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书

父亲生于虎年孟夏，殁于虎年寒冬。八十五载人生，宛如一本未曾装订的线装书，纸页泛黄，墨迹沉静。每翻一页，便有旧年月色，簌簌抖落。

我属羊，乡人常说“羊落虎口”，意指属相相冲。母亲却念叨，算命先生说过我俩“明绞暗不绞”。回想起来，自我记事起，确极少与父亲争执。他的身影与声息，如墨入纸背，任凭岁月如何漂洗，痕迹愈深。

一、 八斤小麦

父亲走后，灵堂设在老屋。亲眷哀容，满堂静默。忽闻低微啜泣，抬眼望去，一位老妇携中年男子立于灵柩旁。我走近，那男子竟是我二十年未见的初中同窗。他紧握我手：“老同学节哀。听闻老爷子走了，我陪母亲来送送。”老妇眼中含泪，声音微颤：“孩子，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恩人。当年最难的时候，他送来八斤小麦……救了我们娘俩的命。”

八斤小麦？我心头一震。

彼时家中，父母二人劳作，六张小口待哺，何尝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生产队难得管午饭，父母总把饭打回来，倒进锅里加水煮薄，才勉强喂饱全家。青黄不接时，我们便爬上榆树，捋下榆钱烧一锅稀薄的“菜粥”，米粒在锅中寥若晨星。父亲也曾为哄我们喝下淡薄的大麦粯子粥，许下隔日小鱼锅贴的诺言。不知他是放鸭时顺手捕得，还是咬牙从集市购回，总之次日灶台果真腾起鱼香。那玉米锅贴蘸着红汤，成了贫瘠年月里奢侈的欢愉。

而父亲，竟在如此窘迫中，将八斤活命粮悄悄递给了他人。

这义举，母亲或许不知，或许本就是他们反复掂量后的共同抉择。父亲远行了，可那缕麦香，那点救命的温热，如同不散的魂魄，依然萦绕于故土的阡陌之间。这无声的馈赠，恰似他一生未曾说破的深心，在别人最深的饥饿里，投下了自己的沉重份量。

二、 滴酒之戒

父亲一生滴酒不沾，我们姐弟六人对此深信不疑。只在年节团圆或家逢喜事，为不拂儿女心意，他才勉强浅啜一两口，动作生疏而滞涩，仿佛饮下的不是美酒，而是不得不服的药汤。

祖母年过九旬后，每晚必饮一小杯，直至一百零二岁。孙辈返乡也常捎佳酒孝敬。她一百零三岁时神志渐昏，酒便停了。祖母寿终时，父亲八十三岁，仍守着他那滴酒不沾的清规。

父亲兄妹六人，二叔三叔皆海量；大姑因血压高从不饮酒；二姑、小姑虽年逾耄耋，席间二两白酒仍不在话下。我们姐弟，除大姐大哥守在父母身边，其余散落他乡。每逢父母寿辰或年节团聚，兄弟闹酒争胜，母亲着急拦阻，父亲却总是笑呵呵地旁观，仿佛那喧嚣与他隔着一层透明的墙。

父亲走后，大家庭相聚仍会请来二叔三叔。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二叔忽然说道：“你们酒量不行，跟你们爸比，差远了。”举座皆惊。二叔浑然不觉，继续解释：“你们爸，年轻时候，斤把白酒不在话下。”三叔也在一旁点头称是。

二叔的话，如石投心湖，漾开层层涟漪。我蓦然明白：那清规戒律之后，藏着的是一位长子与父亲无声的担当。在弟妹们、子女们舒展的生命旁，他悄然收束了自己的豪情。原来那戒律的堤坝，围住的竟是一泓深不可测的海洋；他收敛自己的奔涌，不过是为了让弟妹们、子女们的生命之水，能够更无碍、更欢畅地流淌。

这滴酒不沾的戒律，是他以一生沉默写就的、最深沉的爱与责任。

三、 “公”字木印

幼时家中藏有一枚奇特的木印，约二十厘米见方，两厘米厚，中间镂空雕着一个醒目的“公”字。父亲只说那是“印”，至于用途，我懵懂不知。

那年秋收，忙碌的晒谷场上，社员们将金黄的谷子堆成一座座小山。暮色将至，父亲带我携印前往。队长阚老手持另一枚镂空印记迎上来：“收工了，盖印吧。”阚老的印字我已模糊，但确与父亲的“公”字不同。

盖印开始了。父亲在谷堆半腰按下木印，使坡面与印面相平，再小心翼翼提起，坡面便赫然凸起一个清晰的“公”字，周围则陷下两厘米深的凹槽。父亲随即用草木灰细细填平凹槽，使灰面与坡面齐平。阚老则在父亲印记旁，如法炮制盖上他的印记。如此间隔一米左右盖印，直至所有谷堆都被这两枚不同的印记“锁”住，最后才覆上厚厚的麦草帘子。

归家田埂上，我好奇发问：“为啥要盖印？”父亲答：“公家的粮，做了记号。印记散了，就说明谷子被动过。”“那为啥盖两个不同的印呢？”父亲神色严肃起来：“只盖一个，假如夜里盖印的人自己偷搬了谷子，再重新盖上，岂不出事？明早掀开帘子，两个印记都完好，大家才放心。”

镂空的“公”字方印在暮色里沉落，草木灰填平的凹槽，无声封存着集体时代最朴素的监督智慧。多年后，当我佩戴上行政执法徽章，总会蓦然回到那个黄昏——两个庄稼汉躬身如弓，以最原始的契约精神，为公家的粮仓郑重落锁。那草木灰勾出的朴素印记，原是中国农民对“公”字最本初的信仰与守护，更是他们留给后世子孙，最沉默又最珍贵的遗产。

四、 长姐之诺

一次去大姑母家闲坐。谈及往事，大姑母对我说：“你们小辈，其实没吃过什么苦。我做姑娘时，和你爸那才叫苦。你爸十多岁就带着你二叔，日日早出晚归放鸭，风里来雨里去。中午带点干粮，遇着好心人家，能讨碗热水；若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只能就着河沟冷水啃冷干粮。我比你爸小两岁，弟弟妹妹都小，帮不上大忙。每天推粪车、挑箩担，有忙不完的工。一次，我累倒了，你爸看了心疼，把叔叔们叫到跟前叮嘱：‘你们长大了，千万别忘了大姐的辛苦。将来大姐出嫁了，一定要好生待她。’”

尽管四十载光阴流过，大姑母谈及此事，眼中暖流依然难抑。这沉甸甸的叮嘱，想必是她珍藏心底最贵重的“嫁妆”，更是几十年风雨路上最坚实的精神柱石。父亲肩起的长子重担，不仅扛住了风雨，更在弟弟妹妹心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温存印记。这份源于血脉、成于患难的手足情深，比任何誓言都更加牢固。

五、 五子之名

父亲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时代烙印——重男轻女。一九五五年，大姐出生，不识字的父亲执意为其取名“改儿”，期盼下一胎是男孩的心思，不言而喻。

自一九五七年大哥“亮”出生，到一九六九年五弟“国”降临，父亲拥有了五个儿子，分别取名亮、堂、泉、圣、国。五个名字连缀成“亮堂泉圣国”，寄托着他朴素而炽热的家国期望。

他坚信，唯有读书才能凿穿命运的厚壁。为此，他定下家规：女儿勤于劳作，不必入学；儿子专心向学，不事农活。大姐“改儿”一生未进学堂，默默承担起家中繁重劳务；而五个儿子的求学之路，却承载着父亲全部的寄托与心血。

他对长子“亮”尤其倾注。七十年代初，大哥刚上高中，父亲便省吃俭用为他购置了全家第一块上海牌手表，不久又添了永久牌自行车。怕儿子在校挨饿，月末回家总让他带上一袋炒面，哪怕家人只能喝稀粥果腹。

对每个儿子的学业，父亲都倾力支持。三哥“泉”勤勉好学，成为村里八十年代第一个大学生，这让父亲倍感自豪。我年少因病辍学，意志消沉，父亲支持我重拾学业，最终成为村里第三个大学生。五弟“国”也不负期望，成为村里第四个大学生。

那双一生不识字的眼睛，始终固执地望向知识的远方。在贫瘠的岁月里，父亲用他最质朴的方式，在五个儿子心中栽下了求知的种子。他倾尽所有，只为孩子们能通过教育，撑破命运厚重的屋顶。这份对教育的执着与期盼，成为他给予我们最厚重的馈赠。

六、 终章与回响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女儿出生。父亲来扬州探望孙女时，忽感呼吸艰难。我陪他就诊于江苏省武警总医院，当肺气肿的诊断书飘落掌心，父亲默默戒掉了相伴五十载的水烟袋，回老家静养。此后十多年光阴，他在乡间麻将牌的清脆碰响里，默默等待着散落四方的归鸿。直至八十五岁那个深冬，他终于永远歇息在祖母身旁。

如今每到清明，田埂上那个盖完公印的黄昏总悄然浮现：父亲牵着我，夕照慷慨地将我们影子拉得奇长，仿佛能一直延伸到时间尽头。

十四载春秋流转，父亲的木印大约已化为老屋梁上一缕若有似无的沉香。而那个“公”字，却带着草木灰的微涩气息，深深锲入了我的血脉深处。

父亲这本未装订的书，每个章节都浸润着旧时月色。他一生恪守的长子之责，滴酒不沾的清规，那枚守护公粮的木印，那袋救人性命的麦子，连同他投向五个儿子名字中那片知识星空的固执目光，最终都化为草木灰填平的“公”字凹痕，沉入我的骨血。

那草木灰填平的凹痕，是“公”字最沉默的注脚。父亲躬身如弓的侧影，成了我心头一枚永不磨灭的印记。它朴素如土，沉静如灰，却如大地般承载了最深的公正，亦如大地般沉默地滋养着后来者的一生。

当我低头审视案牍卷宗，那身影便悄然立在所有是非曲直之前，以沉默的刻度，丈量着我所行过的每一步路。

这本名为“父亲”的书，或许永远无法完全装订成册，因为它仍在时间中缓缓书写，由风，由记忆，由我们继续前行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