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

手机的震动声，混在掼蛋的哗啦声和酒后的哄笑里。我看了一眼屏幕，是某文学网站主编征夫老师。心头一紧。牌友催我出牌，我侧身接通电话，周围的喧闹下意识压低了些。

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温和：“李老师，看了您的稿子，有个错误需要纠正一下，您将元朝书画家黄公望，写成宋代了。”

他稍稍停顿，仿佛在留时间让我消化。接着又说：“这不是小笔误。朝代弄错，关乎基本史实。”

酒意瞬间退去大半，脸上发热。元代，宋代。一个朝代的误差，几百年的光阴，在我的笔下轻轻滑错了位置。羞愧之外，辩解的话抢先涌到嘴边。我大概嘟囔了些“我就是个公务员，业余写写”、“不是专业的”、“给您添麻烦了”之类的话，语气里透着自己都能察觉的推诿。

电话里安静了片刻。然后，征夫老师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平稳：“我也是公务员。”

只有六个字。我左手举着电话，右手还捏着没打出的牌。酒桌上的热闹、朋友的催促，忽然被推得很远，像是隔了一层玻璃。我仿佛看见自己，一身酒气，在为一把牌的输赢较劲；而同在这片夜色下，另一位同样忙完公务的人，正对着灯光，仔细审读一篇陌生人的文章。他审视的，不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朝代，更是一份托付。我的惭愧，这时才真真切切地漫上来，淹没了所有杂念。

他随即告诉我，稿子决定用了。但这个错误，他觉得必须让我本人知道。

挂了电话，牌局变得索然无味。我提前告辞，走进冬至前寒冷的夜里。风一吹，脑子更清醒了。“宋”和“元”，两个简单的字，笔画差不多，背后却是山河变色、王朝更迭。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画的是元朝的山水，若被我安错时代，文章发表出来，在懂行的人眼里，会是个多么刺眼的笑话。对我，是知识浅薄；对发表它的媒体，则是难以弥补的硬伤。编辑老师在那深夜里，用他的细致，为我，也为读者，避免了一次失误。

这让我想起古人对待文字的态度。他们好像总是在“苦吟”。贾岛为了“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在驴背上反复比划，纠结的不是两个字，是月光下整个画面的动静与意境。王安石写“春风又绿江南岸”，先用“到”、“过”、“满”，都不满意，最终找到那个“绿”字，让春风有了颜色，有了生命。他们面对文字，小心翼翼，反复斟酌。那种“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执着，背后是对笔墨的敬畏。他们相信，字词有它的分量和位置，安放好了，文气才通，意境才对。

而我呢，一个业余写作者，在写下“黄公望”时，可曾想过要核实一下他的生平？大概没有。凭着模糊印象就落了笔。这种轻率，和古人灯下的推敲，相差太远了。文字于我，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即兴的抒发，一种爱好的点缀。我享受写成一篇的满足，却忽略了组成文章的每一个字，都需要踏实和准确。

征夫老师那句“我也是公务员”，此刻回味，含义很深。它轻轻抹去了我用“业余”当借口的那点心思。它告诉我，身份与职业，并非怠慢知识的理由。这是一种无言的示范：即便忙碌，即便本职并非于此，对待经手的文字，也应有一份基本的责任。他是在为一位陌生的作者负责，也是在为那些可能读到文章的、信任他们的读者负责。

编辑究竟是做什么的？以前我觉得，是挑选，是评判，是决定文章能否面世的人。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更是守护者，是修补匠，是站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那道人墙。他们背对着可能的热闹，面对着寂静的文稿。他们的工作，是把那些带着灵感也带着疏漏的文字，耐心地梳理、核对、打磨。他们修正错误，理顺逻辑，甚至调整标点。他们让文章能以更清晰、更准确的样子，抵达读者的眼前。他们的名字很少醒目地出现，但每一篇经过他们手的文章，都留着他们细心的痕迹。征夫老师深夜的那个电话，就是这痕迹最清晰的印记。

这个错误，像一记及时的提醒。它告诉我，每一次落笔，都应当心存谨慎。面对历史，要有敬畏；面对知识，要有求证的习惯；面对文字，要有起码的诚实。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份“寸心”里，必须包含对真实的坚持，对细节的在乎。写作的快乐，必须建立在这种如履薄冰的认真之上。否则，再漂亮的情感与感慨，根基也是不稳的。

我想起征夫老师平静告知稿件采用时的语气。没有训斥，只是陈述事实。这让我更清楚地感受到一种风度：对事，严格把关；对人，留有体谅。他守护的是文字的严谨，或许，也小心地呵护着一个业余作者那份朴素的热情。

回到家里，我走进书房。窗外，夜色已深，城市渐渐安静。我打开电脑，找到原稿，光标移到“黄公望”前面，删掉了那个“宋”字，然后，郑重地，敲下了一个“元”字。

屏幕的光，静静地照亮书桌一角，也照亮了这个让我清醒、让我反思的夜晚。历史，被轻轻拨回了它本来的位置。而我心里一些关于写作、关于责任的东西，似乎也从今夜开始，悄然摆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