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

外祖父家的东屋院子里，曾摆过一口榆木寿材。那是外祖父用家里最好的木料，为其祖母打造的。后来听说黑桥来了香木，他又不辞辛苦地重做了一口。原先那口榆木寿材，就这么搁在东屋的院子里。没几日，济善洲有户穷苦人家的老人过世，连口薄棺都置办不起。外祖父二话不说，就把那口寿材送了去，只收了两条红纸包的云片糕作谢。那家人千恩万谢，外祖父却只是摆摆手："东西放着也是放着，能用上就好。"

大丰圩的外祖父、外祖母，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善人。他们的善，不是那种挂在嘴上的虚情假意，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分。每每想起他们，我总觉得那善良像一盏油灯，虽不明亮，却能在黑夜里照出一条路来。

外祖母的手很粗糙，指节突出，掌心布满老茧。她说话时总爱用那双粗糙的手抚平衣襟上的褶皱，仿佛要把道理也抚进孩子们的心里去。"别人家的东西再好，不能要人家的。"这句话，她常挂在嘴边。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十一岁的大舅在放学路上拾到一支"新民"牌钢笔。那时节，钢笔可是稀罕物，大舅欢喜得像是得了什么宝贝，捧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外祖母知道后，却皱起了眉头："用钢笔的很可能就是教书先生，丢了定要着急。"第二天一早，大舅就把钢笔交给了学校的先生。后来失主找上门来要给酬谢，外祖母连连摆手："伢仔，这个钱不能拿。"她的声音不大，却像是钉在墙上的钉子，纹丝不动。

他们惜物如金，尤其看重粮食和字纸。饭粒掉在地上，必要捡起来吃掉；带字的纸片，必要恭恭敬敬地交给收字纸的人。外祖父虽不识字，却对文字怀有一种近乎虔诚的敬畏。他常说："儿不惜字不知礼。"即便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日子过得朝不保夕，他们仍坚持送子女上学。大舅十四岁就被迫去上海当学徒，其他兄弟却都读到了初中以上。两个妹妹本也可以多读几年书，却被二舅拦下了。这事成了外祖母心里永远的疙瘩。

济善洲的民风淳朴得像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庄稼。"亲帮亲，邻帮邻"在这里不是口号，而是活生生的日子。大舅的大舅父常忠义，总驾着他的木帆船帮大舅家运送芦材、桑叶、野芹菜。日本投降后，又是表哥姚茂华带大舅去上海耀新印刷所当学徒。老板嫌大舅年幼瘦小，是他茂华哥再三恳求才勉强收下。后来大舅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工作，他常说："今天的我，一切都是茂华哥给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总是亮晶晶的。

农忙时节，田垄上常见人们排着队干活。你帮我插秧，我帮你割麦，有说有笑间就把活计做完了。谁家办红白喜事，外祖母必定要去帮忙。或是掌勺办酒席，或是做糯米点心，或是绣花鞋、缝嫁衣。这种互助不叫"伴工"，纯粹是邻里情谊。那时的垦民们，脸上总挂着汗珠，手上总沾着泥土，却鲜有游手好闲之徒。他们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精神世界却富足得像秋天的稻田。

那年头，大舅的母校——迁垦小学大门横额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八个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九十三岁的大舅说，这简单的八个字，给了他做人的启蒙，伴随他走过了八十多个春秋。

外祖母去世那年，村里来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有的带着几枚鸡蛋，有的捧着一把青菜，有的干脆空着手来，只为在外祖母灵前磕个头。他们说，这老太太活着的时候，帮过太多人。我想，那大概就是善良的光芒吧，微弱却持久，朴素却温暖。

如今，大丰圩早已变了模样。水泥路取代了泥巴路，小楼代替了茅草屋。但每当夜深人静，我仍能看见那盏油灯，在记忆的深处摇曳。它提醒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那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和照亮他人的勇气。

灯虽小，却能驱散黑暗；人虽微，亦可温暖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