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幻怡

海伦的乡下，在海伦北的称海北，在海伦南的称海南，没有海东海西。海北和海南这两个乡我都去过，但我记忆最深的是海北。海北是一个很大的乡，原先称乡，后改公社，现在又回归了原称。我去办事的时候，还看见公社秘书办公室迎门悬挂着一面用大镜框装着的奖状。奖状已经很旧，有的图案和文字已经模糊，大镜框的外面还套着塑料布。但仔细看，还能看出‌1958年国务院颁发的产粮大乡，并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签名。

海北乡从区划设置看，规模仅次于海伦县城，历史也很悠久。有教堂，有九年一贯制的中学，中学负责对海伦以北多个乡的招生，还有电影院。电影院不是每一个乡都有，有电影院的乡，相对来说是属于更高一级的区划了，后来海北乡就变成了海北镇。一般的乡看电影，都是露天，两根铁架子支起一块银幕，男女老少坐成一个方阵，光柱从头上打过，电影就被放出来，电影放完，银幕撤掉，如履平地。

我认识褚幻怡，是在县文化馆的通讯员培训班上。说是通讯员，其实人来自各方面的都有，赤脚医生，菜农，看道员，还有灌渠看水的。褚幻怡是海北乡人民电影院的广告师。

褚幻怡个子不高，40多岁的人还显得十分腼腆，眼睛眯缝着，不问不说话，一说起来还可以滔滔不绝，仿佛心里有什么事情似的。通讯班8个人一个房间，我和他分在一处。他告诉我，他来参加通讯班，是因为他的一幅画。他把速写给我看，原件已经上交到县里的文化馆参展。后几日，人熟悉了，还看到他的一个样夹里厚厚地夹插着许多“豆腐块儿”，有《黑龙江艺术》《黑龙江日报（农村版）》《海伦日报》等刊物的文章，但多半是《黑龙江日报（农村版）》。《黑龙江日报（农村版）》是一种比正式日报少了一半大小的版面，使用小一号的字，专门向全省农村发行的报纸，也是当时我们这些人看得最多的报纸。这里有新人新事，有诗歌，有曲艺，有化肥农药，什么都有。我当时没有发表过作品，要算是作品的话，只有一次县广播站播发的灌渠扬水站工程竣工。后来，我上学读书时候才知道，许多大作家都几乎是走了褚幻怡的模式，他们先前都热衷于写通讯报道，写曲艺，写农村生活。如马烽，如王汶石，如浩然——这是他们观察生活的一种普遍性的渠道。而通讯班里的其他人，基本上是写通讯、写诗的，唯有褚幻怡还兼做美术。这是我对他肃然起敬、跟他交往的主因。

海伦县人民电影院的广告师姓王，是一个瘸子，那时候我还在念中学；“海伦县人民电影院”这几个字的欧体，一直影响了许多青年，有的后来还成为黑龙江省书协会员，小有名气。那时候看电影挤破头，票价3角钱一张，售票的窗口是石头砌筑的，只能够伸进三个指头夹着的3角钱那么大的空隙。买票的人蜂拥而至，有的小青年儿就从群众的头顶上爬过，硬是把钱塞进售票口，一波一波的，大家却像看玩艺一样嘻嘻哈哈看他们的神操，直到售票口插板关上而悻悻地大家走散。从现时的理论看，这么受青睐的电影是无需做广告的，我想当时做广告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宣传。于是，那时的广告牌之巨，画工之精，造型之力，便成了我们那一辈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此间，看过的电影国产最多的是长影厂和八一厂，八一厂红星闪烁的片头令人振奋而神往。有黑白片《冰山上的来客》，动画片《大闹天宫》，戏曲片《节振国》，进口片当时也非常之多，长影厂就有译制片厂。如阿尔巴尼亚《第八个是铜像》，朝鲜《卖花姑娘》，罗马尼亚《多瑙河之波》等等，《大浪淘沙》《一江春水向东流》《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上甘岭》都成为先前的历史片了。后来还有王心刚主要的《渡江侦察记》，陈冲主演的《小花》。

电影院广告牌是矗立在电影院楼顶上的巨幅油画，风雨无阻，远远可见。我记忆中最醒目的是《第八个是铜像》，简直就是一尊英雄金字塔。而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几乎几天的功夫就成了流行歌曲。我家乡四队的董汉才，我妻子他们二队的许惠堂，都是因田间地头教唱电影歌曲而出了名的“大人物”，他们到什么地方办事，如推碾子拉磨，处处都有人让路。

我国电影是分区域的文化级别发行的。先首都，后省会，再县城，然后才是乡村，而有的片子，是不发行到乡村的，如日本的《追捕》《望乡》等。所以，褚幻怡这些影片广告，他虽然没有都完全画过，但其中有一大部分他都是画过的。1980年的一个夏天，我与一个同乡小伙子结伴去海北北边的爱国乡“四库”，就是海伦县的第四座水库，看望在那里出民工的我的父亲，路过海北。爱国乡地处沼泽，到处都是柳条通，非常苍茫原始，使人感觉慵懒而放纵。从那里向南看海北，就像一座城堡。教堂上的高高尖顶，有些鸥鸟还在盘桓，红的拖拉机，绿的大豆，黄的麦田，是画家手中放大了的画板，是画板上凝缩的三原色。

我们俩来到了褚幻怡的工作室。褚幻怡正在画电影《傲蕾·一兰》的广告。《傲蕾·一兰》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汤晓丹执导、叶楠编剧的古装战争剧情片。由张玉红、寇振海主演，于上一年上映，这一年轮到了海北的乡下。该片讲述的是17世纪中叶，达斡尔少女傲蕾·一兰抵御外侮保卫国土的故事。

褚幻怡的“工作室”，也就是白天不演电影，舞台右边的一个角门下去的过道。那里支着的画布，刚好容一人转身。广告底稿已经打好，他正在托着画板着色。见我们俩来，他即刻停止工作，给我们到了碗水，桌子上还摆着他早上吃过的半拉玉米饼子和咸菜，旁边的一摞草稿正在翻开，还有一本为做广告而看电影的笔记。张玉红、寇振海这两个演员都是黑龙江人，画《傲蕾·一兰》不难，但他说尽量避免临摹电影海报，他画的是其中的一个镜头：烽火台之战。我想，这可能更好的表现该剧的主题。怕耽误他，就让他一面工作，一面和我们俩聊天。

褚幻怡早年丧妻，带着一个儿子褚乐园，做父亲又做母亲地生活，这时候儿子乐园还在上小学。褚幻怡虽是画师，但他是挣工分的。那时候公社的这一类人员，不像现在的合同制，吃粮和烧柴都要在年终一次性到指定的生产队领取，虽比普通社员高了一个档次，但艰苦无异。

我与小伙子在我父亲的“四库”住了一个晚上，回来路过海北乡人民电影院，看见《傲蕾·一兰》的广告牌，此时已经老早地就矗立在电影院的楼顶上了，在傲蕾·一兰和她的乡众顽强抵抗的目光里，排队买票看电影的队伍，已经如同元夕的长龙了。

我上学的消息他知道后，便专程到我家看我。他不喝酒，稳稳当当地吃饭；也不抽烟，静悄悄的坐着。晚上就与我父亲睡在他的半截炕上。我把上学的新被抱过去给他盖，第二天早上见新被原封未动，他和衣而卧蜷缩得就像一个孩子，我把新被重新给他盖上。早饭后我们送他很远，几乎是忘记了在送行，直到可以看见火车的站台，大家才分手。

但分明是一年或一年半以后，我从一个同学的口中知道了他的儿子乐园在“四库”溺水的消息，我顿时就蒙了，天啊！情况怎么竟会是这样，幻怡？

我知道我的力量，我也知道我的造访还很可能会给他带去业已平静的波澜，但一个星期以后，我还是买了一张从长春直接去海北的火车票，我决定去看望他。因为，这对于他一个正在准备走入，而还没有能够走入作家或画家行列的人，亟需要挺住并且挺起来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