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回“读”《水浒》,并非真个捧着书本,而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故乡的打麦场上。夏夜的麦场,平坦得像一张巨大的凉席,空气里还浮动着白日曝晒后新麦的焦香。忽听“镗”的一声铜锣响,清脆、突兀,立刻将四散的喧哗压了下去。说书先生,一位清癯的、穿着洗得发白蓝布衫的老者,便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清了清嗓子,开始了。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时高时低,时缓时急。就在这抑扬顿挫的声调里,一个奇崛壮丽、豪气干云的世界,在我眼前豁然展开了。我“看见”花和尚鲁智深,倒拔了那株垂杨树;我“听见”黑旋风李逵,抡起板斧排头儿砍去。说书先生总爱说,这一百零八人,“本事都大的很”。是的,他们的本事,不单在于能打能杀,更在于他们活得那样痛快淋漓。那些被星光与灯火照亮的夜晚,承载了一个乡村孩子对于“英雄”,对于远方,对于一切超乎想象的壮阔生活的全部向往。
那时的我,从不问《水浒传》“为什么”是名著、是经典。它“是”,便足够了。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夏天的知了必定要叫,秋天的谷穗必定会垂头一样。
后来,我像一颗被风吹远的草籽,离开了那个麦场,走进了书本垒砌起的另一个世界。在密密麻麻的铅字中间,我再一次与《水浒传》相逢。这一回,我不再只用耳朵,更是用了眼睛,用了被无数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去重新“认识”它。
我知道了金圣叹将它捧到与《庄子》、《史记》一般高的地位;我知道了李贽说此书是“发愤之所作”;我也读了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明白它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更看到鲁迅先生冷静的评判;还有伟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些名家的论断,像收集一片片闪亮的鳞甲,急于拼凑出一条名为“真理”的龙。我从童年时那个“是”的给定结论,滑向了另一个被反复阐释过的结论。我们记住了“《水浒传》是四大名著”,记住了各位大家的评价与论断,却鲜少回头,对着那本书本身,问一句最简单的:它“为什么”是?它何以成为经典?那个打麦场上最初的、最本真的惊奇与喜悦,被后来所有这些“深刻理解”所带来的满足感,轻轻地覆盖了。
这些评价本身,无疑都是极有价值的。它们像一支支火把,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了这座文学的殿堂。但问题在于,当我,当我们,仅仅是伸出双手,被动地接受这些光辉的结论时,我们与那部活生生的作品之间,便隔了一层透明的琉璃。我们看得见那边的风景,色彩斑斓,轮廓分明,却再也感受不到那风景里的风,嗅不到那里的泥土气息。
于是,我试着抛下那些沉重的“鳞甲”,再次翻开《水浒》。这一次,我不再只为寻找金圣叹的批注,或是印证某位先生的论断。我试着像那个麦场上的孩子,只用一颗朴素的心去贴近那些文字。
我读鲁达,不再只想到“侠义”的标签,而是看到他拳打镇关西后,那份仓皇失措里的天真与善良;我读林冲,不再只看到一个“忍”字的符号,而是感受到风雪山神庙那夜,那枪尖上挑着酒葫芦的、无边的寂寞与悲凉;我读武松,他那惊人的神勇背后,那份近乎冷酷的缜密与决绝,也让我脊背生出寒意。
那个最初的问题,又一次浮上心头:《水浒传》为什么是经典?是因为金圣叹的推崇,还是胡适的肯定?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百态,还是因其文学造诣高超?我想,答案或许已不必执着于一个唯一的定论了。它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丰富的多元性,在于它能像一面多棱镜,不断映照出不同时代、不同心境的人影。
在我们的认知习惯里,总潜藏着一种对确定性的渴望。从孩提时代起,我们便被教导要记住答案,而非提出问题。学校教育我们“是什么”,却很少引导我们思考“为什么”。这种惯性,让我们在面对知识、理论时,常常不自觉地放弃了追问的权利。
当我回想麦场上那个听故事的孩童时期的自己,那时,虽然不懂《水浒传》的深意,却有着最直接、最鲜活的感受。那种心头一紧、手心出汗的紧张,那种拍手称快、眉飞色舞的欢喜,才是所有深入理解的真正起点。后来接触到的种种解读,本应成为我进一步探索的小径,引我走向更幽深的所在,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驻足不前的终点。
“为什么”这一问,看似简单,却是在我们与作品之间那层透明的隔膜上,轻轻呵出的一口气。借着这口热气,我们才能重新感受到作品的温度。当我们开始问“《水浒传》为什么是经典”时,我们便不再仅仅是知识的被动容纳者,而成了思想的主动参与者。
这从“是什么”到“为什么”的悄悄转变,是从一个听书的看客,到一个读字的旅人的蜕变。金圣叹的评点固然精妙,但若我们只停留在背诵他的语句,那么我们与《水浒传》的关系,便永远隔着一个金圣叹。只有当我们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阅读,去感受,去理解,甚至去质疑时,我们才算是真正与这部书建立了只属于我们自己的联系。
人生的丰厚与明澈,或许正系于我们有多少意愿,去重新找回那一声最初的、带着惊奇与懵懂的“为什么”。在“是什么”的范畴里,我们安顿已知,获得安稳;而在“为什么”的追寻中,我们拥抱未知,也寻得思想的自由。
我对《水浒传》的这点浅浅的体会,想来也折射出我们认知成长的寻常路径。从童年单纯的“好听”、“好玩”,到后来对各种深刻解读的欣然接受,再到最终,渴望回归文本,发出自己的追问,这一圈轮回,并非简单的退回原点,而更像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我们仿佛又回到了起点,但怀里,已揣着了沿途采撷的星光。
任何一部经典,一个理论,倘若只被当作一个僵固的“答案”来供奉,便会渐渐失去其蓬勃的生命力。它们恒久的价值,恰恰在于能激发一代代的后来者,不断地回到那个最初的、泉水般涌出的“为什么”面前。
如今,我再次翻开《水浒传》。那些文字,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墨色依然如故。但我的阅读,已不同于麦场上那个单纯的聆听者,也不同于书斋里那个盲从的年轻学子。我在字里行间保持着我的好奇:这段市井的描绘为何如此鲜活?这个英雄的落泪为何如此动人?透过这些细微的追问,我感到那层透明的隔膜正在消融,我与这本厚书之间,终于有了一阵穿堂而过的、自由的风。
或许,经典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确凿的答案,而在于它激发了哪些值得一再探寻的问题;不在于被多少显赫的名字所推崇,而在于促使了多少平凡的读者,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充满惊喜的探索。
如今,那声锣响已不仅是对故事的期待,更是对所有僵化答案的警惕,是对永恒‘为什么’的呼唤。无论何时何地,我想,我永远忘不了打麦场上那一声清越的铜锣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