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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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收到钦鸿《文坛话旧》（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包括续集的时候，联想起他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与徐迺翔合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一直为他的三本书所感动着。一个人，一个独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能够如此也就够了，还要格外做什么呢？但他在经过几次的大手术后，还告诉我他在做《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再版，并要我给他借阅《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沈阳出版社，1996）他用。
这使我怀念到现代文学的作家，如鲁迅、如柳青、如路遥，一直写作到自己生命的全程。这是本能还是习得勿论，但这种意志支配力，已承前启后地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长廊，这才是最值得宝贵的。
那时，我最初拆开邮件看到《文坛话旧》，还有些觉得似与作者的身份未合，以为一位1947年出生的人，书名的拟定无论如何也有些显得过大。于是，按照我个人的习惯，看过目录装入书橱保存好，便放置了。而在我得到钦夫人闻彬嫂钦鸿走了的消息，沉重使我再度走到书橱前，整理出他的书信，把他的《文坛话旧》置于床头，每天入寝前看，用大约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努力把书看完了。
他在作者《自序》中说，他的三扇窗户，“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二是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三是南通现代文学研究”。南通是他由上海往黑龙江插队，又上学毕业返回南方的定居地，其实他是应回上海的。
《文坛话旧》所收录的文章，很规格很质朴，有受30年代作家影响的遗风。而当时，我在随一位文友组编《母亲》英译本邀稿时，请他写母亲转给我，他说已经在魏中天先生主编《我的母亲》上发表过，并说他长久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而没有向散文倾斜，但他还是寄下了，用语十分虔敬。
钦鸿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有不懈的成就，在于他最初的选题——《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这使他有比别人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现代文学，如《孟十还与鲁迅》，他订证了《鲁迅全集》注释“孟十还，辽宁人，原名孟斯根”之误。“斯根乃是孟十还的笔名。周锦告诉我，孟氏在研究苏俄文学中，对小说家托尔斯泰和诗人普希金特别崇敬，遂从他们两位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略加变幻，而得此名。”他还说，“此说应是可信的。但我却以为，斯根之名，恐与孟氏的前一个笔名孟诗根也有联系。”（《文坛话旧》第4—5页）为搜集现代作家笔名，他与现代文学健在作家联系的较多，如蒋锡金、谢冰莹等等。他在《冰心与我的一段文字因缘》中说，“冰心作为一个前辈作家，对于青年人的不端架子、有信必复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第381页）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如他对台湾在青年中有影响的诗人朱沉冬的研究，与台湾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周锦的交往等，由此可见他为发掘中国新文学史料所投入的精力之巨。马华文学，他在《1936年至1937年马来亚华侨文化界对鲁迅的纪念》一文中写道，“早在鲁迅病重期间，马来亚华侨文化界便对此极为关切。1936年8月16日，《星洲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发表南鸿的《鲁迅先生的病况》……这里对鲁迅的敬仰和对鲁迅病情的关注，正传达出广大马华文化界人士的心声。”（第357页）这些都有配图，真实而富有史料价值。
南通现代文学，钦鸿在南通社科联做研究员，是他的本职。范泉原籍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上海书店，1993）。钦鸿在《范泉不朽的文学业绩》中说，“范泉就是用这样一颗火热的心，对待自己的文学编辑工作，对待广大读者和作家，从而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圆满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文化工程。”（第135页）给一位老编辑人立传的不多，钦鸿是其中之一。他还寄给了我《范泉纪念集》《范泉文艺论稿》。从外省回归到本省现代文学的研究，开阔读者视野，醒示学者深思，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再认识，钦鸿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钦鸿的现代文学研究，不仅涉及到大家如胡风、冯雪峰等，还涉及到戏剧艺术界的欧阳予倩、盖叫天和赵丹，是一次全方位的整体开掘。
我读完《文坛话旧》，心得有很多。如出于对他人的纪念，出于对他研究切入点的敬佩，如重新读懂了书名等等；另外我还感觉到了，钦鸿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梯队中的一个接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