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救命的锚链

书柜深处，一个牛皮纸信封，内有一本1988年的日记。纸页泛黄，一行稚嫩的字：“今天差点淹死在武汉江口，但活着真好。”

一晃，三十七年了。

那年我二十岁，高考落榜。

记得那年夏天，我把成绩单揉成一团，塞进抽屉最深的地方。窗帘拉上，我把自己埋进黑暗里。母亲在门外走来走去，脚步声轻轻的；父亲晚饭时咳嗽几声，最终什么也没说。

第三天，外出归来的二哥推门进来。他大我七岁，做生意。

“跟我去趟襄樊。”

“不去。”

他把烟点上：“我需要个帮手。再说，你总不能当一辈子缩头乌龟。”

出发那天清晨，母亲往我包里塞了六个煮鸡蛋，用旧报纸裹了一层又一层。父亲站在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十块钱：“在外注意安全。”六个字，在喉咙里滚了好几遍。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看电线杆一根一根往后退。

黄山站停车时，二哥递过四块钱：“买只烧鸡。”我把手伸出窗外，一双粗糙的手把油纸包塞进我掌心。居先生从行李里掏出半瓶白酒，拧开盖子，抿一口，递给二哥。两个人就着一只烧鸡，你一口我一口。

居先生是二哥的生意伙伴，四十出头，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他拍拍我肩膀：“你二哥说你读书读傻了。得让你看看真实的世界长什么样。”

襄樊的旅馆很小，但干净。傍晚，居先生指着楼下的烧鸡摊：“老四，去买只母鸡来下酒。”

我跑遍整条街，回来认真地说：“这条街都没有卖母鸡的。”

两个男人愣了一秒，然后笑得前仰后合。我脸一下子红到耳根。那天晚上啃着鸡腿，我突然意识到：读了十几年书，连这么简单的玩笑都听不懂。

签合同那天，二哥和居先生出门办事，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我躺在床上数墙上的裂纹，一条，两条，三条……，不知过了多久，窗外的光线开始暗下来。我第一次感到孤独的重量，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

生意谈成了，晚上宴请客户。饭桌上，二哥凑到我耳边说：“这批木材要运到泰兴过船港，我把房子抵押了才凑够本钱。”

我心里一惊，这生意居然担着这么大的风险！

装船那天下着小雨。六十立方米的木材在码头上堆成小山。“我还有其它的事处理，你跟居先生走水路，路上听他的话。”二哥拍拍我肩膀。

七十五吨的货船载着六十方木材鸣笛离岸。船老大姓左，满脸络腮胡子；船主姓张，小年轻，新婚不久，夫妇俩一起跟船。老板娘喜欢音乐，船舱里循环播放《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歌声混着柴油机的轰鸣，在汉江上空飘荡。

第三天傍晚，船在一个记不清名字的湖北小镇靠岸。我下船走了走，在镇子边上看到一块斑驳的石碑——红军纪念碑。碑文有些模糊，我掏出手帕，把上面的灰尘擦了擦。天色暗下来，碑身凉凉的。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历史课本里长征的故事。那些穿着草鞋的年轻人，他们当年是否也曾在某个黄昏，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第五天清晨，被左师傅喊醒：“汉口到了！”

我跑到甲板上，天边泛起鱼肚白。汉江与长江交汇的地方，浊浪和清流纠缠了好几里。左师傅指着那里：“这叫中国第一角。”货船在晴川码头停靠时，我仰起头，看见了对岸的黄鹤楼。那一刻，课本里“晴川历历汉阳树”的诗句，忽然有了温度。

武汉水上交通检查站的人上船，看了看居先生递上的一堆资料，说手续还差一点，要停靠补办。

第二天下午，居先生去相关部门补办手续，船老大去采购补给，老板夫妇去军校访友，船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阳光晴好，或许是周日的原因，对岸江滩上忽然热闹起来。游泳的人一个接一个跳进江里，在浊浪中一起一伏。我看着看着，心跳突然快了。于是，不假思索，脱去外衣，深吸一口气，跳进了长江。

冰凉的江水瞬间把我包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水流已经拽着我往下漂。我拼命划水，岸却越来越远。恐惧像一只手攥住了我的喉咙。挣扎着，呛了几口水，终于抓住货船的锚链。摸到铁链时，指甲已经劈裂了，血渗出来，但我不觉得疼。

趴在锈迹斑斑的锚链上，我大口喘气。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死亡离我这么近。

没有人发现这场冒险。那天夜里，我躺在船舱里，听着江水拍打船体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嘲笑我的鲁莽。迷迷糊糊中，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截顺流而下的木头，漂啊漂，靠不了岸。

货船在安庆又遇上检查。居先生跟着办事员楼上楼下跑。我看见他把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塞进文件袋，工作人员的态度立刻和缓下来。

等船重新开动，居先生清点剩下的现金，苦笑着摇摇头：“又亏了。这趟要白跑。”

我想起二哥抵押的房子，心里一阵绞痛。

船到泰兴那天，下着暴雨。二哥早就等在卸货场，浑身上下湿透了。卸货的工人喊着号子，汗水混着雨水，在他们古铜色的背上流淌。几个戴红袖章的人晃过来，二哥立刻迎上去，点头哈腰递烟。我站在雨里，看着二哥弓着的背影，有些莫名的心酸。

临别时，张船主对沿途耽搁的时间只字不提费用的事，只说要两副麻将。“泰兴麻将做工好。”他笑着拍拍我肩膀，“小伙子不错！以后常来湖北玩。”

《黄土高坡》的旋律再次响起时，我发现自己居然能跟着哼了。

回到家，我对母亲说：我想复读。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红了眼眶，连声说好。

那一年的每一天，我都学到深夜。母亲半夜起来，总能看到我房间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有一次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荷包蛋，站在那儿看了我半天，什么也没说，又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离家的火车上，我望着站台一点点远去。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汉江里那根救命的锚链，居先生数钱时颤抖的手指，二哥雨中的背影，张船主接过两副崭新麻将时满脸的笑容。

三十七年过去了。

长江水依然日夜奔流，而那个在浪花中挣扎的少年，早已找到了自己的岸。

那场远行，不过两周。但有些路，要用一生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