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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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此时，一种熟悉的肃穆便缓缓降临。街边的标语，暗下去的屏幕，人群片刻的静默——这些形式年复一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时常自问：我究竟在纪念什么？那段如山的历史，与我、与我的家庭、与我脚下的土地，究竟如何相连？
我纪念的，首先是那些曾经炽热存在的生命。
1937年的冬天，南京。那不只是教科书的一页，更是无数家庭骤然破碎的寒冬。“三十万”这个数字过于庞大，常常让人难以触及实质。直到有一年，我在纪念馆看到一面墙，墙上刻满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名字：张三，李四，王五……有匠人，有教师，有怀抱婴儿的母亲。那一刻，撼动我的不再是宏大的史述，而是无数个被暴力截断的人生。他们也曾为生计奔波，为琐事烦忧，在日暮的炊烟中期盼归人。所有这些寻常的图景，在四十余天里，被碾作尘埃。
他们未能见到下一个春天。他们不是模糊的“遇难者”，他们本应有漫长的一生。史料中一个细节令我悚然：一位幸存者回忆，浩劫之后，南京的许多水井，打上来的水经年仍泛着暗红。原来，“山河血染”并非虚言，它就渗入每一寸土地的记忆里。纪念，于我而言，首先是不让这些面孔彻底湮没于黑暗，是承认他们曾真切地活过、痛过、被彻底地辜负过。
从这些具体生命的消逝中望去，我看到的不只是伤痛，更是一个民族为何必须自强的、最残酷的答案。
我的妻舅在回忆录里写道：“鬼子来的那天，天格外蓝。先是飞机的轰鸣，然后是爆炸。父亲拽着全家往河边跑，回头时，家里的作坊已陷火海。伯父没能出来。”这般惨剧，是旧中国积贫积弱时最深的伤疤。它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尊严从不从天而降，和平也非理所当然。它们需要用坚实的脊梁与力量去捍卫。
这力量，不仅是钢铁与枪炮，更是一个民族凝心聚气的精神。我读过南京保卫战中一位普通士兵的家书，字迹稚拙，却写道“舍身赴国难，誓与南京共存亡”。我也记得拉贝日记里，那些冒险庇护同胞的普通市民。在最暗的时刻，这些平凡人身上迸发的勇气与善念，犹如废墟中的火星。它们让我相信，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命力，从不在于未曾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总有人能从泥泞中，将希望一寸寸拾起。
于是，铭记历史对我而言，绝非沉溺悲情。鲁迅先生言：“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正视”那段至暗，是直面我们的民族曾经历的浩劫；“敢当”，则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将接下来的路走稳、走好的担当。
这份记忆，自然牵引我思考自身与今日中国的关系。
正因经历过那般黑暗，我们才更知光明的分量。我生于和平年代，长于日渐富强的中国。我已习惯清晨街边的烟火气，周末影院的热闹，指尖连接世界的便捷。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子，对1937年冬的南京而言，曾是遥不可及的梦。我常想，我们今日这份“日常”，正是从那场深重苦难里，一代代人用汗水、智慧与生命接续写就的篇章。
历史的教训，赋予今日道路以清晰的逻辑。那份对“自强”的渴求，已化为和平发展的坚定步履。我们深知战火之痛，故竭力筑就繁荣与安宁；我们曾受侵凌之苦，故在国际交往中，始终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从积极参与国际维和，到推动合作共赢的发展倡议，今日中国所承担的责任，正是对历史最深刻的回应：我们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也愿为世界的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公祭日的警报声，于我，是回溯，更是眺望。它回溯那些永驻寒冬的生命，也眺望我们每人肩头的重量。国家的复兴，听起来宏大，落到实处，便是能否将脚下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公正、文明、繁荣，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安享这和平。于我，做好本职，善待他人，保持清醒，守护社区和谐，便是在自己的位置上，扛起一份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责任。
这份责任，最终将由我承载，并向未来讲述。
我不会以仇恨灌溉后代，但会告诉他，我们为何珍视眼前一切。我会带他去南京，在“哭墙”前细读那些名字，告诉他每个名字都曾对应一个鲜活的人生；我也会指给他看这座城市如今的车水马龙、梧桐成荫。历史并非远去的尘埃，它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铭文，提醒来路，叮嘱去向。
公祭日的钟声年复一年。它是集体的哀悼，亦是对生者的叩问：在拥有了先辈以鲜血换来的今天，我是否活得认真而负责？是否无愧于这份沉重的托付？
记忆如山。它并非为了压弯我们的脊梁，而是让我们在知晓所有黑暗与沉重之后，更能挺直身躯，面向未来。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所能做的，便是带着这份清醒的记忆，去爱具体的人，做好手边的事，守护好这平凡而珍贵的日常。
将日子过好，让未来一代比一代更从容、更有尊严，这便是对历史最深沉的告慰，也是一个普通人，对家国最本分而真诚的贡献。钟声回荡，让记忆沉入心底，化为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