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减法

繁与简，向来是文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以为繁复便是深刻，有人主张简约才是高明。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失之偏颇。繁复未必累赘，简约亦非肤浅，关键只在用得是否恰当。文字之道，原不在于字数的多寡，而在于意思的深浅，恰如人之美丑不在胖瘦，而在骨相。

欧阳修母亲去世时，清江太守请人代写祭文一事，颇可玩味。那位才子只写了二十个字：“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太守以为过简，欲换人重写，谁知接手的文人却说二十字已足。及至呈给欧阳修，竟得拍案叫绝。这二十字，将欧阳母与孟母并提，将欧阳修与孟子并论，既颂扬了逝者的教子之功，又褒扬了生者的学问道德，可谓字字珠玑。我想，那位才子必是经过一番刮垢磨光，将浮华词藻一一剥去，才剩下这二十字的精髓，犹如雕刻家凿去多余的大理石，显露出最本质的形态。

欧阳修后来在翰林院修《唐书》时，与友人关于“逸马杀犬”的讨论，更是将这种文字的精简发挥到了极致。两位友人分别用了“有犬卧于道衢，逸马蹄而杀之”和“有马逸下通衢，卧犬遭之而毙”，皆为十二字，而欧阳修只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而已，却包含了事件的主体、动作、客体和地点，无一字多余，无一字可删。这种文字功夫，非胸中有大丘壑者不能为。

反观今人写作，往往本可三言两语说清，却偏要东拉西扯。记得儿时作文，开头必是“阳光明媚”，结尾定要“深刻道理”，中间堆砌成语排比，看似华丽，实则空洞。

我曾就一篇编辑退稿请教知名杂文家、全国首届鲁迅杂文金奖获得者庆贵先生，他仔细看完全文，微信发给我：“文本似松散冗长了些，切口是否可再小些？主题提炼升华是否可再集中些？文字是否可再经济些？文章如人，多余的脂肪要去掉，只留筋骨。”这话极是！好文章不在肉多，而在骨力。

文字的繁简，当如中国画的留白。八大山人画鱼，常只一尾，周围大片空白，却让人感觉满纸是水。司马迁写《史记》，鸿篇巨制不嫌其长；王勃作《滕王阁序》，短短数百字却意境无限。问题不在长短，而在是否言之有物。现代生活节奏快，人们时间宝贵，删繁就简尤为必要。读者见满纸空话必生厌倦，若字字中的，即使短小也会回味无穷。

欧阳修的“逸马杀犬于道”，之所以胜过两位友人的表述，不仅在于字数少，更在于主次分明，动静结合。一个“逸”字，既写了马的状态，又暗示了事件的突发性；“杀”字直截了当，不绕弯子；“于道”二字点明地点，干净利落。这种文字，看似简单，实则经过千锤百炼。

老编辑有言：“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写作如同雕塑，第一稿只是粗坯，反复打磨方成精品。而打磨的过程，十之八九是在做减法。这减法之道，何尝不是人生至理？多少繁琐之事可以简化，多少复杂关系可以理顺。学会删繁就简，既是写作诀窍，也是生活智慧。

文字如烹饪，山珍海味堆满桌，未必胜过一道精心烹制的小菜。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意思，这才是文字艺术的至高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习欧阳修，做文字的减法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