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与烽火

那年秋深，我揣着父亲郑重写下地址的字条，踏进江西财经学院的大门。数日后，趁着国庆两天假日，我与学院工业经济系的同窗老乡叶国新急切地踏上了前往弋阳的火车。父亲口中那个自小玩得最铁的堂伯父，于我却是面目模糊的陌生人——故乡根深叶茂，诸多血脉的枝蔓早已在岁月风尘里疏淡了音信。火车颠簸四个多钟头，及至弋阳，天色已沉得如同浓墨。堂弟李晓永在站口接住了我们。

原以为一位正科级离休干部，居所想必轩敞。待踏进伯父家门，我心头却微微一震：两室一厅的小屋，窄窄六十平米，挤满了半生风尘。伯父却全然不似我预想中凛然的老军人，一见我，脸上便漾开了一团欣喜，几乎要张开双臂将我拥住——仿佛在父亲旧日伙伴眼中，我仍是那个需要抚顶的稚童，又或者是老家贫瘠土地上艰难萌出的新绿，让他格外珍重。初时的拘束，在这暖意里悄然融尽。

饭食是伯父亲自去市集采买，婶婶在灶间精心整治的。伯父家原不止三口，其余儿女皆如羽翼丰满的鸟雀各自成巢飞去，唯余老四晓永，年纪还小，尚栖于父母檐下。饭桌成了时光交汇的河床，伯父的话匣子打开，里面奔流着父亲与他少时在田野间奔跑的旧事。后来，话语的溪流渐渐汇入了烽火连天的河床。

十九岁那年，新四军在家乡泰兴一带宣传抗日，身为家中长子，他竟毅然报了名。初上战场时的惊惧，伯父说得格外真切：“那是在一片荒坟滩上，枪子儿在头顶上嗖嗖地飞……我死死把头顶住坟堆，心里头就一个念头：打哪儿都行，千万别往头上招呼啊！”他说罢，自己先朗声笑了出来。这近乎本能的恐惧，竟成了日后七十余次搏命厮杀的开端——从抗日烽烟到解放战场，再到冰封雪裹的朝鲜，他竟一场未落，也一场未归。抗战时，他曾在师政委身边做警卫，穿梭于陈毅军长召集的会议之间；至于那位政委的名姓，少年懵懂的我当时竟未曾留意，后来再问伯父的长子我的堂哥李维光大哥——同样也是转业军人，他却摇头叹息：父亲极少向子女铺陈那些血火往事。

我不解地问伯父：“这么多年，您就没想过回老家么？”他听了，目光似望穿了眼前饭菜的雾气，投向远方，又缓缓收回，只淡淡一句：“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我去哪。”这话语沉甸甸地落进我心底。多年后我方彻悟，这朴素一句，竟与故乡另一位连长——烈士纪念馆里那位令少年我屡屡仰望的英雄杨根思——那“三个不相信”的铮铮誓言如出一辙。原来生命若能全然交付给信念，生与死都无足轻重，个人归处又算得了什么？这一诺千钧，无声中却已道尽了那一代人魂魄的底色：血火淬炼的脊梁，生来只为扛住时代的山岳。

记得那个夜晚，晓永堂弟大概为我和国新腾出了房间。次日清晨，弋阳城在薄雾中苏醒，我和国新出门闲逛，却遇上一个巨大的遗憾：国庆闭馆，近在咫尺的方志敏纪念馆大门紧锁。那扇未能开启的门扉，仿佛一个隐喻深植心底，竟使弋阳于我再访的机缘，整整缺席了三十余载光阴。

假期匆匆，我们不得不乘凌晨四点的火车返程。晓永堂弟在站台上挥手的身影被夜色裹着，渐渐后退、模糊，最终沉入记忆的深潭。这一挥手之间，便是三十五年光阴杳然。

伯父已走多年，那个少年的我，如今也已退居二线。前不久，辗转联系上了伯父的长子维光大哥。他告诉我，当年我去弋阳时，他恰因公出差在外，未能相逢；而老四晓永，如今在弋阳县机关工作。言谈间，唯有伯父那淡然却重如磐石的话——“服从组织安排”——愈发清晰地浮现出来。

这轻描淡写一句，原是重逾泰山的承诺，它曾托举着少年走出家门，又默默支撑他一生在异乡扎下根须。当年凌晨挥手作别晓永堂弟的站台，原来不仅送走了青春过客，更似一道无形隘口——此岸是少年懵懂，彼岸，则立着无数如伯父般沉默而坚韧的身影。

他们的故事不曾高悬于史册的华章之上，却如砖石般深埋于大地之下，无声托举着今日我们脚下的路途。方志敏纪念馆当年虽未得入，但伯父们以血肉身躯写就的信仰之书，早已在岁月深处悄然摊开：那些朴素无华的字句，竟以最深沉的方式，注解了“家国”二字那磐石般的重量——烽烟散尽，江山重归静好，我们如今每寸安稳的呼吸里，都沉淀着他们当年深埋于战壕与抉择中的无声誓词。

那夜挥别于弋阳站台的灯火阑珊处，少年未曾察觉自己亦成了信使：伯父们用一生守护的火种，正藉由血脉与记忆的微光，悄然传递于时代幽深的长廊之间——使后来者每思及此，便觉肩头亦落下了不可推却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