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棵泡桐树

大哥从山东回来那年，带回了五根泡桐树苗。

一寸粗细，齐人高，树皮光滑青绿，看着叫人喜欢。父亲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栽在家门口路边的自留地里。那年我刚小学毕业。

大哥是文革最后一年高中毕业的。高考没恢复，推荐上大学也轮不到我们这种祖祖辈辈种地的人家。他就去学了针织手艺。人聪明灵巧，师傅待他好，两年满师就去了浙江。那时候浙江的乡镇企业走在前面，大哥的手艺在那里吃香。后来又去了山东，那边为了留住他，同意让刚结婚的大嫂一起进厂做助手。

在山东那几年，大哥偶尔写信回来，说那里风沙大，地也硬，不像咱家沙壤土那么松软。他说他经常梦见家门口的那条路，梦见路两边空荡荡的，没一棵树。所以那年回来，他就带了几根树苗。他没说是专门选的泡桐，只说这树长得快，不几年就能成荫。我后来想，他在山东那几年，大概心里一直缺一片树荫吧。

泡桐栽下后，长得真快。

家乡的沙壤土疏松肥沃，排水又好，正适合泡桐生长。村里人说：“一年一根干，三年像把伞，五年能锯板。”我初中毕业时，那五棵树早不是当初的细棍子了。地径有二十厘米，胸径也差不多十五厘米，树冠撑开来，真像五把大伞，荫凉能遮好几米宽。

我上高中那会儿，大哥二哥分开过了。老家七间房，兄弟俩分了东边三间，堂屋共享，房产各半。大哥还在外面做活，二哥从部队复员，去了镇上粮管所，离家十五公里。他每礼拜骑自行车回来一趟，有时带一袋面或者几斤米，也不多话，撂下就走。路过那五棵泡桐，偶尔停下来拍拍树干，说声“又粗了”。高一时候我每月生活费二十多块，父亲给。父亲还要供在盐城读师范的三哥，光靠地里刨食，家里养猪，够他受的。我和三哥生活费不够的时候，大哥二哥都要贴补些。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跟大哥二哥开口要他们分摊的。

门前的泡桐树，父亲没说分给谁。说到底，大哥二哥就分了那几间房和门前屋后一点自留地。

高二时三哥毕业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被借调到我们学校当老师。五弟也考进同一所高中，跟我同校。三哥一个月一百多块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三个人吃饭。同住一个学校，三哥除了照顾我们生活，工作之余，还要常常关心我和五弟的功课。

我高中毕业那年，家门口泡桐主干通直圆满，地径已达四十厘米，胸径也在三十厘米往上。树冠开阔，树皮还算平滑，但已经布满了浅色斑点。

后来我考上大学。三哥身无分文，还是结了婚。

一九九二年，毕业前一个月，父亲照例要寄生活费。南昌物价不高，学校每月补贴十八块，自己再花六七十就能凑合。父亲寄来了一百五十块。那时候五弟还在补习，他已经两次高考落榜了。大哥因针织行业不景气，改行了，二哥也离开粮管所，自己小本经营了，两人生意都难做。三哥工作虽稳当，日子也紧巴。我不知道这一百五十块钱父亲是从哪里弄来的。

七月毕业回家，门口那五棵泡桐不见了。

父亲说，卖了。钱抵了你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站在自留地里，看着那五个圆圆的、像砧板一样的泡桐树根切面，心里酸得说不出话。

那年八月，我被分到离家一百多公里的扬州郊外一个乡镇税务所。刚赶上工资调整，每月一百九十块，加误餐补助，能拿两百四。九月份领工资时，连八月份半月的工资和补助一百二十块，一下子拿到了三百六。

礼拜天，我赶紧坐车回老家。

五弟考上天津商学院了。我把学费送回去。

从那以后，我每月给五弟寄生活费，一直到他大学毕业，来到我工作的地方，进了近在咫尺的扬州工学院。

这时候，离门口那五棵泡桐树被锯掉，已经过了四年。

再后来，五十万伏的高压线从老屋上空经过，老屋被拆了。

我常想起那五棵泡桐树。

想起它们春天开紫色的花，一簇一簇的，朝着天空。夏天撑开阔大的叶子，在地上投下浓荫。父亲有时在树底下乘凉，抽着烟，不说一句话。二哥偶尔从粮管所回来，会搬个小凳坐到父亲旁边。三哥借调到我们学校那阵子，也常在树下站一站。那五棵树，就像我们兄弟几个，各自长着各自的枝丫，根却缠在一处。

那五棵树卖了多少钱，我至今不知道。大概也不是很多。但就是那些钱，让我在大学里吃完了最后一个月的饭，领到了毕业证书。

大哥当年从山东带回树苗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有一天它们会被锯掉。他只是觉得，家门口该有棵树。就像父亲当年供我们兄弟几个读书，也没想过哪一天能收回什么。他只是觉得，孩子该念书，就咬着牙供了。

我站在老屋旧址前的时候，高压线在头顶嗡嗡地响。自留地早就没了，但那五个泡桐树根的位置，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树没有了，老屋没有了，父亲也早已不在了。

可那五棵泡桐，一直站在我心里，总也挥之不去。