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那本《情人的礼物》已经泛黄,书脊松动,内页散发着淡淡的霉味。三十五年前,那位眼睛会说话的女同学将它送给我时,我浑然不觉其中深意。她娟秀的字迹仍在扉页:"愿你的生命如夏花般绚烂"——这行字与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烂"的诗句暗自呼应,而当年的我竟未能领会这份含蓄的情意与智慧。
前些日子,在女儿书架上看到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论及"泰戈尔的态度"时,梁先生写道:"他的妙处,就在不形之于理智的文字而拿直觉的文学表达出来;所以他不讲论什么哲学而作诗。"这句话如钥匙般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我翻箱倒柜找出那本诗集,开始了一场迟来三十五年的对话。
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西洋人向前奔突,中国人持中调和,印度人转身向后。而泰戈尔却奇妙地站在三岔口上,既不向前,也不持中,更不转身,而是向上飞翔。他的诗不是哲学论文,却比哲学更接近真理;不是宗教经文,却比经文更触动灵魂。在这个充满戾气的时代,重读泰戈尔,恍如走进一片清凉地。
"夏天的飞鸟,来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走了。"年轻时读此句,只觉是描写季节更替的闲笔。如今再读,却分明听见了时光流逝的跫音。那位赠书的女同学早已嫁作他人妇;而我也早非当年那个会在梧桐树下读诗的少年。泰戈尔的诗句像一面明镜,照见了三十五年间我与世界的改变。
梁漱溟先生论及中国文化精神时,特别指出中国人善于在世俗中见超越,在平凡中觅永恒。我想泰戈尔之所以能在中国受到如此推崇,正是因为他与中国的精神气质有某种暗合。他的诗里有清晨的露珠,有孩童的笑靥,有恋人的眼波,却都闪烁着神性的光芒。"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这种将苦难升华为诗歌的能力,不正是中国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精神吗?
梁漱溟先生比较三种文化时特别强调,印度文化的精神在于"反身而诚"。但泰戈尔似乎走得更远——他反身却不停留于自身,而是通过自我发现了宇宙。他在最个人的情感中找到了最普遍的真理。"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这种将小我与大宇宙合一的体验,不正是东方智慧的精髓吗?
三十五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个少年白头,却不足以参透这些诗句的全部奥秘。泰戈尔的诗就像恒河之水,每次掬饮都有不同的滋味。年轻时喝到的是爱情的甜蜜,中年时尝到的是生命的苦涩,或许老年时还能品出死亡的宁静。
那位送我《情人的礼物》的女同学,如今也该是知天命之年了。不知她是否还记得那个收下书时木讷的少年?不知她是否也在某个夜晚,重读泰戈尔?梁漱溟先生说泰戈尔的作品"使人读了之后,随着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心理"。三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确实因为这本书而悄悄改变了。只是这种改变如此微妙,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泰戈尔与梁漱溟,一位用诗说话,一位用哲学思考,却都在指引同一条道路——如何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保持心灵的宁静与尊严。泰戈尔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世界欺骗我们。"梁漱溟则言:"在直觉中,是非善恶自见。"两位智者的思想在我的书架上相遇,在我的生命中交织。
三十五年后重读泰戈尔,我忽然明白,有些书不是用眼睛读的,而是要用生命去经历,然后在某个月明之夜,恍然大悟。那些看似简单的诗句里,藏着需要用一生去解读的密码。那位赠书的女同学或许早已忘记这件事,但那本《情人的礼物》却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教会我在喧嚣中寻找宁静,在平凡中发现神圣,在有限中触摸无限。
泰戈尔的诗如同恒河之水,流过三十五年的光阴,依然清澈如初。而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啜饮这智慧的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