃叫你一声老师。
这些东西，你本来还能有。死亡一来，就没了。
我听到这儿，把耳机摘下来，坐了一会儿。
我想起陈老师在昌都说的那句话。
他说：“做了，能好不？”
李援说：“不能。”
他说：“那就不做了。”
他不是不怕死。他是算过账了。
多活三个月，是三个月的疼。少活三个月，是少三个月的疼。
他选了后者。
卡根说，如果死亡剥夺的是痛苦，那死亡就不是坏事，是好事。
陈老师是这么想的。
可他最后还是想活。
他挂国旗的那天下午，看着那面旗，说“多好”。
他不是想死。他是看见了什么。
最后一集，卡根说了一段话。
他说：我们都将会死，我们不会永远活着。这个事实，塑造了，或者至少部分塑造了，恰当的生活方式。
他说：不要浪费时间，去做那些让你在临死前后悔的事。
他说：面对死亡而活。
我把这一集听了三遍。
第三遍听完，天亮了。
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重庆的天是灰的，雾蒙蒙的，看不见山。
我忽然想回山上去。
我想看看那座山，看看那根旗杆，看看东头那间屋。
我想看看，那三棵树，活了没有。
那几天，知意来信了。
她的信，这几年越来越长。
她说她在医学院读到最后一年，准备报援藏。
她说她妈不同意。
她说：“我妈说，你爸死在西藏，你还要去？”
她说：“我跟我妈说，就是因为我爸死在西藏，我才要去。”
她说：“扎西，你说我做得对不对？”
我回信，只写了一句：
“你爸要是在，会骂你‘龟儿子’，然后帮你收拾行李。”
她回了一封信，信上画了一个笑脸。
毕业那天，我穿着学士服，在学校门口照了张相。
照片上，我黑，瘦，笑得有点傻。
我把照片寄给我阿妈。她不识字，收到照片，让洛桑校长念背面的字。
我写的是：“阿妈，我毕业了。我回来了。”
洛桑校长在电话里跟我说：“你阿妈哭了。”
我说：“她哭啥？”
他说：“她说，你阿爸要是看见，就好了。”
我在电话这头，半天没说话。
听课笔记（扎西补记·第五页）
卡根：面对死亡而活。
扎西批：老师，我终于听懂了。
又批：懂了以后，我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懂了也没用。
二〇二二年九月，我回到甲拉乡中心小学。
学校新修了。
三层楼，白瓷砖，窗户是铝合金的，装的是玻璃，不是塑料布。教室里有多媒体，黑板是绿的，能推拉。操场铺了塑胶，红绿相间，踩上去软乎乎的。
旗杆换了不锈钢的，立在新操场中间。
旗杆底下种了三棵树，杨树。
活了两棵。
我到的第一天，先去看东头那间屋。
屋子还在。土墙，铁皮顶，门是木头的，漆掉了。
门上挂着一把锁，锈得打不开。
我从窗户往里看。里头堆着扫帚、旧课桌、半袋水泥。
墙上钉着一颗钉子。
钉子上空着。
我站在窗外，看了很久。
第二天，我上班。
学校现在有二百多个学生，十二个老师。校长是个年轻人，姓王，从县里调来的，比我大两岁。
他给我排了课，教三年级语文，还带一个班的班主任。
第一堂课，我走进教室。
教室很亮，黑板很绿，孩子们穿得干干净净。
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
死。
粉笔是新粉笔，很好写，一笔下来，清清楚楚。
孩子们抬起头，看着我。
我说：“认识吗？”
他们说：“认识。”
“念。”
“死。”
“什么意思？”
一个女孩举手，说：“就是人不动了。”
我笑了。
我说：“你们比我小时候实在。”
那堂课，我没讲课文。
我给他们讲了陈老师。
我讲他怎么上山，怎么抱着氧气瓶，怎么骂“龟儿子”，怎么在黑板上写“死”字。
孩子们听得眼睛都不眨。
讲完了，一个男孩举手，说：“老师，他后来呢？”
我说：“他后来死了。”
教室里静了一下。
那男孩说：“他怕不怕？”
我说：“怕。”
“那他咋办的？”
我说：“他听了一门课。”
“啥课？”
“《什么是死亡》。”
“好听不？”
我想了想，说：“好听。”
事情是从十月里起来的。
乡里要搞旅游。
桃花节一年比一年火，去年来了三万人，今年说是要来五万。车没地方停，人没地方上厕所，村口那条路一到花开的时候就堵死。
乡里开了会，决定在村口修一个停车场。
地方选好了。
就是学校那三间旧土房。
那三间土房，是六十年代盖的，早就不用了。学生搬进了新楼，旧房子空着，堆杂物。
拆了，能腾出两千多平米。
乡里的方案是：拆旧房，建停车场，再在旁边盖一排摊位，租给村民卖土特产。村集体一年能多收几十万。
村民大会开了。
我在会上。
村支书站在前头，讲方案，讲收益，讲分红。
底下的人都点头。
格桑也在。
格桑现在是我们村的村委会主任。他胖了，肚子起来了，穿一件夹克，头发梳得亮。他当年是我同学，坐在我旁边，考试老抄我的。
他站起来，说：“这个事，我赞成。我算过账，一年能多分两千块。两千块，够一个娃娃一年的学费。”
底下鼓掌。
我站起来。
我说：“我反对。”
所有人都看我。
格桑说：“扎西老师，你反对啥？”
我说：“那三间房，不能拆。”
“为啥？”
“那是老校舍。”
“老校舍早不用了。”
“那是陈老师住过的屋。”
格桑愣了一下。
他说：“扎西，陈老师都走了八年了。”
我说：“走了八年，也是他住过的屋。”
格桑说：“一间破土房，能值几个钱？”
我说：“不值钱。”
“那你还拦着？”
我说：“格桑，你忘了？你当年在牛圈里铲粪，是谁把你拽回来的？”
格桑的脸就沉了。
他说：“扎西，你别拿这个说事。”
我说：“我不是拿这个说事。我是说，那间屋，是我们这些人念书的地方。”
格桑说：“我们现在有新学校，比那个好十倍。”
我说：“新学校是好。可新学校是从哪儿来的？”
格桑不说话了。
底下有人小声说：“就是，一间破房子，留着干啥。”
也有人说：“扎西老师说得对，那是念想。”
吵起来了。
那天晚上，格桑来我家。
他提了两瓶酒，坐在火塘边，不说话。
我给他倒了一碗。
他喝了一口，说：“扎西，你别怪我。”
我说：“我不怪你。”
他说：“我当这个主任，得给村里办事。修停车场，是真能给村里挣钱。”
我说：“我晓得。”
他说：“你晓得，你还拦？”
我说：“我拦的不是停车场。”
“那你拦啥？”
我说：“我拦的是，把那间屋推平。”
格桑不说话了。
他喝了一碗，又倒了一碗。
他说：“扎西，你还记得不？那年冬天，陈老师去我家，把我从牛圈里拽出来。他膝盖摔破了，血混着黄土。他跟我说，‘你念出去，念到山外头去’。”
我说：“我记得。”
他说：“我念出去了。我念到县里，念到中专。我回来了。我回来，是想让村里人过好日子。”
我说：“你做到了。”
他说：“我做到了，可我还得拆他的屋。”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
他说：“扎西，你说，我是不是个混蛋？”
我说：“你不是。”
“那我该咋办？”
我说：“留一间。”
“留一间？”
我说：“三间拆两间，留东头那一间。改成校史室，挂陈老师的照片，摆他的笔记。剩下的地方，够修停车场。”
格桑看着我，看了半天。
他说：“能行？”
我说：“能行。你去跟乡里说。”
他说：“乡里能同意？”
我说：“你说，这是红色教育，是援藏精神，是民族团结。他们能同意。”
格桑笑了。
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说：“扎西，你这个人，比我还会办事。”
十一月，方案定了。
三间拆两间。东头那间留着，加固，换顶，刷墙，改成“校史陈列室”。
我出了力。
我把陈老师的那十八页笔记，复印了一份，装进镜框，挂在墙上。
我把那张全家福，放大，挂在正中间。
我把那部旧手机，放在一个玻璃柜里，旁边写着：“陈默老师听课用的手机。内有网易公开课《什么是死亡》全二十六集。”
开馆那天，来了很多人。
洛桑校长来了。他退休了，头发全白了，走路要拄拐。他站在陈老师的照片前，看了很久，说：“这个龟儿子，走得早。”
何小满和知意也来了。
何小满站在照片前，没哭。她伸手，摸了摸镜框，说：“老陈，你看，你的屋还在。”
知意站在门口，看着那颗钉子。
钉子上，挂着一面小国旗。
风从门口进来，国旗动了一下。
听课笔记（扎西补记·第六页）
卡根：死亡剥夺了你的未来。可有些东西，死亡剥夺不了。
扎西批：比如一间屋，一颗钉子，一面旗。
又批：格桑哭了。他哭的时候，还是当年那个在煤油灯下写字的娃娃。
二〇二三年三月，陈知意进藏。
她分在县医院，内科。
她来的时候，是李援去接的。李援现在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头发也白了。
知意二十六了。
她穿白大褂，戴一副眼镜，头发扎在脑后。
她站在医院门口，我差点没认出来。
她看见我，笑了。
她说：“扎西。”
我说：“知意。”
她说：“你黑了。”
我说：“山上晒的。”
她说：“你瘦了。”
我说：“山上吃的。”
她笑了。
我们站在医院门口，笑了半天。
那个周末，我带她上山。
路还是那条路，土路，一边是崖，一边是江。她坐在车上，一路不说话，看着窗外。
到了学校，她下了车，站在操场上，看了半天。
她说：“比照片上好看。”
我说：“新修的。”
她说：“我爸那间屋呢？”
我带她去。
东头那间屋，加固过了，刷了白墙，换了新门。门上挂着一块牌子：“校史陈列室”。
她站在门口，没进去。
她看着门上的牌子，看了很久。
她说：“他要是晓得，自己的屋变成陈列室，肯定骂人。”
我说：“骂啥？”
她说：“骂‘龟儿子，搞这些虚的干啥’。”
我们都笑了。
她进去了。
她在陈老师的照片前站了很久。
她看那十八页笔记，一页一页地看。
她看那部旧手机，隔着玻璃。
她说：“这手机，我妈给你了？”
我说：“给了。”
她说：“你听完了？”
我说：“听完了。”
她说：“二十六集？”
我说：“二十六集。”
她说：“你听了几遍？”
我说：“不晓得。有的集听了七八遍。”
她转过头，看着我。
她说：“扎西，我爸的日记里，写满了你。”
我说：“他的笔记里，也写满了你。”
她说：“他写我啥？”
我说：“他写‘我想我姑娘’。”
她的眼睛就红了。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桃林。
三月，桃花开得正好。
那几棵老桃树还在，树干更粗了，皮裂得更深了。
知意站在树下，抬头看。
她说：“这就是他撒骨灰的地方？”
我说：“嗯。”
她说：“哪一棵？”
我说：“不晓得。风一吹，就散了。”
她伸出手，接了一片落下来的花瓣。
她说：“扎西，我问你一句话。”
我说：“你问。”
她说：“他最后喊‘不’，是恨我们吗？”
我说：“不是。”
“那是啥？”
我说：“他是舍不得。”
她说：“舍不得啥？”
我说：“舍不得你们。舍不得那些娃娃。舍不得桃花。”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那时候，烦他。他喊，我捂着耳朵。我跟我妈说，他这是在折磨我们。”
我说：“我晓得。”
她说：“我妈说，他不是折磨我们。他是过不去。”
我说：“你妈说得对。”
她说：“他过不去啥？”
我说：“过不去他自己。”
她看着我。
我说：“他一辈子要强。他不想让你们看见他那个样子。他喊，是想把那个样子喊出去。”
她说：“他喊了三天。”
我说：“三天。”
她把花瓣攥在手里，攥了半天。
她说：“扎西，我学医，是想搞明白，人为啥会死。”
我说：“搞明白了？”
她说：“没有。越学越不明白。”
我说：“我也不明白。”
她说：“那你为啥不怕？”
我说：“我不怕，不是因为明白了。”
“那是因为啥？”
我说：“是因为有个人，在我十四岁那年，跟我说了一句话。”
“啥话？”
我说：“人都是要死的嘛。”
她笑了。
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她说：“扎西，你这个人，真怪。”
我说：“我老师也这么说。”
那天傍晚，我们下山。
走到半坡，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桃林。
她说：“扎西。”
我说：“嗯。”
她说：“我留下来。”
我说：“留多久？”
她说：“三年。援藏三年。”
我说：“你妈同意？”
她说：“我妈说，你要去，就去。你爸在那儿，你替他看看。”
我点点头。
她说：“扎西，你说，我爸要是看见我穿白大褂，会咋说？”
我说：“他会说，‘龟儿子，我姑娘比我出息’。”
她笑了。
她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听课笔记（知意补记·第七页）
卡根：临终者最需要的不是被欺骗，是被理解。
知意批：我现在懂了。
又批：扎西，谢谢你陪他。
二〇二四年三月，桃花又开了。
我带学生去看桃花。
三十个娃娃，排成一队，往沟里走。
路还是那条路，窄，一边是坡，一边是沟。娃娃们一路吵，一路闹，格桑的儿子走在最前头，顿珠的孙女走在最后头。
走了两个钟头，到了。
那片野桃林，还是那样。老树，粗干，裂皮。花开得疯，一枝压着一枝，风一吹，花瓣往下掉。
我说：“唱。”
娃娃们说：“唱啥？”
我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他们就唱。
这一回，一个都没跑调。
我站在树底下，闭着眼睛听。
风把我头发吹起来。
我瘦，站在那儿，大概像一根树枝。
唱完了，一个女孩举手。
她说：“老师，我有个问题。”
我说：“你问。”
她说：“人死了，去哪儿？”
娃娃们都看着我。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片桃花。
我想起十四岁那年，陈老师问我：“你说，人有没有灵魂？”
我说有。
他说：“在哪儿？”
我说：“心口。”
他笑了。
我又想起，他问我：“扎西，说实话，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说：“人都是要死的嘛。”
他愣住了，然后笑了。
现在，轮到我了。
我说：“人都是要死的嘛。”
那女孩说：“我知道。可死了去哪儿？”
我说：“去有光的地方。”
“啥是光？”
我说：“你抬头看。”
她抬头。
太阳从雪山那边照过来，照在桃花上，照在她的脸上。
她说：“老师，你哭啥？”
我说：“风大，迷眼睛。”
她信了。
她跑开去，追别的娃娃了。
回程，我落在最后。
走到半坡，我扶住一棵桃树，站住了。
我喘。
喘得很厉害。
我才二十四，可这地方，二十四岁的人，喘起来像五十岁。
我扶着树，看着那棵老桃树。
树皮裂着，像老人的手。
我想起陈老师。
那年他也这样扶着树，问我：“扎西，你说，这桃花，明年还开不？”
我说：“开。”
他说：“十年以后呢？”
我说：“老师，桃树能活几十年。”
他说：“那就好。”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桃树还开着。
我松开树，继续走。
走了两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桃林。
桃花开得正好。
听课笔记（扎西补记·第八页）
卡根：面对死亡而活。
扎西批：老师，我把课上完了。
又批：你的娃娃，现在教你的娃娃的娃娃。
二〇二四年冬，一个夜里。
我坐在宿舍里，听课。
手机是新买的，屏幕很大，不裂了。可我还是把陈老师那部旧手机摆在桌上，摆在旁边。
旧手机不开机了。电池坏了，配不到。
可它在。
我点开一集。
卡根盘腿坐在讲台上，穿牛仔裤，帆布鞋，头发白透了。
他说：欢迎来到这门课。
这一集，讲的是“面对死亡而活”。
他说：我们都会死。这个事实，应该塑造我们的生活。
他说：不要浪费时间。
他说：去爱你想爱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
他说：因为你会死。
我听着，笑了。
窗外风很大。旗杆呜呜地响，国旗在风里飘。
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那十八页笔记的复印件。
最后一页，字歪得厉害：
“陈批：我不怕了。不是想通了，是看见了。——光。”
一集结束了。
屏幕上跳出一行字：下一集。
自动播放。
卡根又出来了，盘腿坐着，说：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老问题。
我关了灯。
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
课还在放。
我想起那块藏毯。想起那面国旗。想起那句“人都是要死的嘛”。
我想，陈老师现在在哪儿呢？
也许在风里。
也许在云里。
也许在桃花里。
也许，就在这门课里。
一集一集地讲，讲给一个又一个，怕死的人听。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卡根的声音，慢慢地说着。
窗外，风停了。
听课笔记（最后一页）
卡根：这门课结束了。
扎西批：没有。下一集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