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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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八点三刻，我与妻子赶到“扬州院子”南山公馆康养院。1001房间内，电视正播放着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前奏。千人联合军乐团气势恢宏地演奏《保卫黄河》，93岁的大舅颤巍巍地从床上坐起，被大表兄扶到轮椅上。
国歌奏响时，老人干枯的手紧紧抓住轮椅扶手，指节发白。在我们搀扶下，他倔强地挺直佝偻的脊梁，站起身来，右手颤巍巍地举到太阳穴旁——一个老警察庄重的军礼。
“看，咱们的军队。”他喃喃自语，声音嘶哑却坚定。
镜头里，步伐坚定、气势高昂，整齐的方阵中年轻的面孔英姿勃发；轮椅上，饱经沧桑、布满岁月痕迹的脸庞，正与这些青春面孔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望。
大舅的思绪飘回了1937年的湖州。
父亲的藤具作坊在那个夏天格外忙碌，新编的藤椅在阳光下散发着植物的清香。伯父和叔叔在院子里打磨棕器，母亲常氏在一旁晾晒蚕丝。那是江南水乡最普通的殷实人家——耕种养蚕，经营航运，开着茶食铺子。虽非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
鬼子来的那天，天空特别蓝。先是飞机的轰鸣，然后是爆炸声。父亲拉着全家往运河边跑时，回头看见作坊已陷入火海。伯父没能跑出来，他被刺刀捅穿后抛入运河，尸骨无存。那条运河，曾经运送着吴家精心编制的藤器往来苏杭，如今吞噬了吴家的长子。
“逃难”两个字，写起来不过十五画，走起来却是全家的颠沛流离。
全家逃到镇江丹徒的“济善洲”时，只剩下随身包裹。父亲望着长江水，一字一顿地对孩子们说：“记住，一切之根源，皆在国之积弱。”那时大舅才四五岁，却要把这句话刻进骨子里。
1945年，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正在编一只藤箱。他的手颤抖得厉害，藤条一次次从指间滑落。“回湖州去，”他反复说着，“找找咱们的作坊，找找你们的伯母。”
自己陪着外祖父回到故土。哪里还有什么作坊，哪里还有什么家。焦土之上，野草已长到齐腰高。父亲在废墟里徒手挖掘，直到十指出血。最后摸到的，只有一个烧变形的铜铃——那是挂在作坊门口招揽顾客的铃铛。父亲将铜铃揣进怀里，再也没有回过湖州。1979年他去世时，那枚铜铃就放在枕头底下。
阅兵式进行到装甲方阵，钢铁洪流滚滚向前。大舅的双拳紧紧握住，青筋暴起。
他想起1947年的上海，刚满15岁的他在印刷厂当学徒。秘密加入青年团组织的那天晚上，他对着黄浦江发誓：一定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再也不要有人像他的家族那样流离失所。
上海解放前夕，他参加工人纠察队，戴着红袖章在上海街头维持治安。子弹从耳边飞过也不觉得害怕——因为知道这是在为新中国而战。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大舅的肺部仍嵌着一颗弹片。
1950年，组织安排他进入公安机关。此后的岁月里，大舅就像一颗螺丝钉，组织把他拧在哪里，他就在哪里牢牢扎根。公安局、检察机关，变换的是岗位，不变的是那份“为国尽责”的初心。
屏幕上开始展示新型导弹，主持人激动地介绍着各项参数。大舅忽然转头骄傲地说：“这些东西，咱们自己造的。”老人家特别在意这个——因为曾经的中国，甚至连一根铁钉都要进口。
大舅说起往事。外祖母常氏家族，原本也是大户人家。日本鬼子来了之后，父母双亡，兄弟离散，最后只剩下一个患吸血虫病的侄子龙根。“要不是共产党救了龙根，常家就绝后了。”说这话时，天安门广场上万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大舅目光中闪着泪花。
阅兵式结束，大舅久久不能平静。突然对大表兄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三个儿子。”大表兄愣住了。他退休了，相对轻松，来扬州专心陪护老父亲。老二、老三在上海都有着自己的小生意，周末拖家带口过来看望、陪伴老父亲。
“我没有为你们任何人安排工作，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
他颤抖着取出一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一叠捐款单——希望工程、灾区捐款、抗疫基金……日期从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捐款人姓名都是“吴根”，那是大舅的化名。
简单的午餐后，大舅没有让我们推着轮椅在康养院的广场上散步。观看阅兵式的兴奋与久坐轮椅的疲劳，让他很快和衣而睡，嘴角带着微笑。
在他的梦里，一定有这样一个画面：外祖父的藤具作坊重新开张，新编的藤椅在阳光下散发着植物的清香。运河上船只往来，不再是运送逃难的人群，而是满载着丰收的果实。
从湖州到上海，从逃难到安享晚年，大舅的一生就是国家从积弱到强盛的缩影。他没能留下万贯家财，却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根的概念。
这根，是家族的根，更是民族的根。它深深扎进历史的土壤，历经风雨而愈加强韧。根在，希望就在。根深，国家就强。
这大概就是93岁的大舅，最想告诉后人的话。
阅兵这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也是大舅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