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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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书
自上学读书到后来工作这段光阴里，我曾先后试图背诵过三种书：一是王士菁的《鲁迅传》，一是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还有就是屈原的《离骚》。到后来真正背诵下来的却只有《离骚》。这中间的原委说来也很简单，背诵《鲁迅传》，主要是读萧红《踢鬼的故事》，引发了我对鲁迅先生的景仰，于是就独自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这样的书。有一天，我表哥王绪昌来说，背《鲁迅传》倒是有用，不过还不如先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类的好。这样我就把背了一半的《鲁迅传》搁下了。背诵《欧阳海之歌》是受了学校广播室的熏陶。那时每逢午休李少奇和刘玉凤老师就给我们播那个动人的故事。而又因为上晚自习影响别人，被班主任批评，背不到一半也就拉倒了。背《离骚》是因上历史课听一位老师说，有许多人试图背《离骚》都没有成功。而那时我是决心要做一个成功者的，于是便吸取了他们别人的教训，不再“一口吃一个胖子”，而是按照郭沫若先生的分析，把十三个段落拿来个个击破。现在回想起来，它们确给了我收获；不过，这收获却让我进入到了再也不能拔脱的文学之旅。
2.三境界
1964年，我的一位老师叫吴庆仁，北京人；学历史的，却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苏联专家一撤，他就留在了我们那里教书。有一年的寒假他从北京回来，背了一包的书，里边就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因为是繁体，我读成了“父兴子”。另外的一位老师叫蔡国忠，河北人，他们是好友；从旁说，“哪里父兴子？父与子。父亲和儿子。”从那时开始，我知道，老师有境界之分：有人只教书不读书，有人不仅教书而且也还读书。而1984年，我到北京去看我的古典文献整理专业古文字方向的研究生考试成绩，结识了也是北京人的一位老师，叫李学勤，就是后来的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现在的中国古史首席专家。从那时开始，我又知道，老师有更高的境界之分：有人不仅教书、读书，也还写书。其实，教师之“三境界”教书、读书、写书，是一个群组的金字塔，只能会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少，而不会是相反。因为，假如要求大家都去做教育家、学者，都是金字塔顶，那就跟挖空了金字塔没有什么不同。
3.八卦
小时候村人迷信，无论婚丧嫁娶、置田造屋，还是天作人受、生病长疮，都要在八卦那个圆中做着绕不完的圈子。因此，耳濡目染，小伙伴们便不仅能背出《八卦取象歌》，而且还能规格地画出那两条在圆中永作追尾之状的大头鱼。一村自有一村景，休与他村论短长。久而久之，村人便把稔知八卦作为一大乡风来加以炫耀。据说，有人在外做客，一边倒背《八卦取象歌》，一边用筷子蘸酒画出八卦图谱来，主人目瞪口呆，便叫人不停的满酒，以为奇。后来，我长大了，试验了一回，觉得倒背《八卦取象歌》并无需怎样特别的技巧，因为八卦字押韵，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只要两个字一组记牢，背起来反而比顺序更加地明快，比如，“缺上兑、段六坤；虚中离、断下巽；盂仰震、碗覆艮；满中坎、连三乾”。但那时的确是一种荣耀。
4.最早的特区
大约是在45年前，我头一次出差到河北的宁河去办事。这地方虽属河北，却与京津毗邻。老乡说，站宁河街上，左迈一脚是天津，右迈一脚是北京。粮票、布票、糖票、棉花票等等证券，三省通用。于是，竟使我在一个小商店里，看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票证。那情形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你想，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在那时，能够见识到这种情形，该是何等的耳目一新。想，世界上居然还有这般自由贸易的世界，真是令人不胜向往之至；甚至对街上的那些操着各种口音——唐山的，乐亭的，芦台的，廊坊的，北京的，天津的——的行人也开始了刮目相看。后来看小说时才知道，像这一类自由贸易区古已有之。如鸡鸣三省荆紫关、三省庄等等，即俗称所谓“三不管”地区。其实，界限对于生产和生活来说，总是相对的。这里不是也可以称作我们最早的特区吗？
5.葬马
马是人类最忠诚而且最能干的朋友。有许多成语都能表明这种关系，例如，马价十倍、马到成功、马首是瞻、横刀立马、马革裹尸、春风得意马蹄疾等等。而葬马的习俗，在古代，从秦汉的车马坑，到唐太宗的昭陵六骏，甚至一直到清太祖的战马石雕，几乎每一朝代都有史料可考。即使是到了现代人们最为窘迫的时候，也不忍心于“拉完磨杀马”。这里有一段是我亲历的故事：1962年寒假，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肆虐时期。人们能用以果腹的“瓜菜代”已所剩无几，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推广粉碎玉米秸代食。牲畜大多放开，任它们啃噬树皮草根逃生，倘有老弱病残的冻馁，自然也就只能成为人们汤锅中的猎物。村里有一匹骨架高大的老红马，双目失明，蹒跚踯躅。在它终于顶不住猎猎西风躺倒在田野里的那一刻，村人还是忍着饥寒创开冻土把它就地埋葬了。因为老红马，跟着人们一直任劳任怨地在这块土地之上工作了20年。
6.战争与劳动和解手
有一回，我说徐怀中《西线逸事》里说在仗打得紧的时候，女兵如何如何解手，家人就一边打毛衣，一边不屑一顾地说，“那还用他说？我们那时在田里劳动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春天田野一望无际，附近没有青棵，没有沟坎，也没有树木，甚至于连坟包包也没有。在哪儿解手？想办法呗！女工们集体走到那边去，男人们便知趣地把头扭到这边来。于是，女工们一个个地站成一个排，有解手的人就到排后去，一个一个轮换地在那里小解。”我笑了，家人说，“笑啥？连放屁的声音都能听得见。等到女工们叽叽嘎嘎跑回来，男人们才憋不住笑地发出声音来。有人看女工们一眼，女工们就会说，‘看啥，谁家没有姐和妹？’”徐说的是战争，我家人说的是劳动，但他们使用的这方式是一个模子脱下来的坯别无二致。我想，女人们真是比男人们聪慧，就连这事儿也做得天衣无缝；倘一旦露了马脚，也还会自圆其说。
7.寄居
我到南方工作没有房子，寄居在我慈溪朋友家的老房子里。刚住下的一个星期，我朋友跑过来说，在他们本家公祠的顶梁上掉下一只木箱，内存古书，不知为何时何物。因我当时在准备攻读某大学古典文献整理专业研究生，所以找我来鉴定。一箱子石印本的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胡是天台人，与慈溪不远，当然传播也并非困难。房子是他们家族祖遗的公共设施，先前做祠堂，这时已用作纺棉、堆放杂物。有关人家的人各拿了几册，因此也给了我两册的回报。有人问我有无价值，我想，胡注的特点是他联系现时作出评论，便说，“有！好像有吧。”这时，他们本家远房的一位小伙子挤过来说，“多少钱？我都买下了。”听他这么一来，大家反倒各自拿走了。不过，一到第二天便有两位自称正宗嫡传的半大女孩说书是他们高祖所藏，于是便全部拿回。胡注没有得到，但此后我却认识了那位小伙子，并且成了挚友。在我回北方时，他给我作了一幅画，还有一只金代的上虞陶碗。
8.这种书只能垫脚
看电影，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卫队长瓦西里跟列宁到某地去，途中经过瓦西里的家。列宁让瓦西里和他的妻子睡在里屋，他自己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瓦西里搬来许多书，让列宁当作枕头。列宁一个人在那里边搬书边自言自语，“这种书作枕头都不配，只能垫脚；那种书呢，垫脚也不行，只能扔到垃圾箱里去。”由此看来，做为精神食粮的书，无论在哪一国度，哪一时代，总有精华和糟粕之分。这就涉及到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问题，我觉得问题不在于糟粕的生产，而在于糟粕的消费，如果大家都能像列宁一样用它垫脚，出版商就不会再来做那种赔本的买卖。下面这个故事，倒是值得人深思：某夫妇吵架，是由于男的把女的一本《周公解梦》填在炉子里烧了，女的大光其火，从书架子上拽下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一边往炉子里填一边骂，“我叫你反对迷信，这一回我把你的科学也烧了。叫咱们谁也别科学谁也别迷信！”
9.桃花源记的结尾
有一日，语文老师拿《桃花源记》搞思维训练，说陶渊明先生设计的结尾，比如说，太守派人没有找到桃花源，高士刘子骥也没有找到桃花源，过于平淡无奇。大家可根据时代背景以及人物事件展开联想，大胆构思，重新给《桃花源记》编排一个更加令人拍案惊奇的结局。甲生说：“渔人回到家中，满目疮痍，忧郁而亡。”老师没作声。乙生说：“渔人带村人来此，共度世外桃源。”老师摇摇头。丙生说：“渔人把消息告诸世人，世人蜂拥而至，把桃花源夷为平地。”老师尽管仍旧没作声，却也没摇摇头。丁生说：“渔人报知晋皇，晋皇把桃花源辟为御花园。”老师这才开口说：“不要停止思维，继续想象下去，辟为御花园之后怎么样，之后，啊？”丁生说：“渔人的儿子和桃花源的女儿结为连理。这时公主插了一足，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晋皇开口道，‘公主，告诉皇阿马，你真的爱他吗？’”同学们在“啊？——”地一声之后半信半疑地问丁生是怎么想得出来的，丁生说：“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看电视嘛！”
10.细节乃大节
周晔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中，记叙周氏兄弟为车夫包扎的故事。说周建人先生拿钳子夹出车夫脚里的碎玻璃片，鲁迅先生拿硼酸给车夫洗干净，他们两兄弟又给车夫敷上药，扎好绷带。之后，鲁迅先生又掏出一些钱给车夫，叫车夫在家休息几天，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车夫。周晔不是文学家，像“把剩下的药和绷带也给了车夫”这样细小的情节，如果不是生活真实，文学家也一定做不来。这细节就是鲁迅先生一生为民族存亡而呐喊的大节。其实，世上本既没有“扫天下何必扫一屋”的仁人，也没有“扫一屋安能扫天下”的志士。细节即大节，无细节亦无大节。马克思先于恩格斯逝世，恩格斯不仅完成了半部《资本论》这样的大节，而且在遗嘱中把3/8的财产这样的细节，都详细地留给了马克思的女儿与外孙，以保证他们能足够生活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