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顿肉会说过年了,往墙上贴一张《孙悟空大闹天宫》会说过年了,上供给老祖宗倒一杯酒会说过年了,给两角压岁的钱会说过年了,买一两的雪花膏会说过年了,放一联小鞭会说过年了。过年了,是一种记忆。
(一)我都做好了,就等磕头了
其实,习俗往往是被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保留下来,又被生活在上层的人们发扬光大的。
我家因为祖辈父辈几代人在乡中大都是长辈,所以,过年节就很少主动去给人家磕头,而常常是被动的在家中赶上有人前来磕头。我一直到八九岁时候,大体还是这样,所以我是很羡慕那些大人小孩子,前往谁家,很规范很熟练,恭恭敬敬地行叩拜之礼。
我的六婶母,她老早地就成为了孤孀。家中特别贫苦,可到过年的时候,她总是把简陋的家具收拾干净,头发也梳洗得一尘不染。把老祖宗挂起来,把祭器摆起来。把供品按照规格蒸煮好,一宗宗一件件地码放整齐,然后再过来看我母亲的工作是否都做完。要是我母亲哪些环节还不周到,她就会主动伸手说,“我都做好了,就等磕头了。”她们两个人就又会互相密谈些什么,暗自讥笑些什么,拜年活动也就会随着开始。
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我六婶母。这时,她每每要拿笤帚打扫出一个干净的地面,来人就会在这里首先给老祖宗磕头,再给家大人磕头。我母亲拉风匣坐的垫子是用苞米叶子编织的。她是把苞米叶子收拾利索,用水浸泡,像女人的大辫子,长长地编织起来,缝成一个圆盘的。后来,我六婶母就常常到我家借这个垫子,放在地面上磕头,大家于是就效法起来。
苞米叶垫子不同于棉布或者丝麻垫子娇贵,而且也跟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匹配。因此,乡中使用苞米叶垫子磕头,便成为了风气。
(二)四周没有锣鼓,也无鞭炮,寂静得就如同梦
我父亲踏雪从北大界回来,是迎接财神的。在当院的空地上,燎起一堆柴火,前面放置一张桌子。邻居的大虻子哥哥过来看。我父亲一向不喜欢磕头,只是一个人从屋子里走进走出,身后似乎还有一些烟雾和蒸汽的影子。这是我最早关于过年的记忆。此外还有,就是过年糊灯笼。
一大早,我父亲便把灯笼从棚顶上翻出来;其时,灯笼只有一个用木头做的底座,上头是用四根铁丝拧成的井字型的支架儿,外面套着用铁丝编成是灯笼罩子。有直筒的,就像一棵留种的黄瓜;也有上下收口中间突起的,就像一个坛子——我们乡下那里,没有像天安门上的那种北京式的灯笼,大而鲜红;是小巧得玲珑剔透。糊灯笼已经是进入新年的一种很喜庆的开始了。我们就围坐在我父亲的身边看他糊。纸是头些天到城里办置年货顺便买回来的;大多数人家都是红黄绿三种颜色,白色的也有,但这需要在当年或者三年之内,有过老人的人家才可使用,一般人家是不能使用的。我父亲笨拙而灵便地一会儿叫我们递给他糨子,一会儿自己起身拉开扁匣拿剪子,偶尔还哼几句蹦子:“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啊;打扫那东屋,又到西屋。”每每到这时,我们也就如影随形地欢天喜地起来。有时候趁他高兴,也可以提前打开一包小洋鞭儿,在缸沿上磨着火镰,偷偷地在空地上放。他听见声响,就会警觉地看看窗外道,“人都跑哪里去啦?”这时,我们就会又突突地跑回到屋里来。二虻子是我父亲比较喜欢的一个挺随和的小哥哥,往往在这个时候,他总是趴在我家的炕沿上,一边看热闹,一边帮助我父亲做这做那。他家的灯笼是大虻子哥哥糊的,有头号西瓜那么大,灯笼罩子也比我家的细密,是祖辈传的。
灯笼底座的中间儿是一个从底下倒着钉过来的钉子,是坐蜡烛用的。蜡烛不能用整根的,需要大半截才好。安装蜡烛,得把灯笼罩子摘下,用烛火事先把钉子烧热,再把蜡烛往钉子上一坐,蜡烛一融化,就牢固地坐在灯笼底座上了——这个原理,仿佛就是现代的电灯泡跟里边的钨丝是一样的。
我父亲还喜欢冻冰灯,赶上收灯的年份,我家的院子里,从正月十五到二月二几乎都是昏黄着的明静,像一幅朦朦胧胧的画儿。这时,我就会跟我父亲一起,看前后村子里的各家各户的灯笼,并且历数着,比如,高挂在两三丈高的灯笼杆子之上的是谁谁家的灯笼,他家年年如是。
四周没有锣鼓,也无鞭炮,寂静得就如同梦,起伏的丘陵似的乡村,红绿黄地悬系着一处一处的灯笼。
(三)有二人转来,他就会生龙活虎起来
我父亲打鼓,吹箫,抚琴,这些传统的乐器几乎都会,有的还很精通。这虽然不能够说与二人转有关系,但至少说是相辅相成的。有二人转来,他就会生龙活虎起来,跑前跑后。看望班头儿,跟演员聊天,帮助他们找住宿和吃饭。看完二人转还要回家里倒在炕上,一个人翻开唱本,唱《双锁山》或者是《句句双》。
过年请二人转要在头几天就得准备,商量是请家班,还是前后村的合班。到了请的那天,两挂大车,铺上新草和新褥子,还要有一位头行人领导,像办喜事似的。我家那里有名的艺人有,王大姑娘——其实是男扮女装的;还有叫细粉莲的等等,已经记不确切了。总之是在当时都很有名望的班子,看他们就像现在的追星族。
在那时演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互动了,但往往不是主角,而是丑角。一个外号叫大嘎啦秃子的,一上场就不荤不素起来。因为都是左近的乡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荤开得过分,就会遭遇嘲骂或者唾弃。于是,最难的,也是最多的是那些叫人无可奈何的玩意。比如,四大红:刘唐发,关公脸;猴子屁股,耍钱人的眼——都的红色的。至于四大白,四大软之类的,自然就会被封杀了。
二人转的正式开演,就是规规矩矩的了,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糟粕。但有一种情形是很叫人留恋,那就是每每在已经结束之后,总还有一些至近的人,跟一两个演员商量,听他们的单出头,一唱就又是小半夜。
假如没有二人转可请,那就会自己组织。也写剧本,也化妆,也彩排,一切喜眉笑眼,像模像样。
(四)那些还冷冻着的干粮,就像石子一样
吃啥,是过年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我家那里是跟一个“冻”字相互联系起来的。
冻豆腐要在前半个月就得做好,因为一个村子里就那么一家豆腐房,需要排号的,否则就会过年吃不上。有大豆腐和干豆腐两种;大豆腐吃的时候要用斧子一块块砸开,跟酸菜炖在一起,吃的时候感觉浑身连每个毛孔都是酸的。
冻豆包是要在腊月二十八才能够开始制作,叫“二十八把面发”。其实,黏米面子早早就需要碾出来。淘米,磨面,筛面,发面,都是十分费时。而且因为要准备正月里的全部吃食,所以蒸得也多,有时候要冻一个面袋子,背起来咣啷啷响。
冻饺子是二十九才包的,冻在盖帘上,饺子底下被印着盖帘的印子,就像五指的横纹。
我们在看近年的小品,说东北老家猪肉炖粉条,还有冻秋子梨。冻梨跟我现在生活的辽宁地区是不同的,这里是没有那么的严寒,所以吃起来是叫人半冻不冻的难受,而我家那里的需要在吃之前把冻梨置于冷水里缓醒,一个个像恐龙蛋似的脱壳,是黑而软的酸甜。
回忆这些美丽的故事,我的心,自然也同样是美丽的。但殊不知,生活是清苦的;清苦的生活才有了这样的发明和创造。
我曾经跟随一个表哥哥去井家店原始森林冬运木材盖房子,倒套子,过了一个叫九里九的地方,车就散厢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老板子和掌包的,没地方打尖,就是啃冻豆包坚守了两天两夜。人的口腔纵然有恒久的温热,能够融化多少可以使之果腹的那些还冷冻着的干粮,就像石子一样!
(五)男女都要化妆
秧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北方各地可能都有,其历史已经无从考查。假如牵强附会的话,那就是插秧歇气儿时候的娱乐之歌;但我常常在想,哪里会有这么大的地场来供这些劳动人载歌载舞。到我们这个时期,不过,秧歌已经不像山歌或者情歌的那样名副其实,大多的秧歌已经不再有歌唱,只有舞蹈了。
我家乡的秧歌,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叫扭大秧歌。
每至春节,好事者就会把秧歌组织起来,扭起来。领头的叫拉大衫,是身上披着一块像斗篷一样的绸子或大布,如同一只头雁。这人选是叫人期待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艺人;但也有自己并非艺人,也不德高望重,是一门心思在专业着的,也就因此而得到了公选。秧歌的节目很多,有编蒜辫儿,有插花,有打场;还混合各种玩意,比如,打花棍儿,单鼓;《西游记》里的唐僧和他的徒弟,白蛇传里的法海和她的妖孽——青蛇白蛇,以及借伞的许仙等等。至于服饰尽管因地制宜,但大体基本的装束是人人手里有扇子,男士腰缠丝带,女士身着彩衣而佩戴花冠;男女都要化妆。
我父亲是一个秧歌爱好着,人家秧歌队伍一进院子,他赏了钱粮就跟着插在队伍里开扭了。有一年还抱着我的一个小侄女,扭得满头大汗。也有一些老年妇女,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加入,比如,我郑二娘。他们的豪情万丈,还可以联想到他们年轻时期的杰出风采。
打场是围作一圈,出挑的人才,才进入到圈子里展示,但能够被喝彩的极少。歌曲占了大多数,二人转的小帽儿是受欢迎的,但我的印象中,还没有几人可以唱出完整的一块,往往是唱几句就没有下文了,因此观众只有感到惋惜。
锣鼓的铿锵,舞步的激越,是豪放而热烈,简捷而火暴,绝对不是那些什么地方的老头老太太的组织,臃肿而扭捏的没劲。
但也有糟粕,就是逗。那一定是一个盛情的拉大衫者,男的;跟一个当村挑战者号的一个女的,两个人扭,面对面,什么怪态和二三级的动作都有,直到把对方挫败为止。这可能是以往蹦子女扮男装的孑遗,因为本质上都是男性,所以如何耍笑,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六)一切的艺术,应该说都来自于家族
过年唱影是我们那里的常事,因为实在也没有别的可资娱乐的东西。但唱影的习俗却不是起源于春节,而是起源于一种陋习——还愿。据说许了愿心就得偿还,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于是就有了各种的名目,有杀猪的,有请香火的,自然也就有唱影的。但到了我们的少年时代,这个习俗已经基本被革除殆尽了。我家乡的唱影,大体还是规规矩矩的。
一切的艺术,应该说都来自于家族,有了家族的延续和创造,就不能够失传。不仅是艺术,就连医药工匠也无不是如此,就是现在所说的“非遗”。
刘海山那地方有一伙人,叔伯兄弟都唱影。每至于此时,就一个大车一箱子一箱子地被请来唱。其实,就是驴皮影。我们小时候,几乎都会抠影人子,但不是用驴皮,而是硬纸壳。先画人物道具,后用刃具再抠剪。但大多数是没有牵线的能力,于是就直来直去地耍。
我有一个冯六叔,是唱黑头的。人也好,总是笑笑才说话,还好字笔,唱完影就给我们写对联。我记得有一副是“社会主义千里马,农业丰收紧加鞭”,终生不忘。他们的班子分工,还有小嗓,就是男的为戏剧的女主角配音。还有跑龙套的,大约是打杂,什么都会唱,或者什么也都唱不到好处,只有主唱才必须是精湛的技艺,领衔的,要不然人家就不会奔着你来。我看过一回他们的影卷,就是剧本。有《杨家将》,但主要的是演出《杨文广征西》,还有《樊梨花下山》等等,影卷都是手抄本的竖排版。
一间临时被打通间壁的五间大筒子屋,黑压压的人,个个挤得汗流浃背,嬉笑怒骂地不肯离去,可见艺术欣赏的张力。我就一直这样的作为观众,在那里少说也挤过十年。
还有,就是清唱剧。赶上请不到影匠,人们就会自发地汇聚到谁家听唱影,那是真正的只有唱了。
(七)我的大表姐是欻嘎啦哈的高手
我家那里有一种女眷的游戏,叫欻嘎啦哈。嘎啦哈是家畜的足骨,就像一个“母”字的形状。主要的是猪嘎啦哈,因为大小比较适中,小的有羊嘎啦哈,大的有骆驼嘎啦哈。“欻”字本读一声(chuā),我们哪里读三声,就是迅速抓起之意,是个象声词。至于嘎啦哈,猜测大约可能就是满语了,因为这些足骨是一定要终年累月地用牲,才能积攒下来这么多的种类和数量,才能供这么众多的人来做各种的游戏。我见过多的,大约有将近400个,分别装置在三四个活计笸箩里;散放在炕席上,就像沙滩上的一片红玛瑙,可以想见其规模和历史。
欻嘎啦哈要在正月初七或者二月二这两日进行。一群女眷,叽叽嘎嘎地聚会,个个地梳洗打扮,满屋子里的胭脂。欻嘎啦哈跟其他游戏的规则都是不一样的。人数不限,只要炕上能够坐得下。大家围坐一个圈子,哗啦哗啦地洗牌,地下一帮帮的人看热闹。以猜手心手背决定哪一个坐庄,讲究的有时也用骰子;余下的就是所谓的“轮大襟”——逆时针了。码头是用一串大钱做的,最多的有24枚,因为过于轻重都不合适。欻嘎啦哈还有许多的小故事,比如,三星,五点,九宫等等,总之是用码头或者大的嘎啦哈把摊在炕席上的杂乱无章的子子,砸成这些约定俗成的规格,就可以把码头抛向空中,用手一面抓子子,一面接码头,刚好两者都入手就赢了。
我的大表姐是欻嘎啦哈的高手。大表姐把码头抛闪出去,一连串的子子,夹抓拿搂,唰唰点点,往往她的小活计笸箩已经流光溢彩,而其他的女眷则却是一个个瞠目结舌,或者呆若木鸡,甚至有的竟然连一把牌也不曾经摸过。大表姐平时一直是默默劳作的,只有这时才出来玩一回两回。她有七个子女,大的比我的年纪还要大,也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大表姐自幼跟随继母,口讷而手强;不仅是游戏,其他的活计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我们很少说话,但相互钦敬胜于他人。
有的时候,见她来玩,有些人就会主动回避,拱手相让了。
(八)拜新年是一件尴尬和有趣的事情
拜新年是一件尴尬和有趣的事情。拜新年跟拜年不同,拜新年是专指当年新婚男女前往岳父岳母或者他们的亲戚家中拜年。
我的一个二表嫂岁数小,比二表哥要小十来岁,人面矮。其实,他们比我们结婚还要晚。轮到该他们拜新年了,二表嫂就到我们家来,跟我的家属说,“老妹子,我不想去拜新年。”我家属问她为啥,她说,“我害臊。”二表哥没办法就反复来商量她,她最后说,“那就让老妹子陪我一起去。”这是一个破例。于是,我家属就跟我二表哥他们一起去了。到了我们这方亲戚的家门,他们便说是路遇在了一处。
这段往事,等到我二表哥他们的小孩子都挺大了,我们还会把它搬动出来开我二表嫂的玩笑,她这时就会自嘲,“谁像你们那么大方啊,俺是老赶——老赶不上趟儿。”
拜新年要带四合的礼,最常见的是两包果子,两瓶酒,极少有带果匣子的。因为大家都很穷,果子是刚刚从合社买回来的,叫槽子糕,就是现在的蛋糕。每个包里十六块一斤,一共二斤。酒基本上是当地瓶装白酒,散装的是大不敬的。因此,所带礼品的酒也只能是最廉价的一瓶一块钱一斤。而且,这些礼品,一进门,就会马上被封存,以备家人再串门时候再使用,有的可能已经轮流了几十里,好几家亲戚了。
拜新年的新人还要禁得起三姑六姨的传看,有时候,遇见尊长,还要规格而准确地回复各种咨询,真的挺不容易。
(九)吃剩下就用冰冻在院外的窗下
在平时连油腥都见不到的日子里,过年能够杀上一头猪,就成为了乡中的盛事。
我先前看《创业史》梁三老汉提着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人群,并不明白作者的用意;但现在是已经过了花甲的时候,才懂得了,可距离那时读《创业史》已经过去了40年。
我家不是年年都杀猪的,但杀猪总是要请一位我的舅老爷来。他用一把挺杖,从猪腿切口插进去,在猪皮里四面八方地捅,然后就嘴对着那个猪腿上的开口吹。他一面吹,就有人一面用棒子打,那猪就像一个大气球了。
几个工人把猪架起来,在热锅里屠戮。猪就成为一毛不用拔的光杆司令了。下一道工序就是开膛破肚,满屋子里都是猪臭味地大家忙乱起来。灌血肠,把猪解成四角,煮肉,请客送礼,就都随之而来。都请谁来吃肉,这是需要事先确定的,即使有人来赶上,也只能在所不计。因为即使是这样往往也要在当天失去一个猪的一角,一家人盼望了一年,那还有多少剩余呢?不能够就随便地不遵守啊!
吃剩下就用冰冻在窗下,准备过年。过年,人们第一句话就问,杀猪了吗?这是庄严的象征,是生存的及第。
可每到这时候,因为吃肉,就又会闹出许多笑话。我的一个大侄子,有一回杀猪吃了一小瓢的肥肉,一直拉了好几天的肚子。当时,我只是把这看成一个趣事,但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那其实是一个悲伤和痛苦的记忆。而忙活着倘谁不小心打碎了盘盏,于是就立马有人说“岁岁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