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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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的夏天，蝉声像是要把时光拉长。我躺在县医院病床上，消毒水的气味与天花板的裂纹，共同勾勒出那个失意的夏天。高考落榜的痛楚尚未散去，身体的疼痛又接踵而至，十八岁的骄傲被现实打磨得粗糙不堪。
次年开春，父亲推着凤凰自行车走进家门，车铃在露水中叮当作响。“去老叶镇吧。”他说。我坐在后座，手上拎着父亲为我准备的网兜，搪瓷缸在里头轻轻碰撞。
姑父家堂屋静立着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晨光透过木格窗，在铸铁机身上流转，“上海”二字熠熠生辉。那投在墙上的影子，恰似展翅的蝶。
拜师宴摆在八仙桌上。我双手奉上六十元押金，为师傅斟满青瓷酒盅。酒液微漾，就此定下师徒缘分。
裁缝铺子仅十五平米，北墙并列两台缝纫机。马师姐绣牡丹，丝线在光晕中起落；许师姐踩踏板，节奏如未竟的诗行。我的机位面壁而设，墙上粉笔写着尺寸公式，倒暗合“吾日三省”的古意。
真功夫是从针尖上生长出来的。
晨起穿针，线头总在眼前游移；扯布声响，常惊飞窗外麻雀。拆线刀不听使唤，常在指腹留下细痕。师傅说的“四功九势”，初尝是十六字真味：“针脚匀细，线路顺直，松紧适度，边角整齐。”然而，我初学锁扣眼时，斜针走偏；撬贴边时，针脚疏密；车直线时，布像泥鳅一样溜走。
最难驾驭的是那台蝴蝶缝纫机。右脚控制踏板要稳如磐石，双手推送布料要柔似流水。多少个午后，我独自面对空荡的铺子，反复练习。直到那个梅雨天，当雨丝在玻璃上画出蜿蜒水路，我手中的布料终于走出了人生第一道笔直的线条。缝纫机哒哒作响，针脚细密匀停，如窗外雨丝般齐整。
七月蝉声渐稀时，师傅将《现代服装裁剪》推到我面前。书页泛黄，夹着牛皮纸剪成的衬衫纸样。
那夜老座钟敲过十二响，我仍在八仙桌前躬身裁样。剪刀游走的沙沙声，应和着姑父的鼾声。剪口要对准，弧线要圆顺，放缝要均匀。鼻尖汗珠将落未落，悬在纸样上方。
翌日，师傅捏着粉笔在样衣上圈点。从肩线到腰际，弧线流畅自然，似为纸人重塑骨骼。“这里收一分，”他说，“人要衣裳，衣裳也要人。”
当我穿上自制的淡蓝衬衫立于镜前，玻璃映出师傅眼角的笑意。前襟锁眼细密，袖口贴边平整，姑母惊叹：“这像是从供销社橱窗里走出来的。”
针起，针落。六个月，仿佛一生。若不是那阵秋风送来母校复读的消息，我或许真会守着三尺裁案度过余生。临行前夜，抚摸着那件淡蓝衬衫上细密的针脚，忽然明白：每一针都是选择，每一线都是道路。辞别时，凤凰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裁缝铺在视野里渐渐模糊。
后来听说生意日渐冷清，师姐们相继离开，师傅的裁缝铺子终在时代变迁中阖上门扉。
我把缝纫机卖了，抵作补习的学费。六个与针线为伴的月份，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每一寸进步都需细细丈量。收到大学通知书那天，我特意晾晒那件淡蓝衬衫。阳光穿过布纹，樟脑丸的气息里，还蛰伏着熨斗的温度。大学期间，我将它赠予外地同窗。那一刻，针脚里藏着的往事忽然涌现：那锁边时指尖的血珠，那车直线时背脊的汗水，那姑父家天井里漏下的月光，仿佛清晰如昨。
如今每逢路过成衣铺，我总会想起面壁机位前流动的光阴。那些与布帛耳鬓厮磨的晨昏，教会我用针尖丈量人生。有时在梦里，师傅仍站在身后，轻声提醒：“这一针，再往里半分。”醒来时，似乎掌心还留着熨斗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