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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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一事，自古有之。或以为风雅，或以为苦役，然究其根本，不过是将心中所思，眼中所见，付诸文字，留于后世。观古人作文之法，各有巧妙不同，而其中坚持之苦，积累之难，令人感慨。
司马温公以圆木为枕，小睡即醒，十九年不懈，终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想那夜深人静之时，烛火摇曳，老者伏案疾书，偶一瞌睡，头触圆木而惊醒，复又执笔。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竟将三百余万字一一写就。这般毅力，非寻常人所能及。书中记载千年兴衰，帝王将相，百姓疾苦，皆在其笔下流转。写作之于他，似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不得不为，不能不为之事业。
梅尧臣则别有一番情趣。随身携带“诗袋”，见山川秀美，闻市井喧哗，遇友人谈笑，皆录而存之。他的写作，不是书斋中的苦思冥想，而是行走间的即景生情。想来那诗袋中，必是塞满了各式纸片，上面或草草数语，或精心推敲，皆是生活之点滴。这般写作，轻松自在，却也不失为积累之妙法。写作之于他，似是生活之佐料，行走之伴侣，不可或缺，亦不可多得之乐趣。
陶宗仪家贫，无纸可书，乃取树叶而记之。树叶虽贱，却承载了他的思想与见识。他将这些“叶书”整理成《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内容包罗万象，从琴棋书画到种田技术，无所不有。这般写作，虽处境艰难，却依然不减其志。写作之于他，似是一种本能，一种需求，无论贫富，无论顺逆，皆不能阻其表达之欲望。
唐汝询双目失明，不能视物，乃结绳作诗。以绳结之大小、多少、位置，代表不同字句，然后凭记忆整理成篇。如此艰难，竟写诗上千首，多本诗集流传至今。写作之于他，似是一种抗争，一种证明，即使失去光明，依然可以用心看见世界，用手记录心灵。
观此四人之写作，方法各异，境遇不同，然其共同之处，在于坚持与积累。写作非一朝一夕之事，需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方能有所成就。司马光十九年不懈，梅尧臣随时随地记录，陶宗仪于困境中不辍笔耕，唐汝询于黑暗中摸索前行，皆是以不同方式，践行着写作的真谛。
今人写作，条件远胜古人。电脑手机，随手可记；网络云端，随时可存。然反而少见如古人那般坚持积累者。或因诱惑太多，分散了精力；或因生活太忙，无暇静心；或因期望太高，急于求成。殊不知写作之道，本在日积月累，水滴石穿。
写作的本质，在于记录与表达。记录所见所闻，表达所思所感。不必追求辞藻华丽，不必苛求立意高远，但求真实自然，但求持之以恒。如梅尧臣之随手记录，如陶宗仪之随时积累，皆是写作之本真状态。
写作又是一种修行。如司马光之十九年不懈，如唐汝询之克服障碍，皆是在写作中磨练心性，提升自我。写作的过程，即是认识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每写一字，每成一句，都是对自我的超越。
写作还是一种传承。古人作文，皆是为了留下些什么给后世。或为历史鉴戒，或为诗文欣赏，或为知识传播，或为心灵共鸣。写作连接古今，沟通人心，使文明得以延续，使文化得以发展。
今人写作，虽条件便利，然亦当学习古人之精神。不必求鸿篇巨制，但求每日坚持；不必求出名成家，但求真实表达；不必求完美无缺，但求不断进步。写作之道，贵在坚持，贵在积累，贵在真实。
试想若每人皆能如古人那般，以自己之方式，坚持写作，积累思想，则文化之繁荣，思想之活跃，必更胜往昔。写作非作家之专利，而是每个人皆可为之之事。记录生活，表达情感，思考问题，交流思想，皆可通过写作实现。
回望古人，司马光之圆木枕，梅尧臣之诗袋，陶宗仪之树叶，唐汝询之绳结，皆已成为历史佳话。然其背后之精神，却应长存于世。写作之道，不在工具之巧，不在条件之优，而在坚持之心，积累之志。
今人执笔（或敲键）作文时，当思古人之艰辛，念写作之本真。不必外求，但须内省；不必速成，但须持久。如此，方得写作之真味，方显文字之力量。
写作终究是寂寞的事业。无论古今，那灯下疾书的人，总与孤独为伴。然正是这孤独中的坚持，寂寞中的积累，才使文明的星火得以相传，才使人心的共鸣得以实现。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是在延续着自古以来的事业，都是在为文化的长河注入一滴水珠。
这一滴水珠，或许微不足道，但千万滴水珠汇聚，便可成江河湖海。写作的意义，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